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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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就没有看到这些？为什么没有打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道路？
从我们前面介绍15世纪中叶远航被终止的历史中，我们也许就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与儒家的道德和统治体系并不协调。前者有可能使中国变成完全另外的一种样子，而政府中的儒教精英们的立足点则是维持社会与国家的稳定。对等级秩序的认可与某种严格的待遇规定相统一。对此种平衡的任何冲击，势必都受到儒家官僚阶层以及作为这些官员根基的土地占有者阶层的猛烈反击。儒家瞧不起商人，并把他们看作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尤其是根本不准备先与“寄生虫们”分享国家权力，最后再罢免他们。这正是欧洲贵族们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所采用的手段。宋代儒家精英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开启中国未来之路，让私人企业阶层进入社会上层，就将面临着逐渐失去自己手中权力的危险，这是否值得？他们选择了否定的回答。
最后的音符：南宋王朝（1127～1279）
来自外部的灾难不仅终止了中国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宋朝的衰落。公元1126年，女真族由中国北部的满洲里南下，占领了宋朝首都开封并俘虏了徽宗皇帝——一位艺术家的赞赏者、颇负盛名的水墨画家。这似乎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女真族竟然能够征服一个有1亿人口的、高度发达的宋王朝！显然，这里暴露出的是儒家道德及其管理体制中的第二个弱点：无力抵御任何军事力量，怀着一种和平主义的信念，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优势足以抵抗任何来犯之敌。
女真族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即金朝，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的管理体制。徽宗的后人把所有能够从大宋王室抢救的东西，全都带往中国南部。在那里，他们建立了南宋，并以淮河为界与北方的金朝抗衡。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失却了中国北部这个曾经给宋朝带来辉煌的、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中心，但是它所带来的损失却是有限的。因为随着宋王室的南迁，南部逐渐发展成了中国经济和人口居住的中心。在南宋王朝刚刚建立时，那里的人口充其量也就占全国人口的60％，而且绝大部分是由北部逃亡到此的。而到南宋末期的1279年，居民人口上升到全国总人口的80％。
北部人口的剧减说明了中国终止发展的另一个深层的灾难性原因：蒙古游牧族首领成吉思汗于1234年灭了北部的金国，他们在所到的城市，烧杀掠夺，所有的城池遭受了地震般的毁灭。成吉思汗父子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少数民族政权。蒙古人把肥沃的粮田变成他们的牧马场。此外，如同欧洲一样，14世纪中叶瘟疫也在中国蔓延。在蒙古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因此几乎减少了近1/3。作为中国文化摇篮的北部，在这场灾难的打击下从此一蹶不振。
在灭亡了北部的金王朝之后，蒙古人随之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攻击。从这种长期争战可以再一次看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对待军事技术以及进行战争行为上的差异，中国人对武力战争特别的反感。值得提示的是，此处所谓的长期战争是相对于蒙古人风暴般席卷俄罗斯和东欧时所用时间而言的。在与南宋的战争中，扬子江上的水上厮杀是一场关键性的决战。1276年南宋首都杭州陷落，1277年广州陷落，南宋王朝终于在1279年灭亡。
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随着他们战胜南宋而逐渐趋于稳定，忽必烈于1260年称大汗；于1267年把大蒙古国的政府机构从原来的漠北迁往北京；于1271年采用了中国的朝代名制，改国号为元。从1275年就一直住在漠北原大蒙古国王宫的马可？波罗，曾经从漠北去过当年的南宋首都杭州，亲身感受过宋代辉煌的晚霞。杭州的情景令他惊叹不已！这座百万余人口的城市远远超过了他所熟知的、宏大壮丽的威尼斯，这座欧洲最大的城市人口不过5万。
衰落在不经意之中悄然而至（1279～1799）
明代（1368～1644）
蒙古人执掌元朝也只有短短80年的时间。1368年，一场农民起义推翻了蒙古人的政权。起义的领头人是一个农户的儿子，他在父母去世后在饥荒年月出家当了和尚，并参加了一个秘密组织。他夺得了皇冠并且建立了明朝，意即光明照耀的朝代。重振中国的工作开始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继承了南宋和元朝的海上技术，并把它发展到一个高峰，建立了囊括整个亚洲海域的海上王国。可是在他去世（1424年）后，传统的儒家官员们控制了国家的权力，重新把中国引向闭关自守。衰落开始了，尽管它在不经意中悄悄持续了几百年。
到乾隆盛世为止的清代
自17世纪30年代起，明朝逐步走向衰亡。1644年，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他那支马背上的军队攻占了北京。明朝最后一位不幸的皇帝在皇宫后面的煤山脚下的一棵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明朝的将军们向金的后代，即向满族人求救，并为他们打开了长城。正是明朝至今为止一直以武力拒之于关外的满族人打败了这支农民起义军，并且建立了新的王朝，即清朝（纯净的意思）。中国北部不战而降，但是南部中国的反抗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671年那场大规模的冲突之后，也就是到了17世纪80年代初，反抗活动才真正得以平息。
满族人自视为统治阶层。他们颁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强迫汉人顺从他们，并且留满族辫子。为了圈地，这些新的统治者们纷纷抢夺农民的私有土地，而那些被抢夺了土地的农民和那些战争中的俘虏就得在满族人所圈的土地里干活，尤其是他们像奴隶一样的可以被买卖。他们还推行了一种严格的种族划分政策：禁止汉人与满人结婚；京城北京也被分成北部的满族人城区和南部的汉人城区。
当然，新的统治者很快意识到，他们的政权无法靠残酷压制延续下去，而自由人的劳动效率远比奴隶高得多，因为奴隶所想的只是逃亡。由此，在满族这个少数民族统治王朝中，出现了一个儒家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皇帝所创建的。他们是：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6）。
在乾隆年间，中国经历了它在亚洲发展权力的最辉煌时期。可是除了这些表面的辉煌之外，中国在技术和军事方面却远远落后于欧洲。随着乾隆时代在1799年的终结，中国开始衰落了。进入19世纪后，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之一。
第三章 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
轴心时代的觉醒
中国文化的基础确立于公元前一千年初期，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那是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卡尔？亚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4那时中国的“百家”争鸣使得中国思想的基本方向得到了发展；在印度，奥义书的作者们对整个世界苦思冥想，并求助于佛祖；在波斯，查拉图士特拉设想了那副善恶相争的挑战性世界图景；在以色列，出现了犹太教的先知们；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谱写的诗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人把自己由盲从以及神话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进而追求逻辑思维世界。之后又进一步，黑格尔式的去表述那“潜在的、忘我的普遍意志”。就这样人开始了反诘和怀疑。人想自己去辨别，“何者为好？何者为坏？”伟大的觉醒开始了，但是无人知晓，它将把人类引向何处。
这觉醒绝非所有人的觉醒。在“群众”与少数精神精英之间，也就是与那些智力最高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很宽的断裂带。而且这种觉醒也并非整个人类的觉醒，充其量只是人类内部的一种觉醒。
世界有三个区域处于大发展中：所有三个均位于欧亚大陆。它们当年创造了这样的基础，今日世界这三大文化圈正是在此基础上经过大约2500年的发展才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圈；佛教和印度教文化圈；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圈。而第三个文化圈内产生了三个姐妹文化：欧洲文化、拜占庭和俄罗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青铜器时代那种统一的文化熔化了，新的轴心时代文化吞食了当年那些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以及黄河流域的高级文明，使它们仅仅作为历史保留在记忆中。唯有中国人在继续前进，他们把神话时期看作为自己过去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持续不断的文化的意识，一个使自己从整体中得到确认的、自豪的意识。所有在这个轴心时代的转折时刻没有保持住自己位置的民族，仅作为“自然民族”得以延续下来，即他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类似于自然的没有变化的轮回圈中。直到进入了我们的时代，这些早在2500年前就诞生了的文化才开始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而发展，也使保留不多的“自然民族”融化在其中。
中国文化的结构形成
这个轴心时代在中国却是一个政治与道德秩序遭毁灭的时期。大约自公元前1040年起，周朝在华夏大地上建立了一个封建领主国家。公元前771年，周朝设在西部的京都却被游牧民族占领，周王被一个叛臣谋杀，这个封建王国终结。新京都洛阳位于稍远的东部。留给东周的诸侯们的权力仅仅是担当所谓的礼仪角色：他们可以单独祭天。另外，有数千名昔日的封地侯，他们事实上独立于周王室，而且彼此为了扩大地盘连年厮杀。
中国的轴心时代与古代史
*源于中国历史书的传统资料。
现代的历史书把周朝建立的时间修订为公元前1040年。
如同政治秩序一样，道德伦理秩序也混乱了。中国人信天意，天被看作伦理道德的最高主宰，它对人世间的善恶进行奖罚。公元前8世纪周王朝的没落也动摇了人们对上天的信仰，与此同时，作为另外一根柱石的周礼也倾倒了。所谓礼原本指“礼貌、礼节”，但是周礼作为周朝的礼仪，它在社会等级秩序中规定着从祭祀到每日生活以及个人举止等所有的关系、秩序、方式。
天下此刻大乱，战火连绵；百姓终日生活在始料不及的侵袭、蹂躏和死亡威胁之中。如何才能使社会重新恢复秩序与安定？中国哲学围绕着这些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不同于其他所有思辨性自然哲学的是，中国哲学是以伦理道德哲学的形式开始的，如同苏格拉底一样，它论述的对象就是人。面对着如何重建和平与和谐这样的问题，在争鸣的“百家”中有三家对于这种思想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家、道家，尤其是儒家。这三家确定了中国文化。
法家的绝对国家观
法家学派源于公元前4世纪，其学说在韩非（公元前280～前233）的著述中得以阐述。法家的出发点是：一个新时代之所以能取而代之，那是因为周朝的价值和统治方式已经失却了其存在的合理性。韩非写道：“古人寡，故粮有余……而今人多，故粮缺。是故人之有争。”5按照法家的观点，在一个这样的新世界里尝试着用旧的礼仪去治国，那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和平和秩序只能通过某种全新的王权系统去重新建立。这种王权系统不是靠呼唤那种神圣的道德法则就能建立起来的，相反，只能凭借王者那严厉、有规可循的法去强制实现。新的“王者”要实施严刑和重赏规则。
法家进而指出，名同虚设的周朝最终只能被一个为绝对王权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所取代。这位王者依靠官吏来治理国家，而官吏当是王者根据他们的才能所选拔出来的。由此，在昔日周朝的贵族席位上，出现了平民官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贵族与平民官吏没有区别，对他们所要求的，不是道德上的认可，而是绝对的服从。面对出现的社会危机，法家们给出了类似于两千年后英国内战时托马斯？霍布斯所给予的解决办法：创立由绝对权威者所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和强大的国家机器，从而通过威慑和镇压手段强制人们走向和平和秩序。
道家的回归自然
道家学派可追溯到“老子”，他属于公元前600年时昔日儒家的同代人。他著有一部有关“道的力量”的书，即《道德经》，是世界文化宝库中诗歌式、富于哲理的名著之一。在道家的眼里，文明是所有灾难的起因，因为它使人背离了与自己和平共处的自然。故此，他们提出回归自然，而两千年后的卢梭①所提出的观点近似于此。那就是：人应该平静、无为地顺从于自然的秩序，也就是顺从“道”：
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
道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哲学，它主张个人要维护自己的人生，以便把自己从那陌生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实现自身原有的清静、纯洁。道家的观念是：以“隐世”取代为名声而拼搏，在无声、无息中去发展自己的本质。
道教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精神和宗教潮流，至今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力量。它不仅激起了对自然的沉思，而且也给予宋代的田园画家以及中国园艺家创造的灵感。通过它对常生不老药物的尝试，使它变成了早期化学的鼻祖和中国自然研究的驱动力。以保护和强化生命之能量（气）的气功在此基础上产生，中国医学也产生于此。
在汉代那混乱的百年期间以及随后的王朝分裂时期（公元221～589年），它变成了一种起源于道教哲学并传遍全中国的、有经书、礼仪、主持人和庙宇的宗教。它是于公元142年由神奇的张道林在四川的一座山上借助于敬老子为道教先师而创立的。老子在此成了“天师”。道教从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之一，与它齐名的还有作为国家礼仪的儒教、外来的佛教。
作为关注个人的哲学和宗教，道教不同于儒教的是，它可以把人性中的一些自然属性的东西作为社会的另外一个部分使人得以发展。也正因此使得道教有可能成为威胁国家的因素，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都是在道教与佛教的神秘社会组织的号召和组织下爆发的。其中，那种由佛教中所接受的基于对未来的公正和平等要求的世界末日期待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孔子理性建立的道德秩序
那最终上升为国家宗教的学派就是儒家。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61至公元前479年）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他的政治生涯是在一位侯爵那里作政治幕僚。像柏拉图一样，他在政治方面没有什么成就。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就对教育方面的热情、付出而言，我足以与他人相比，但是我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