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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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中，猛烈地抨击儒家学说及其伦理道德。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发表的文章中，他反复证明说，儒家学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并不适合现代社会。它所宣传的，是一种“泯灭人性、尊严的道德”，而且它“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这种“蒙昧而陈腐的文化”必须完全铲除，以使青年人从暴君式家庭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民族的能量得以释放。他与保守派毅然对立，并宣告：“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49
胡适提出意思类似的口号：“打倒孔家店！”他把类似于拉丁文的古汉语通俗话，倡导用白话文著书立说、出版杂志，并作为简化文字运动的领导人而载入史册。而《新青年》早在1918年就开始以白话文出版，其他杂志也紧随其后，一个大众化的政治和思想讨论从此得以展开了。
鲁迅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基于对中华民族有可能被灭绝的担心，以尖锐辛辣的语言猛烈抨击儒家的道德学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与读者见面，在这份“日记”中，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把儒家社会看作人吃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在虚伪的道德口号下的人是狼，所谓的友好和诚信实际上是人吃人。他指责传统的卫道士们口口声声要维护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上所要维护的，全是“糟粕”。
新文化，你在何处？（1923～？）
这种新的中国文化，也就是《新青年》以及其他杂志的作者们都以“新”这个定语在标题中所表示的中国文化，所要创造的东西，是由西方文化中优选出来的东西所构成的。一场在西方世界所有现代哲学和文化著述中去搜寻建筑材料的热潮开始了。蔡源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成了讨论新思想、新观念的中心，而所有这些新的东西无不来自于西方。蔡把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汇集到他的大学。陈独秀领导着哲学院，胡适教授着文学。
在第一年时，所有的知识分子都积极参与接受西方的民主文化，“德先生”（民主一词英文音）和“赛先生”（科学一词英文音）成了主导的标志。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民主的偏爱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而发生了变化。他们对西方深感失望，因为尽管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庄严的誓词宣告了民族自决的权利，可是西方列强却根本不想放弃它们在中国的优惠权，而且在凡尔赛还要把德国在山东胶州的租界地转给日本。事实上，权力政治游戏仍像过去那样，强者对弱者继续享有一切特权。而新的苏维埃却宣布，它们放弃当年沙皇帝国对华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俄国革命的成功也向世界上所有的人证明，一场这样的革命在一个非工业国家也是可能的。俄国革命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而这些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先锋队。人民群众必须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所领导，中国的知识分子责无旁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此刻向他们提出了一个负有神圣使命的领导任务。
即便中国知识分子略微早一些接受了西方民主，他们所希望的也未必是一个民权、民主的政府，而更可能是一个更强大的、人人都充满爱国热忱的国家形式。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他们要砸碎儒家的封建枷锁，唤起每个人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于这么两个特征：首先，马克思主义被理解为科学的理论，并以此赢得了对科学充满激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尚。第二，马克思主义赋予中国人历史使命，中国不必与西方捆绑在一起，相反，它可以成为世界革命的先驱。故此，陈独秀最初还是追求西方民主的主要人物之一，很快就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与陈类似的还有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曾安排年轻的毛泽东作图书馆助理员。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帮助下，最早的共产党支部于1920年分别在上海（陈独秀领导）、北京（李大钊领导）和湖南（毛泽东领导）诞生。
1921年，在上海会议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3年，孙中山接受列宁主义重新改组国民党。由此，国共两党之间的竞争确定了这个时代的社会氛围。“五四运动”的时代结束了，它以摧毁古老的儒家文化而为随后的时代作了精神上的准备。“五四”的成果在于，它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最大的问号，那就是：儒家文化的位置应该由什么来取代？在此后不久，共产主义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三部 一张白纸：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
（1949～1976）
第十三章 后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
（1949～1952）
北京，1949年10月1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在昔日皇帝居住过的高墙深宫前的广场上，人们静静地等待着。在中国人心目中，这里是中国和世界的中心。下午3点，天安门城楼上终于涌动了起来，在经历了长征考验的最亲密的战友们的陪同下，毛出现了。他穿着一套蓝色的中山装，这套服饰后来被世人称为毛式服装。毛俯视着广场上沸腾的人群，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用激动而略微颤抖的声音向世界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不同于1918年彼得堡的列宁，他并非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宣布者，而是以民族的解放者出现的。他在胜利前就将红军改名为人民解放军。同样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也欢呼他为民族的解放者，他使中国深受几百年的屈辱之后重新获得了独立和统一，获得了尊严。
新成立的中国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民主专政”。属于人民范畴内的不仅有工人和农民，也有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工商业者以及餐饮业人员）和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农村的“封建地主”和城市里的“官僚资本家”被排除在外，后者与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联系密切。
共产党显然是人民统一战线的领导者，谁属于人民范畴，谁不属于是由共产党决定的。共产党也清楚，什么对人民有益，什么有害。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问题，毛于1940年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做了阐述。他认为，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废黜了皇帝，建立了共和，但是其他的目标远未达到，那就是彻底推翻农村的封建地主统治，从外国的殖民统治中解放中国，解放民族资产阶级，使其免受与租界地的外国列强的竞争之苦。因此，只有共产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一道才能完成1911年开始的革命。然后在第二个阶段才能够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共产党的领导
随着胜利，毛的游击队成了执政党，共产党领导了国家，管理着大城市。
北京1949年1月没有打一枪一炮就和平解放了。然而，毛在进入他未来的首都之前曾有几个月住在城市的西部，即香山地区。在那里他对领导这个国家将要采取的未来制度做了周密的思考，并从苏联的模式和中国古代统治的智慧中获得灵感，这些治国智慧蕴藏于他所喜读的些著作中，例如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90）的《史记》和司马光（1019～1086）的《资治通鉴》。毛在人民共和国早期所建立的统治体系由分布在全国范围内的三个部分构成：党、政府、军队。这种基本结构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变化。
前两个部分的运行，即党和政府的运行是并列的，有相同的四个层面：党中央/中央政府，省级党委/省级政府，县级或市级党委/县级或市级政府，乡级或大城市的区级党委/乡政府或区政府。
不少省在省政府和县政府之间还设置了一个中间层面：专区。
城市按照其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分了不同的级别，毛的时代三个城市是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1998年重庆成为第四个“国家直辖”的城市。
中国与苏联一样，党的任务是决定政策，政府的任务是落实政策。理论上讲政府是一个纯粹的管理机构。
第三部分是人民解放军，她是“国中之国”，隶属于一个党的专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与中央政府级别相同，政府的国防部长根本无权支配人民解放军，他的主要任务是接待外国来访者。通常情况下，他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党的四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层面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了主要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上。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层是政治局常委会，由5～7人组成，是中国的领导者。其他领导机构的最高位置均由政治局常委们分别担任，例如国务院总理、军事委员会主席、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等。政治局常委会下属的各级领导机构分别是：20多名成员组成的政治局，300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以及1500多位代表参加的党代会。这是领导的实施环节。按照组织原则，权力的形成正好相反，即由下而上，党代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政治局选举常务委员会。在毛的时期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毛的后期长时间没有举行，从邓的时期开始每5年举行一次。它的任务是宣传党的领导层所做出的重大政治决定，并使之合法化。中央委员会一般情况下每年召开两次全委会，讨论并通过党的领导层做出的决议。
箭头所指方向是指各项决定贯彻的程序。
中央政府的组织结构
中央政府在中国的体制中称为国务院，国务院由各委员会和各部组成，其中前者，例如计划委员会从级别和重要性来说超过了部。国务院由总理领导，这个职务从1949年起一直由周恩来担任，直到他1976年1月去世，也就是说直到毛的整个时代最后几个月为止。除总理之外还有若干副总理，他们分别领导几个部的工作，通常情况下均为政治局委员，他们中的重要人物还会是政治局常委。
总理和副总理由全国人大任命，即由有3000位代表出席的全国人大会议任命。人大常委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政府规划。在决策环节上程序也相反，因为有关任命和决议是由常务委员会和政府预先做出的。
党监控政府和军队。党决定这两个机构中各级所有重要岗位的人选。据估计，党总共要决定各部门800万领导岗位的人选，政府和军队由这些人掌控。在北京的各部委中，党的核心组织是权力中心。在政府和管理机关的其他层面上各级党委和党支部也是权力中心。人民解放军和前苏联的军队一样，将军是军事指挥者，党的书记（政治委员）是负责政治思想的领导者。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入北京时，毛天经地义是党的领袖。他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领导着党走向辉煌的胜利。在党内他是无人能与之相匹敌的领袖。毛在由他所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掌管着两个有政治决策权的关键位置：党的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在最初的10年中，他还担任了国家主席这一象征意义的职位，1959年这一职位交给了刘少奇。
毛在党内为自己设立了主席的位置，在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中都未设主席一职，而是设立总书记一职，领导书记处，主持政治局会议。
共产主义思想的贯彻
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宣布的“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主资产阶级一起建设国家，并为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是重新建立管理体系与经济体系。毛的人民解放军接收了这个被战争破坏了国家，城市经济萧条，供给系统崩溃，通货膨胀，人民挨饿。共产党以出色的方式展示出胜任这一任务的能力。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共产党建立起有效的管理制度，恢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战胜了通货膨胀，清除了社会黑势力，结束了毒品交易。人民解放军战士修整街道、桥梁、水管、铁路。自1911年以来遭受了军阀时期、抗战时期以及国内战争时期无数苦难的人民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感到，人民解放军是前所未有的一支军队，与军阀时期到处抢劫的匪兵和蒋介石后期横行暴虐的军队完全不一样，人民的军队帮助人民，到处洋溢着激情兴奋的场面。
但是，不久共产党就显露出她革命的、无情的一面。毛的整个时代不间断地进行着群众运动。
早期的运动，即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到1952年春季结束的思想改造运动铲除了旧社会的影响，为国家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做了准备，即为社会主义社会做了准备。
土地改革
新中国初期5。5亿中国人中有80％住在农村，大多数生活贫困。共产党将农村原有的生产关系说成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在整个农村，仅有2％的地主或相关组织拥有超过67公顷的土地。地主占有的土地没有我们德国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的土地多。许多人拥有的土地就更少了，农村绅士们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做官的俸禄和经营服务性行业。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主要是一些个体私营者，44％是个体私营农民，23％的农户部分土地是个人财产，部分土地是租佃的，33％是佃农。最贫困的农民，即没有土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10％。
20世纪30年代初期，平均一个农户拥有1。7公顷土地。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农户可以养活6。2口人。1933年，农业纯收入的16。5％来自租金，5。2％来自地主将土地转让给农民耕作所获的利润。另外还有4。3％的收入来自资金借贷。土地改革后农业收入的26％作为利润提留，用于工业建设上。50
土地改革，也就是将土地分给那些耕种的农民，从开始就是共产党纲领中的一项任务，中国共产党靠着它赢得了穷苦大众的拥护。在国内战争时期被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和东北的“解放区”，土地改革提早就开展了，后来又扩大到了新占领的4/5的地区。
1950年6月，政府公布《土地改革法》，将农村人口分为四个等级：
贫农，包括有少量私有财产的农民、佃农和无土地的农民，根据共产党的统计这部分人占农村人口的70％。
中农，占农村人口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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