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作者:康拉德-赛茨-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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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与邓小平理论并存的，依然是党的指导思想，这个“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在公开场合是这么讲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所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还富有生命力的，都在邓小平理论中被陈述了。三大理论贯穿了这样的精神，并且表现为“核心”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理论被作为党的新的指导思想，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也就向所有反对邓小平改革的人表示，共产党坚持邓小平思想，而且要在他的旗帜下走进未来。　
　　　　　　　　
　　　　　　　　在他的报告中，对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对国营企业改革的主要观点，也就是那种生产方式私有制是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江进行了不提名的批评。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江毫不畏惧地引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可是赵紫阳在1987年党代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观点。江泽民这么论证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期。这是一个不可跳跃的历史发展阶段。过去20余年的不幸，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发展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任务，正是由于它完成了这个任务，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了条件。并非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资本家“作为追求价值的狂热者……为了生产而要把人的本质变成产品”，“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产条件的创造，并以此构成某种发达社会形式的现实基础…”86如同前任赵紫阳一样，江泽民以辩证的推论把这种早期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使这种早期资本主义的现象在伴随中国工业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合法化。“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江泽民补充说。　
　　　　　　　　　　
　　　　　　　　对于国营企业的改革来说，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它使生产方式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合法化。江泽民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必须发展不同形式的所有制。“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就是邓小平所提出的三个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江泽民总结说，“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出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　
　　　　　　　　
　　　　　　　　作为对改革反对派的妥协，江泽民谈到，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中，公有制形式必须占主体。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首先把国有制变换成了包含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同时，江泽民还从本质上延伸了公有制的概念。他把国家或者集体持有控股部分的股份有限公司也算作公有制之列，“不能笼统地说”，江泽民以此结束了党内二十余年的争论，“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但是他并没有明确规定，究竟必须掌握百分之多少的股票，才能作为控股者，李鹏曾对此明确讲过，通常持有20％就可以控股了。　
　　　　　　　　
　　　　　　　　江还进而把所有建立在股份形式基础上的共有性企业也归之于公有资产范畴。这种共有性企业是90年代新出现的企业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经理和工人共同拥有了该企业的资产；该企业的股份不可以自由买卖，而只能在本企业内部的员职工之间进行买卖。江在最后还对这个概念作了延伸：所谓的“公有资产占优势，”他明确地指出，主要表现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在他对公有制的概念进行了延伸之后，江开始转到了对这个题目的论证，那就是：“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国营企业改革的新突破就以此而顺利地开始了。即便是国家把国营企业分化出去了，即便是公有制比例减少了，但是中国依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场改革，江在此是这样勾画出它的底线的，所要形成的关键性结果就是：国家保留大型企业，放开小型企业，这些大型企业将投放到股票市场，建成为跨国公司。而小型企业所面临的就是，国家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江并没有说要对多少企业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听众们都明白，宣布这个改革战略在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在30。5万家国营企业中，国家将保留1000家大、中型企业，并把它们投放到股票市场，以便为其引入新的资本。对于其余的30。4万家国营企业以及这些企业中的员工来说，适用的就是这个口号“能救就救！”一部分被大型国营企业所兼并；半数以上被原企业的总经理或者私人企业买了，其中不少的企业是以远远低于实际价值而贱卖了。其中也不乏被外国企业所购买的，尤其是美国投资基金会，为了获得合适的购买对象，他们早就让自己的代理人在这个国家内到处活动。剩余的部分也就破产了。在大会堂外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严肃地讲：“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必须被淘汰，这是市场的法则”。　
　　　　　　　　
　　　　　　　　这场改革对于所有工人意味着什么，江在他的报告中讲得比较谨慎：企业改革“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但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他表示，党和政府要关心和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搞好职业培训，拓宽就业门路，推进再就业工程。但是他同时也强调，“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明确的说法就是：党收回了对职工以及社会困难户予以终身生活保障的国家担保，即“铁饭碗”被砸碎了！　
　　　　　　　　
　　　　　　　　政府部门以及管理机构的裁员也将开始，这又是一个失业源：“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另外，失业的第三个源泉就是裁军，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要裁军50万。　
　　　　　　　　
　　　　　　　　江泽民把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一并看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到2010年前的“改革进程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他指出，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私人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在此用“非公有制经济”来表述私有经济，并把它看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说：我们“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至此，私人经济首次被党不再作为国家经济的“补充”来表述，而是提到作为整个经济的“重要部分”这个高度，这种表述也就使私有经济“合法化”了。　
　　　　　　　　　　
　　　　　　　　江这样尽全力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把经济改革向前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他却持谨慎的态度。　　
　　　　　　　
　　　　　　　　在涉及政治改革方面，江泽民对于所说的“西方模式”原则上予以否定。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唯一的一个实质性进步就是，宣布城、乡基层直接民主选举。至今为止这种直接民主选举也就只是在村这个层次上。由于通货紧缩和亚洲经济风暴使得经济形势加速滑坡，这也就不得不延缓这项在全国范围实施城乡基层直接选举的计划，而只是在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实验。　
　　　　　　　　
　　　　　　　　江泽民把制定文化政策看作为基本的任务，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多元文化在他看来没有多大价值。他也呼吁，“对新闻出版业要加强管理”。江泽民也赞同邓小平的双重目标，认为，通过形成现代市场经济使中国富强，但同时在这个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也必须绝对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　
　　　　　　　　
　　　　　　　　“少说为佳”　　　
　　　　　　　　江的十五大报告是“委婉式改革策略”的范例，这个策略尽管邓早已经使用了，但是江可以说是优秀地发展了它。中国转变成市场经济，但是这种转变在意识形态上所具有的意义，没有必要对人们去讲。“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似乎还有效，但是所有知情人都意识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这随之也带来这样的效应，外国人就不太容易弄明白，中国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究竟走得有多远。　
　　　　　　　　
　　　　　　　　我们不妨就这种委婉式改革策略，从江的报告中摘要几个例子。首先是江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新理论：按照邓时代的表述规则，国有企业应该构成经济的主体，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期也确实如此。但随后，国有经济比重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经济一直下降。在1978年，国有企业产值占整个国家工业总产值的78％，但是到了1997年，就是在江泽民作这个报告的那一年，已经降到32％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滑。国有企业尽管依然掌握着经济领域的主导工业，譬如：原料工业、重工业、电力工业、银行和邮电、通讯，但是它们的生产总值达不到国民总产值的1/3。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在1997年时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小部分”。　
　　　　　　　　
　　　　　　　　江尝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并因此而把国家所有制的主导地位原理修订为包含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原理。按照1997年的官方统计，国家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当年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保持在70％以上，这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拯救。　
　　　　　　　　
　　　　　　　　可是，这种统计不能解决长远的实际问题。许多在这个统计中作为城、乡集体所有的企业，逐渐的私有化了，而且这种私有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江在报告中已经考虑到这一点，并且补充说，最重要的是国家所有制经济的这种“控制力”。可是，这种控制力也在弱化，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淡化了，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并没有因此而真正解决。　
　　　　　　　　
　　　　　　　　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江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表述法，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上的委婉表述，不如说是对变化的淡化。除了知情者外，谁能想像到，当江论述“战略性改组”的时候，是宣布要疾速的收缩国家所有制经济的比重；当他讲，政府要“加速放活国有小企业”时，是在暗示，这些小型国有企业及其员工要从国家的大锅中拿出去，而且要让他们自己面对现实；当他歉意地说，“会给一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时，是在对裁减3000万到4000万人表示歉意，而且这些人之中的许多人由于年龄缘故以及教育程度太低而很难获得新的工作位置，从而也就很难保持他们在原有工作位置中所具有的价值。　
　　　　　　　　
　　　　　　　　江的这种委婉、淡化和暗示性改革策略确实使得改革反对派在党内很难从意识形态上找到借口，很难对改革进行指责。但是对于唤醒国民去理解和适应面临的改革这个主题来说，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策略？“眼泪和汗水”⑩的报告也许未必能给工人和群众清楚的说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势在必行、别无选择，但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把中国引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用这种貌似社会主义式的口号来堵住反对者的嘴，以便把改革继续下去，这在邓小平时代是必要的策略，因为那时意识形态上的反对者比较强大。而今，极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时代过去了，继续改革的真正阻力是既得利益者。因此，这也许是用开诚布公而认真的说法去赢得人民群众对改革支持的时候了。　
　　　　　　　　　　
　　　　　　　　第三十三章　到2010年的市场经济　　　
　　　　　　　　邓把中国从计划经济中解脱出来，邓的后继者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完成邓的改革，建设一个完满的市场经济。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为改革的第二阶段打开了思想和政治上的航道，而实现第二阶段改革的重任，就落在了新任总理朱镕基的肩上。　
　　　　　　　　
　　　　　　　　朱在1998年3月19日上任，任期5年，到2003年3月份。这位69岁者对自己所面临的重任并没有心存侥幸。“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他在当选为政府总理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月5日到19日期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以绝对多数票把改革的重任交给了朱这位可信的候选人，98％的选票任命了这位总理候选人。　
　　　　　　　　
　　　　　　　　这位政府总理提交了在他任期内的改革纲要。三大结构改革要同时开展，而且三年内必须结束：　　　
　　　　　　　　一是，政府和管理机构改革。　　　
　　　　　　　　二是，国有企业改革：江泽民在1998年7月对这项改革作了补充，即他作为军委主席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命令，把军内赢利性强权经济部分交给国家。同时，类似的命令也发给武警、国家安全系统以及司法机构。　
　　　　　　　　
　　　　　　　　三是，银行和货币市场的改革。　　　
　　　　　　　　朱镕基进而决心毫不妥协地解决官僚主义以及国有企业的问题，以便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愿望变为现实。以此使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进口和外国投资开放了自己的市场，由此也使得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感受到竞争的压力，逼迫实施结构改革和方向调整，尽管这并非朱当时的意图。　
　　　　　　　　
　　　　　　　　正像朱所宣布的那样，一场这样的改革势必剧烈冲击到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故此它也只能在解决这些危机中得以完成。一场由于中国的投资过热和亚洲邻国的危机所引发的危机已经发生，尤其是印度尼西亚，贪污腐化使整个政府机构垮台，那么它根本就再也谈不上保障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了。对于人代会的许多代表来说，这位财政专家和富有拼搏精神的管家朱镕基是危难时的救火队长。　
　　　　　　　　
　　　　　　　　政府机构的改革　　　
　　　　　　　　自50年代以来，政府至少9次采取措施，力图阻止政府和管理机构那与日俱增的膨胀。所有措施都收效不大，国家机构在持续膨胀：从1978年到1998年，国家人口增加了27％，而国家工作人员增加了86％！在朱镕基的领导下，第十次措施出台了。他规定，到1998年底，中央政府减员一半；1999年是省政府，2000年是地方政府，要求裁员比例与中央相同。到2000年底，800万政府和管理人员总共要裁员400万。　
　　　　　　　　
　　　　　　　　朱通过裁员改组并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务院机构，也就是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