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利益-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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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老王你睡了吗？刚刚睡下？那也不行，我就在朱吕村。你马上过来，今晚我们一起必须把王典才的事解决了，否则再拖一天我们这些身为父母官的干部就多一份对不起老百姓的罪过。你赶快过来，越快越好！”梁雨润拿起手机，又搬来了裴介镇的党委王书记。
十几分钟后，王书记到了。梁雨润与王书记分兵两头做工作，村干部那边有王书记负责，王家就有他出面谈。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梁雨润和王书记碰头，结果是王家说看在梁书记的面上，同意再让一步，只要１万元补偿费。村委会那头意见却“铁板一块”——只同意给７０００元，多一分也不给了。
“啥，７０００元？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们不搬了，一分补偿费也不要了，我们要你们逼得我们全家几年无家可归的损失费！”。
村干部也不是好惹的，“你们不搬房也行，那就把户口搬出我们朱吕村！”
“凭什么？”
“凭你们不为全村人着想！”
“你们为我们着想了吗？”
“……”
王家和村干部又斗上了嘴，谁都不让谁。
王书记气得浑身发抖：“你们看看，闹了１８年了，还想再闹１８年呀？”接着，他又惴惴不安地给站在一旁出粗气的梁雨润端上一碗水：“梁书记，您可千万别生气，这些人哪，都不是省油的灯。快喝口水，您从下午来了到现在连口水都没有顾得上喝，这些人也太不抬举人了。要不你还是回城吧，日后我们再慢慢调停，你看行吗？”
“不行！”梁雨润脸色异常严肃地在屋里来回踱步。那“咚咚”作响的沉重脚步，使得方才还吵成一团的当事双方静了下来，十几双眼一齐聚集在梁雨润身上……
“好了，今天算我来你们村做‘生意’赔了！刚才你们一方同意给７０００元，一方要１万元。不是差３０００元嘛？好，这３０００元由我们纪委出！王典才家的问题已经拖了１８年了！我们不能让老百姓白跑１８年！怎么样？你们双方还有什么意见？”梁雨润说完，用目光扫了一下全屋子的人。
方才还是个个怒发冲冠的双方当事人，仿佛像冰山一下被强烈的阳光所融化。
“梁书记……我们听您的。”王典才和老伴周爱仙“哇”地一声，哭了……
“梁书记，我们也没有说的……”村干部们的眼眶里也早已湿润了。
这回轮到梁雨润笑了，“那好……你们，你们现在就，就签约吧……我看着，看着你们签……”他用烧着火般的嗓子，断断续续地说道，当他摇摇晃晃地坐下用手端起那碗茶水时，竟然没有拿住，瓷碗“哐当”一下落在了地上……
“梁书记！梁书记——”众人赶紧围过来。
“没事没事。”梁雨润定了定神，说：“今晚我在这儿看着你们签完协议后再回城。”
深夜一点半，朱吕村村委会和王典才一家有关动迁和动迁补偿的协议签定完毕。双方代表在上面签字划押，各执一份，镇党委书记也留了一份。
这时梁雨润站起来，一手拉着王典才的手，一手拉过村长的手，然后将这两只手握在一起，动情地说：“干部和群众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们永远好好地手牵着手，心连着心……”
这里有个关键的细节——就是当他看到王典才一家和村委会干部们为差的３０００元钱争执不下时，断然说“由纪委出”这一情节。在采访时我特意问过梁雨润：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勉强，因为纪委是党内监督机关，如果遇到同类问题都要靠纪委这样的部门或者你梁雨润来出钱，恐怕不太合适吧？梁雨润也无奈地摇摇头，说：其实这是个无可奈何的事，但在基层工作有时是非常具体和实际的，特别是一些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有时就是因为某些具体的细节永远解决不了。他说处事有个原则：作为党的干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为老百姓着想，尤其是在处理农民问题时，你得把最大的难处往自己身上揽，而不是推到农民身上。我当时看到像王典才这样一个并不大的宅基地问题，弄了一二十年没解决，心里非常难受，觉得它有损于我们党的形象，所以那天我是抱着非解决不可的决心去的。最后矛盾的双方为了３０００元僵持不下，我一着急，就说了‘由纪委解决３０００元’。当时拖了１８年的纠纷马上达成了协议。当然我回到纪委机关大家对我这么做有些不理解，这我完全谅解。我们纪委既非慈善机构，又非创收单位，只有一些公务事业费。但我把要千方百计为农民的利益服务和提高纪委处理问题的能力等道理向纪委机关的同志们一讲，大家终于明白了，那就是我们是共产党人，是共产党组织的机构，如果不努力想法为人民解决问题，把一些难题往外推，这看起来自己是省事了，但却是对人民的不负责。当然，我在处理王典才一事时使用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梁雨润朝我苦笑道。
从王典才家出来，梁雨润回到城里时，已见东方红霞满天。他刚上县委大楼的二层——这是他的办公室所在处，突然有人高喊：“快快，梁书记上班来啦！梁书记上班来啦！”
梁雨润抬头一看，只见与他办公室一墙之隔的一个平台上，聚着十几位群众。
“你们都是来找我的？那就请到我办公室来吧。”
自从梁雨润铁拳重击夏县“黑势力”，惩治几起腐败案和为群众办实事的事迹不胫而走后，县委大门口和他的办公室的楼道里，天天都会有数十名百姓群众跑来找他。有的群众为了能同梁雨润当面诉说心中的苦和冤，不惜头天从几十里的乡下赶到城里，然后整宿整夜等在县委大门口或梁雨润的办公室旁的那个平台上。
面对如此众多的农民兄弟进城叫屈申冤，梁雨润深感肩负的重任，于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大家的需要，梁雨润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群众来访的接待室。而在这接待和倾听农民们的一件件申诉中，他发现了许多无法想象的农民疾苦和人间的不平事。正是这些想都想不出的农民疾苦，使梁雨润心头更增添了共产党人的责任。
这天一早，在众多上访人员中，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一边哭跪在地上，一边举着一套满是血痕和窟窿的衣服，泣不成声地对梁书记说：“梁青天啊，你一定要帮帮我啊，我都上访告状了３２年啦！我已经老了，跑不动了，可，可他们还霸着我家的地，占着我的宅……”
梁雨润赶紧扶起老大妈，端水让座。“大妈，你慢慢说，等我弄清楚了问题，一定想法帮你解决好。你把事情慢慢说给我听听……”
原来这位大妈名叫崔良娟，家住该县埝掌镇上董村。崔大妈年轻时嫁给张保谋，张保谋是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技校毕业后一直在太原钢铁厂工作。崔良娟一个人带着孩子在村里守着老宅，伺候年老的婆婆。因为丈夫长年在外，家里的事就靠崔良娟支撑着。那会儿像夏县这么个穷地方，谁家有个吃“商品粮”的，肯定是宽裕户。所以她家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崔良娟长得娟秀，干活又麻利，祖上留下的宅基地也很宽敞，难免招村上人嫉妒。“文革”开始的第二年，也就是１９６７年，村上有人喊着要筑一条“万年幸福的金光大道”，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她家后院的一垛墙，一条集体用的“金光大道”侵占了她家的宅院两米多宽，还说这是考验她是不是甘愿“走社会主义道路”。
“凭什么占我宅基地？这是我们男人家祖辈传下来的。再说你们也事先不打个招呼，既然都讲大公无私，那你们为什么不把‘社会主义大道’先从自家院里通过？”崔良娟把气出病的老婆婆送上医院后，找到大队“革委会”主任责问道。
“你家男人是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你家不带头贡献谁还带头？要我说，别说是大队修一条金光大道占了你们两米宅基地，就是道路筑到你们院子的中央，你也该有个好觉悟嘛！”
崔良娟心里不服，第二天一早，她就告到了公社。
公社的一位干部告诉崔良娟说我们只管“革命”大事情，你这个人的私事我们没时间管，也不会管的。说完继续写他的大字报。
“这怎么能说是我个人的私事？再说我家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凭什么推倒我家的墙，占我家的宅基地？”崔良娟原以为公社都是些明白道理的大干部，哪想会碰到这样的只讲大道理而不明白民情世故的人。她气得在那位公社干部的办公室里直打转。
那时崔良娟才３２岁，在别人眼里她丈夫在外面吃“商品粮”，每月会给家里寄几十块钱回来，日子一定好过得很哩。外人哪知崔良娟的苦处，她上要照顾八十多岁的婆婆，下要拖带四个娃儿，供她们吃喝穿着上学。丈夫虽然在外，但一个男人啥事都不会料理，所以崔良娟还要时不时到太原去帮丈夫收拾收拾，尽尽做妻子的义务。那会儿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年代，你如果经常旷工，也算是觉悟问题。好在崔良娟那时年轻，里外都不耽误，不过这份苦只有她自己知道。崔良娟给我讲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会儿她得一个来月上太原一次，男人三十几岁，正是需要女人热被窝的年龄，而且生活也需要女人打理。所以为了每月能上一次太原，她可受大罪了。家里孩子小，婆婆年纪大，都需要人照顾。四个女娃儿，上学的，吃奶的，排着队缠着她。而生产队里的“农业学大寨”活动中，女人们个个被搧惑得像疯婆似的，整日整夜里抢活干，不知死活，不知时间，也不知劳累。拖得崔良娟一回家就想倒在炕上呼呼大睡。但她不行，娃儿们和婆婆还等着她做饭吃呢！于是她只好支起散了架似的身子，在院子里忙碌。怪也就怪在这儿，村上的男人和女人们见这里外忙得几乎是四脚朝天的崔良娟，不仅从没倒下过，那成熟少妇的样子还越来越招人眼。有吃商品粮的男人在外工作，有热热闹闹的婆娃整天围着乐哈哈，有宽宽敞敞的大院子。农民嘛，这些就是顶好的理想了。她崔良娟全有。说不出什么道理，反正村里人觉得你崔良娟家占的好处太多，就该在什么地方作出点“牺牲”，也好让村里其他人心头出口气。
事情就这么个理，虽然摆不上台面，但有人心里头就这么想的。
崔良娟哪知道这些理儿？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嫁给上董村的张家来，就要操持好这个家，不能让张家的院子少一寸地。
但现在村里修路，没动其他任何一家的宅基地，偏偏将她家的院墙推倒了，而且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没有一种通情达理的说法。崔良娟觉得自己的男人不在家，而自己在家里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老宅基地占了一块，这份“罪孽”重啊！她找公社没解决问题，便跑到县上找领导。找县领导比找公社干部难上好几倍，更何况，那是“文革”打砸抢和揪走资派最激烈的时候。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一位县长在某个地方，她便去了，可一上那儿就被几个造反派逮住了，问她干什么的？崔良娟说我家里有事找她。造反派说县长已经是走资派了，你这个女人还要找他？造反派左瞧右瞅，总觉得这个俊少妇跟当走资派的县长有什么关系。“搜！”几位女造反派，也不管崔良娟的叫嚷，把她通身摸了个遍，查出了她身上带的四根自己做的麻花。崔良娟说是自己做的，准备“上访”期间吃的。造反派不信她话，说肯定是那个当走资派县长的什么“亲信”（那会儿还不叫情人一类的词，但意思差不多），这四根麻花很能说明问题。然后又说，现在是“伟大领袖”指引下全国上下一片红的时候，你一个女人出远门搞什么上访，这本身就是反革命活动。抓！崔良娟就这么着被稀里糊涂地关了一夜。大概第二天造反派给崔良娟所在公社打了电话，才弄清了她并非是“走资派县长”的什么人，这才把她放了。回到家，她还未踏进院子，就听院内传出孩子们悲伤至极的哭喊声：“奶奶，奶奶你别离开我们呀……！”“你别走啊，好奶奶——！”
崔良娟顿时双腿一软，瘫坐门槛上。婆婆的死是与宅基地被占有关的，医生证实，当时老婆婆住院时一则气虚，二则她的胳膊有积血。前者是婆婆看到自家的宅基无辜被占后气的，后者是那次村里来人推墙时，婆婆上前阻止时被人扯着胳膊拉扯了好一阵。婆婆年岁本来就大，哪经得起这折腾。其间又听到儿媳妇到上面反映情况遇到的坎坷，这一气一忧，结果带着未愈的伤势和冤屈离开了人世。身为媳妇的崔良娟为之打击巨大，更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作为张家的媳妇，在男人没在家时，自己既没守好宅基，又搭上了老婆婆的命。崔良娟这回豁出去了，她并没有马上把老母亲的死讯告诉在太原工作的丈夫，而是先找到公社干部，想用婆婆的死来换取上级领导的公正说法。公社干部一听事情到了这一步，赶紧派人来崔良娟家做工作，说无论如何先把老人的后事给解决了，其它的事好商量。我们是代表公社的，是一级政府哩！得相信我们。崔良娟是老实的妇道人家，公社干部立下的保证她能不信？在这种情况下，她才叫回丈夫，擦着眼泪将老人入了土。
可崔良娟发现，等她把婆婆的后事处理妥当后，公社对她家的宅基地问题却没有任何动静。她找那个曾经拍胸脯包她解决问题的领导，公社干部告诉她那位领导已经调走。那就找新领导吧，崔良娟不得不又从头说起，新领导说一定过问一下。可他的这一过问就没了“下回分解”。等十几天后崔良娟再去找到那新领导，人家说这事还得找村里的干部。崔良娟发现，自己磨破了几双鞋，结果还是转到了原地。
“你去上面告呀？别看生产队队长官儿最小，可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话，要办的事，还得最后落在我这个生产队长头上。你崔良娟脚踩的是咱们上董村的地，你就得接受咱队上的领导指挥。告状没用的。”生产队长抖着“二郎腿”，一副可以领导中央的架式。
崔良娟不服，她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没有能说理的地方。从此这位年轻的农民少妇便开始走上了一条漫漫的上访之路。
尽管那时还在“文革”期间，但崔良娟不信邪，因为她心里装着两个“保佑菩萨”：一是自己的成份是贫下中农，二是丈夫是工人阶级。但虽有这么硬的“菩萨”保佑，仍不起作用。崔良娟跑了几十回县里、省里，那时大家都在“闹革命”，没有人理会她，倒是岁月的痕迹在这位少妇的脸上留下了几道皱纹。
“四人帮”倒台后，改革开放了，农村又来了新政策，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热火朝天。可令崔良娟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年后院被占去的两米多宅基地问题不仅没有解决，１９８２年，村上又在她家的前院门口划去一块宽３米，长１７米的地方，说是在这儿要修一条新路通过她家门口。村上的交换条件是：顺着这条线，她家的宅基地往后移动同样大的一块地方。崔良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虽然“文革”中的那档子事还没有了结，可现在毕竟是改革开放年代。那时她三个大的娃儿都在上学。四娃儿还在她怀中吃奶。丈夫写信来希望她到太原呆一段时间，好多腾出些时间为厂里技术革新多做贡献。临走时村上干部找到她，向她再次催促关于在她家门口修路和往后移宅基的事。
“这回村上事先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