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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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激进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占了上风，武斗风暴席卷全中国。在北京，群众冲击部委，破坏机密档案。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总理是“红色资产阶级”的领袖。红卫兵将他围困在办公室里。8月造反派占领了外交部，烧毁了英国国旗，因为英国在香港的管理机构禁止在那里成立红卫兵组织。在一些省里，造反派用从军队仓库抢来的武器向部队进攻。自从年初军队干预运动后，造反派也将仇恨的矛头指向了他们。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残酷斗争发展到了武装冲突。动乱也波及到了农村地区，武装起来的农民联合在一起向城市进军，向党和政府办公大楼进攻。
广东省造反派在报纸上对一场红卫兵流血事件做了详细的报道：“这场发生在（1967）9月11日的可怕的流血事件绝不是偶然的。这场对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造成的流血事件是由一小撮保守派的头目策划的，他们受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操纵。目的是……要把‘批判陶铸’的斗争引入歧路……为了纠正错误，我们在建国饭店红旗公社和红色小学司令部进行了现场调查，特将调查结果报道如下：
“9月11日，‘春雷’战斗队、‘地区司令部’战斗队和‘保卫纲领’（或‘卫纲’统一战线）战斗队等广东的保守派组织聚集了他们的成员，乘车去了中山路5号……他们的头目带着机关枪、手枪、手榴弹和其他杀人武器，开始了蓄意屠杀……13位革命群众被杀害，150人受伤，其中17人伤势严重……除此之外，许多群众被‘地区司令部’和‘保卫纲领’战斗队的成员用石头砸伤。7人被拉上汽车带走。”54
中国面临灾难的深渊。在这种形势下，毛于1967年9月5日命令军队用武力恢复秩序。这位曾经将造反权利授予群众的领袖现在要把它收回来。毛开始了反对“极左派”的行动，最主要的牺牲者就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几个成员。他们被指责搞阴谋诡计，随即被逮捕。江青公开表示要收回过去的言论，这才挽救了她自己。
1968年春夏之际，群众最后一次奋起反对背叛革命的行为。然而军队毫不留情地向造反者开枪。6月，毛将红卫兵头目召集在一起，指责他们说：“你们欺骗了我，更主要的是，你们欺骗了工人和农民。”这就成了红卫兵的终结。毛派遣了几百万中学生和大学生到中国的北部和西部那些偏远的农村，让他们接受农民的再教育。
1969年4月1日召开了第9次党代会。毛宣布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林彪做了政治报告，庆祝“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在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79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的委员几乎占了一半。军队统治了党。林达到了他权力的高峰。新党章给他带上了“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的桂冠。同时，党代会指出了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新建设党并发挥它的领导作用”，这预示着下一个冲突的开始。
结局：“文化大革命”埋葬了文化
“文化大革命”是从对共产党的攻击开始的，要求重新变成一个革命的党。它却是以在古老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下重新建设共产党而结束的。唯一变化了的是：党的机器又重新掌握在了毛的手中，他是绝对的统治者。毛泽东思想又重新在党章中确立，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成为了党的思想基础。
在“文革”中，几百万人的生活遭到破坏，没有人知道死了多少人，是50万，还是最新猜测的几百万呢？几百万人因身体和心灵折磨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并将一直陪伴着他们度过余生。最早的牺牲品是那些老师、教授、作家、艺术家和过去高阶层的家庭成员。许多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例如老舍这位写过《骆驼祥子》的世界知名作家就是其中一例。如果说普遍性的迫害随着文化革命结束就停止了的话，那么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还延续了十几年，直到1976年才结束。
党的干部和城市里的政府官员也遭受了不少苦难。约70％的干部被赶下了台，大多数人活了下来，事后又重新恢复了职务。但也死了不少人，除刘少奇外还有两位政治局委员也都遇害。1958年庐山会议后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被折磨致死，吴晗也同样如此。邓小平由于流放在农村躲过死难，但他的长子邓朴方却遭受了红卫兵的严刑拷打，从北京大学的五层楼上跳下，造成下身瘫痪。
大多数死亡的人主要是那些来自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队伍中的人，他们在相互之间的流血冲突中死去，有的在1967年9月5日后被人民解放军镇压或被群众处决。1968至1969年间，红卫兵解散后有400多万高中生和大学生从城市来到农村，后来几年又有几百万人到农村。大多数人在毛去世后又返回了城市，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却受到了影响，成了“失去的一代”。
农村的6亿人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损害。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未参与的人是唯一得到“文化大革命”好处的人。刘少奇在1961年将“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大多数集体企业关闭，其原因是没有效益和浪费资源。毛又重新搞起了农村工业化发展纲要，直到他1976年去世建起了几十万家大队和公社所属的企业。
1969年，城里的工厂又恢复了旧秩序，重新强调组织纪律，工人们又被束缚在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尽管取消了对个人实行的物资刺激，但工资制度仍然差距很大。工人的工资分8级；技术人员的工资分15级；管理人员从基层到高层，一直到党的监督干部的工资分30级。没有变化的还是两部分工人，即固定的终生制工人和来自农村的临时工。实行相对平均的工资待遇的要求被指责为“极左思想”，严格禁止。
高等学校的形势直到毛的时代结束时仍然灾难严重。1970年，大学重新恢复教学，但教学规模缩减。学生人数仅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3。入学考试被取消，许多人上不了大学。没有任何学术活动，书店空空如也，许多博物馆都已关闭。中国陷入了危机的时期。有一尖刻的评论曾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就是埋葬文化。”
第十八章 大结局（1970～1976）
毛时代的最后几年是一个萧条的时期，群众所表现出的革命激情熄灭了，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将这种火焰再次点燃。痛苦的回忆、对不停遭受压制的恐惧、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
当后文革时代到来，一切都冷静下来时，外交政策的狂热梦想也随之消失了。1968年，苏联在勃烈日涅夫思想的影响下，提出对那些偏离正确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随时有权进行军事干预。1969年4月，在东北的界河乌苏里江上中国军队与苏联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中国开始认识到，苏联是它安全的最大威胁。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迅速转移方向，回到了传统的利益政治上。“世界革命”不再是目标，而“和平共处以及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成了外交目标。
“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被宣布为主要敌人。1971年7月11日世界惊异地获悉，亨利？基辛格访问了北京，为第二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中国和美国结成战略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苏联。这是世界变化的一个转折。1971年10月25日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这个位置从前是由台湾占据的。中国也成了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紧接着中国同日本和西欧各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长期与西方隔绝的状况从此结束了。
对林彪的势力清除加速了对共产党领导的恢复。许多与林有牵连的军队干部被清理出党，政治局委员人数缩减了一半。另一方面，许多文化革命期间失去职务的党政干部重新恢复了职务。1973年3月，二号人物周恩来经毛的同意，成功地将邓小平重新招了回来。到这年年底，在周恩来的政府中整个领导权都重新由党的老干部所控制。
与老干部站在对立面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大起来的“四人帮”，即江青以及上海公社时期著名的三驾马车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人都是政治局委员。如果说老干部掌握着党和国家机器的话，那么“四人帮”掌握着宣传机器和文化舞台。
1974年6月，周恩来身患癌症住进医院。起初他还坚持在病床上领导政府。1975年初，经毛同意，邓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日常工作。他好像被确定为周的接班人。“四人帮”动用宣传机器集中全力向邓开火。邓对此不以为然，他于1975年10月提交了3份文件，要求彻底改变经济和科学政策。他相信，实践得出的结果比政策的正确更重要。在第一份文件，即在《党和国家一般性工作规划》中，他用激烈的言辞写道：“一个单位生产搞得一团糟，革命却搞得很好，这纯属无稽之谈。谁会相信这样的童话，只要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增长。”
邓的不幸是周恩来比毛早去世7个月，即1976年1月去世。在此期间，“四人帮”有足够的时间向毛说邓的坏话，以便阻止他担任总理一职。他们对争得此职位也没有把握。毛任命了时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为“代总理”。华当时既不知名，也不显赫，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由于能够听从毛的政治主张，被提升了职务。
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大地震。本世纪最可怕的自然灾害发生在北京以东200公里的地方，工业重镇唐山化为一片废墟。24万人（1/4人口）遇难。地震波击到了北京和天津，那里有一些房屋也倒塌了。
中国民间迷信把这次自然灾害看作是统治朝代的一次更迭。上天收回了它的授权，1976年9月9日毛去世。4周后，悼念期几乎还没有过去，卫戍部队就于10月6日早晨逮捕了“四人帮”。1977年11月到1978年1月进行公开审判，电视做了转播，“四人帮”被判处终身监禁。毛的时代结束了。
第十九章 毛的遗产
成为革命者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在距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东南50公里的韶山村，他的父亲是个中等家境的农民，有1。2公顷土地。在毛的童年时代，他父亲以辛勤劳作，成了“富裕”农民（按1950年土地改革时的标准）。55毛6岁开始在父亲的农田上劳动；8岁到13岁，他利用早晚时间干活，白天在本村的小学读书。然而父亲认为花太多的时间读书没有必要，13岁起，毛便成了农民。
一部书改变了这位年轻农民的生活轨迹。这是一位改革者在19世纪最后几年中完成的著作，它以忧心忡忡的言语告诫人们，如果中国人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没有能力抵御外来的侵略，那么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会受到威胁。这部书唤起了毛继续学习的愿望。由于父亲不支持，16岁的毛于1910年离开家乡，去了附近的县城。通过听课，主要是靠在图书馆的自学他继续完成着学业。最终他的父亲相信了，接受教育有前途，可以挣更多的钱。毛读完了长沙的师范学校，1918年，即24岁时毕业。接着他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了一名助理馆员的职位。馆长是李大钊，《新青年》报的编辑，后来成了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创建人。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见到了许多“五四运动”的优秀知识分子，但他们却并没有留意这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毛在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时说道：“我试图与他们谈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但他们都非常忙，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位有南方口音的图书馆助理说话。”56
1919年初，毛回到湖南，1920年担任了长沙一所学校的校长。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组织，就此开始了他日后成为世界历史上伟大革命家之一和被神化的中国统治者的政治生涯。
新中国的缔造者
毛自己习惯于与第一位皇帝和国家的缔造者秦始皇比较。同秦始皇一样，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绝对权威统治下的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同他一样，为了达到目的，只要认为是必要的，毛从不畏惧权势和暴力。
中国官方对毛的评价是将毛的经历分为两部分：从1934/35年的长征到1956年党代会的召开和从1957到1976年。第一个部分是辉煌的时期：延安时期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抗日战争的斗士，蒋介石的战胜者，国家的缔造者。第二部分是“失去的20年”：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后来错误地将矛头指向了所谓的党内右倾分子，又经历了“大跃进”的灾难，最终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而结束。在这个时期，好的阶段是1962到1965年，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跃进”后重新恢复了中国的经济。
毛最严重的“错误”被认为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它不同于“大跃进”，这场革命的牺牲品不是农民，而是党的干部；和“大跃进”的不同之处还在于，那些党的干部对那场“文化大革命”不负任何责任。“文化大革命”罪行的真正责任要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他们利用了毛的错误，在他的背后做了许多坏事。
1981年，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出了公开的评价，认为毛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积极革命家所犯的错误”。邓小平本人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的一次谈话中对毛的功过评价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对毛的评价并不是始终如一的。1981年党内对毛的功过是非做出“最终”评价后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议。
没有效益的工业化
当毛于1949年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接手了一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人口极多的国家，几乎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小，甚至到1952年国家经济恢复取得一定成就时，5。5亿人口中，产业工人仅为300万，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在小工厂工作。
当毛1976年9月去世时，工业产值据官方统计增长了12倍。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亿吨；发电由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化肥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中国可以制造载重汽车、大型拖拉机、远洋货轮和喷气式飞机。而且中国成了核大国，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70年代初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工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从1952年的23％提高到了1976年的50％；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毛的时代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时代。西方世界形成了一种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