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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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的思考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天安门危机后，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搞了非政治化，他们出售了参与政治的权利，换来了挣钱的权利。我曾经在邓时代的后期与一位年轻的中国籍教授进行了交谈，至今一直印象很深。他在西方的一所大学任教，当时在北京访问。他出身于一个上层文化世家，祖父是封建时代的一位巡抚。他的思想一直受封建传统影响，就是学者要为国家服务。他一直自责自己在国外生活，总是考虑是否回国。我不会忘记，他对自己在北京的经历是那样的失望，他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与北京的一些大学教授在一起，几乎每天晚上谈论的都是同一个题目：如何挣钱。一位教授卖掉他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为他在美国的儿子筹措费用；另一位给一家外国公司做顾问；第三位教授帮助日本公司推销微机打印机。没有人谈他们大学的工作，也没有人谈中国。”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在精神方面出现真空。如何填补这个真空？怎样能够保留和宏扬社会道德价值？很明显，共产主义思想很难完全解决这些问题。雷锋的故事或许还能够对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产生影响；城市里的有些年轻人对此已经感到无聊或开一些玩世不恭的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在90年代初发现了爱国主义和伟大的中国古老文化教育的力量。中国辉煌的历史以及对历史所产生的爱国主义自豪感可以抵制西方“和平演变”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阴谋。1991年8月，莫斯科发生的政变失败后不久，《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苏联政变后中国的现实答案和战略抉择”的系列文章。文章中写道：“爱国主义的唯一吸引力和中国引以为自豪的高尚文化传统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重新建立起道德和精神的基本价值观……我们必须创造出一个建立在中国传统基础上的崭新文化。”
毛的红卫兵曾袭击了位于山东省的曲阜，这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儒家学派的朝圣地。他们破坏了孔子坟墓，说其是“儒家尸体腐烂味的散发地”；捣毁了庙宇、宫殿、纪念厅和孔子后人的坟墓。这还是发生在不久前的事情，而现在共产党就像中国的历朝历代那样又发现了孔子思想的价值，就把孔子的学说，例如服从、容忍、苦干、勤俭、道德和学习热情放在了教育的中心地位。这样共产党又把孔子思想拿过来为自己服务。重新大规模地修缮曲阜，重建孔子庙宇，修复所有过去的纪念碑，使其成为中国旅游的朝圣之地。1994年，为了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在北京举办了世界范围内的孔子研讨会。国家主席和党的首脑江泽民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政治局常委中另外两位委员，李瑞环和李岚清也都出席了会议。李岚清在讲话中说：“孔子思想为从思想、道德和遵守纪律方面教育青年一代提供了丰富的营养……21世纪应该是一个物资和精神文明同时发展的时代。”
邓时代的后期为中国社会创造了一个罕见的融合，即西方化、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的融合。所有这一切都并存在了一起：资本主义式的拜金主义、中上层阶级的西方生活方式、发展中国家的新权威主义、对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所产生的自豪，以及中国受外国列强屈辱的百年历史所引发的民族主义。能从这些要素中产生新的中国文化吗？对于中国人来说21世纪会有什么样憧憬？这些憧憬对世界将会意味着什么？
第二十七章 邓的经济遗产：
在一条把中国
引向强大的路上
从一个弱者变为巨龙
在毛实行计划经济的1/4世纪中（1952～1976），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远远地落后于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更为严重的是，毛时代的经济增长完全依靠提高资源投入，这种投入越来越失去效益。要素生产率，即劳动时间和资本投入对生产效率的提高，每年平均下降0。8％。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
这种现象在邓的时代（1978～1997）得到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成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生产率增长方面创造了世界记录。它的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2。2％，而韩国为1。5％，日本是0。66％，美国是0。38％。78这种生产率的增长自然是建立在毛的没有效益的经济增长背景下的。
解释这个经济奇迹是很容易的，邓领导中国一步一步地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使中国人巨大的潜力得以释放。他还给了农民劳动的动力，不但在农村，而且也在城市为几百万人提供了个体经营和“发财”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爆炸性的，它又重新成为一条巨龙。
根据官方统计，在邓时期的20年中，中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9。9％。中国以及西方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增长数据夸大了，世界银行警告说，价格上涨的因素没有考虑在内，实际增长率应该比现在低1。2％，这样年增长率为8。5％。
不论真正的增长率应该统计为多少，那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中国在邓时期的发展是极其巨大的。谁在邓时期经常访问中国，他就会亲身体验到这种巨大的发展，不论是沿海各省，西部地区，还是中国的内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沿海各省发展速度更快，奠定了更高的基础，但内陆许多地区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明显的。亚洲问题专家彼得？绍尔－拉图尔描述了中国内地省份之一新疆的情况，1995年10月，他访问了乌鲁木齐，中国最西北的省会城市。他1980年第一次去那里，当时觉得乌鲁木齐就像“一个由许多棚屋组成的巨大的居民区”。
他写道：“乌鲁木齐在15年内由简陋破烂的住所，由亚洲的贫民之都变成了干净的、非常现代化的拥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们这次住在豪华的‘假日皇冠酒店’，有便利的通讯和网络设备。红山上的大雄宝殿重新得到修复。清代灰塔扩建成了设备齐全的公园，供人们业余时间游玩。一个缆车把我们送到那里。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修缮完好的居民区与苏联早期的平顶住宅形成了对照。四车道的沥青路四通八达，车辆交通形成规模。商店里各式各样的货物齐全。人们看上去营养丰富穿着体面。‘经济奇迹’这个词对乌鲁木齐来说是恰如其分的。不少共产党的宣传口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消费品漂亮的宣传广告。为了表示向世界开放，官方的口号译成了英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我读起来都有些吃惊。”79
我也曾经有过与绍尔－拉图尔同样的经历。在乘车游览中国内地时，我不仅在省会城市，而且在偏僻地区都看到了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景象：建起了现代化的商店和住宅大楼，修筑了马路和高速公路，设立了经济开发区，办起了工厂。外来的访问者禁不住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率或许是正确的。尽管从国家管理机关人员和市长们那里得到的统计数据是夸大的，他们自己想使其成为真正的“增长亮点”，尽管他们低估了真实的通货膨胀率，但从另一方面说，有些涉及私营企业和半私营企业的数据却被统计人员和相关机构遗漏了。
贫困状况迅速减少
在邓时代根据官方的统计，中国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平均为8。5％，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9倍。
1978年，即毛时代结束时，1/4的中国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按照抽象的经济术语讲就是在饥饿和疾病中艰难度日。到邓去世的1997年，绝对贫困人口所占比例下降到了不足6％。
邓的改革使2亿多人从绝对贫困中解救了出来。在人类历史上，如此众多的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物资生活状况得到如此大的改善是从未有过的事。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集中在几乎没有生存可能的农村贫困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人员的解雇以及农村流动人员进城，城市中也出现了绝对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到2000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3％。
克服贫困最明显的时期是邓改革的初期到1984年，当时农村的集体化解体，乡镇工业迅速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增加很快。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停滞不动。
尽管社会生产继续发展，但基本上对那些富人有好处。社会的不平等迅速扩大。自从1992年以来，即在邓的最后几年里，多亏“南巡”后出现的繁荣，使得绝对贫困人数继续减少。
形成了世界最大的
工程技术和研究人员联合体
邓时期另外一个对于未来意义重大的成就就是振兴大学教育。这种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彻底破坏。1970年，情况最遭时，全中国仅有4。8万高校学生。到1997年大学生人数已经达到320万，到2000年达到了560万。
在70年代，在毛活着的时候，入大学的决定条件是思想好，并非学习能力。邓重新采用了入学考试的方式。中国的精英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的复旦大学，根据学生的质量以及根据教学水平来看属于世界优秀大学。一半以上的学生学习的专业是工科和自然科学。中国建设着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技术和研究人员联合体。
上升为第九个出口大国
1978年，当邓刚刚接过统治大权时，中国的出口商品仅为98亿美元；1997年，邓去世时出口商品已经达到了1830亿美元。中国步入了十大出口国之列。
如果说毛时代中国数量不多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原材料的话，那么1997年工业品占了出口总量的88％。但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是出口加工产品。
中国年轻的妇女们用提供的原料缝制出口衬衣和衣物，根据提供的零部件装配电子仪表仪器。世界上许多圣诞装饰品来自中国。湖南省浏阳市是世界花炮之都，40万人在那里生产花炮。《纽约时报》2000年7月4日报道了美国人在他们的国庆节所放的花炮是如何在中国生产的，说在美国天空上绽放的壮观的红星是中国人民庆祝50周年的象征。
中国在邓时代的后期成了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强国。但同时已经表明，中国也开始涉足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用不了多少年，中国会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国家的竞争者。
按照购买力：第二个国民经济大国
1997年，邓去世的那年，中国的国内经济生产总值达到7。31万亿元。按照外汇比价8。29元人民币比1美元计算，近9000亿美元，中国位于意大利后，居世界的7位。人均年收入达到730美元，国民的生活水平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比较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松《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巴黎1998年 第97页
然而在中国，8。29元人民币所购买的商品或得到的服务远比1美元多得多。食品价格、家用电器和工业产品（不包括汽车）以及服务性行业的价格在中国是很低的，国家分配的住房月租金在邓时代的后期为30～40元（4～5美元）。社会产值用美元计算的话显然是过低的估计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因此，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92年将人民币的购买力折合成相同的美元购买力做了计算，结果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已经超过日本，后来的计算证实了这个结果。
如果按照同等的购买力计算的话，邓的改革使中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上升为世界上第二个国民经济大国，仅居美国之后。
吸引国外投资的一块磁铁
199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同等购买力的水准所计算得出的结果在西方和日本大公司的总部如同爆炸了一枚炸弹，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中国热的时代开始了，许多跨国大公司纷纷来到中国参与竞争。
我本人经历了爆炸后余震的感觉，那是1993年10月美国商务委员会在威廉斯堡举行的一次会议，有美国100多位大企业和大银行的董事长参加，会上的发言人之一是当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的罗杰？奥尔特曼。他告诫这些公司的大老板们不要一味地与欧洲搞联系，眼睛要盯一下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如亚洲。他这样说：“当我提到亚洲时，并不是指日本，我指的是中国。”他讲话的其余部分也是关于中国的，能够感觉到，奥尔特曼对他的听众所讲的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中国按购买力计算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经济大国，这种观点与邓1992年初“南巡”带来的经济繁荣交织在了一起，使得在中国投资的外国企业迅速增加。80年代第一个投资浪潮主要来自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侨，这个浪潮继续高涨。紧跟着的是第二个强大的投资浪潮，这是来自日本、美国、欧洲和韩国的浪潮。如果说香港、台湾和日本、韩国的部分企业所投资的工厂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话，那么西方的企业投资的主要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工厂。投资的数额1991年为120亿美元，1992年上升到580亿美元，1993年达到1110亿美元。直接的现金投入到1997年超过450亿美元。中国位于美国之后，成为第二大外国投资接受国。
西方的许多企业把中国视为他们发展全球战略的亚洲中心。这个战略中心首先是那些大型国际跨国公司设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推销它们的产品，也把中国视为其中心。今天对于许多商品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成为大多数产品的最大的销售市场。这样，中国将成为世界的关键性市场之一，对一个企业的全球性竞争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举一个例子很能直观地说明这个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话通信网络市场，每年新增2000多万个用户，中国的市场比欧洲和北美加在一起都大。这对于生产厂家的竞争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通信系统的生产成本关键性部分有两个，即研究和开发。系统的软件开发成本占总成本的80％或更多一点。开发成本是销售一个系统还是上百万个系统，销售系统数量越大（成本费可以分摊在系统上），每个系统的成本费用就越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没有设在中国的生产厂家来说，不仅失掉了巨大的潜在销售机会，而且它的生产成本比起在中国设厂的竞争对手来说高出了许多，这样使它在全球性竞争中失去能力，最后也使它在本国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出于这种考虑，90年代初所有的国际性大型通信设备生产企业都在中国建立企业，例如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卡特、美国的朗讯、加拿大的北方电讯、瑞典的爱立信、日本电器株式会社和富士通。直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