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5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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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三百六十天里天天看望陈怨莲老人。婴儿满金则是“福镇新世纪第一幸运儿”，但体重只有2500克，显然先天不足。给我的印象，“满金”不过是一个名字，它试图代表那些生存在世的形形色色的俗人，正是他们组成了这个平常而丰富的生活世界。　
　　萨娜的《天光》写一个名叫开列热图的贫穷村庄，当一个哑巴孕妇在这里艰难地产下奇特的瘤孩后，村民们就生活在不安的预感和恐惧中。新上任的族长莽格认定“浑身长着肉瘤的妖孩”是灾难的祸源，下令把他烧死。而这“妖孩”则在留下无情而恶毒的咒语后勇敢地赴死，让全屯人目睹一场熊熊烈火和天光。　
　　赵光鸣的《大鸟》主要刻画了两个人物：姚富成和左郎中。姚富成自从左郎中趁治病之机摸过自己婆姨小雨的肚皮后，就一直怀恨在心。一次见左郎中暴打婆姨涂才娃，才娃一个人在门外嚎哭，就去安慰，于是，这两个同样对左郎中充满怨气的人就理直气壮地“干”到了一起，共七回。左郎中提出，要么与姚富成婆姨小雨睡七回，要么就给七千元钱。姚富成设计在左郎中跟自己去县城取钱时，把他推下水库大坝泄水闸淹死。没想到左郎中因为再次毒打婆姨时，被婆姨宰了。心情轻松的姚富成赶着驴车到县城，一不小心自己竟像大鸟一般飞下了水库大坝。　
　　衣向东的《一条紫红色围巾》写沂蒙山老区一位名叫枣的军嫂，被花心丈夫抛弃后仍旧艰辛地赡养其老母的故事。叙述人“我”是一位去老区接新兵的上尉，他从枣对自己的救护、对婆婆的敬爱里，生出了感激与钦佩之情。“我”提出一个让人不得不思索的问题：“沂蒙山的红嫂还在呀，可是沂蒙山的男人走失了。”　
　　蔡测海的《》写界上村的美女翠与赵裁缝的故事。翠即将嫁给文化人皓，请百里闻名的赵裁缝到家里来做嫁衣。在做嫁衣的过程中，翠渐渐地与已经做到副乡长的未婚夫疏远了，爱上了赵裁缝，而赵裁缝后来神秘地变成了中捕获的尸体。　
　　于卓的《插图》写石油局局长孔介早年与招待所服务员孙桂娟偷情，后者忍辱负重地抚养他们的私生子赵新天，但赵新天却因恶性案件而面临被枪毙的命运，孙桂娟见此情形不得不先行自杀。　
　　冉正万的《最后的巴别塔》写生产“隧道传递”电话的凯维公司从发迹到毁灭的过程。小说具体地描写凯维公司在电话通信上的种种成功的媒介技术变革，以及这种变革所打造的全球性商业神话，还有这种神话的最后的覆灭。小说有那么一点“科幻”预言味道。它想告诉人们：人类传播技术的巴别塔的高度不可能无限地向上伸展。总经理西河“现在终于明白，人类的发明并不是没有止境的”。　
　　根据我的初步阅读，不妨对这七篇小说作如下排名，并写上一句短评：　
　　1。冉正万《最后的巴别塔》。富于想象力地勾画了人类通信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深重的社会学危机。　
　　2。白天光《满金》。借助四个同名人而试图写出“俗人”的不同生存状况。　
　　3。赵光鸣《大鸟》。完整地讲述了两个好色男人终究不得好死的故事。　
　　4。衣向东《一条紫红色围巾》。通过现代“红嫂”的命运鞭打“陈世美”。　
　　5蔡测海《》。富有传奇色彩的乡村美女与手艺人的爱情故事。　
　　6萨娜《天光》。一则有关人类苦难与灾难命运的寓言。　
　　7。于卓《插图》。写了一个普通女服务员从偷情到自杀的命运历程。　
　　还是那句话：你不必把排序当回事。一种个人的粗浅阅读印象而已。　
　　不过，在这七篇小说里，让我感到一丝兴奋的是《最后的巴别塔》。我知道，“巴别塔”这类表述在文学写作和人文社会科学写作里已经不少了，但小说还是凭借其独特的想象力，透过凯维公司的“隧道传递”电话个案，揭示了当前令人忧心的通讯产业与社会灾难话题，刻画出人类可能面临的传播技术与社会危机。所以，就这七篇来说，我自己对这一篇相对看好。我这样做也是想借此表达我的一个意思：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小说在今天尤其需要卓越的想象力。如果丧失了这种想象力，我们的民族和小说就都无法寻到真正的活力。由于如此，我个人对这篇小说的看重程度超过了其他几篇。　
　　　
　　（2003年7月13日星期日写于北京）　


裁判的个人印象
樊　星　
　　刘恪兄盛情邀我做本次擂台赛的一名裁判，我感到十分荣幸又带几分紧张。这有点像一句套话，但了解文坛现状的朋友都清楚：在文学的多元化格局早已经发展到个人化的地步时，在文学欣赏与文学评论也已经进入了“杂语喧哗”（说通俗点，就是那句老话：“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阶段时，在作家的自我感觉普遍很好、读者的眼光却变得越来越挑剔的今天，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裁断很难做到“公允”、“公正”。因此，下面的文字只能是个人的一些阅读感受。写到这里，忽然联想到国际体坛上那些久经沙场的裁判在裁定那些优秀运动员的高难度动作时亮出的分也常常不尽一样，也可见“公允”、“公正”的相对性了。　
　　七个短篇中，刻画苦涩难堪、或令人感伤、或猥琐可鄙的人生体验的“世态小说”有四篇：《插图》、《一条紫红色围巾》、《大鸟》、《天光》。其中，写得最纯熟、最动人的当推《一条紫红色围巾》。小说写得有悬念、有波澜，有曲尽其妙的细节、有耐人寻味的弦外之音。主人公枣因为被军官前夫所伤而“恨”屋及乌，冷漠对待求助的陌生军人，这样的情绪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沂蒙山人的淳朴与倔强；而当她最终选择了帮助陌生的军官时，她的抚摩、她的泪水都足以在默默表达自己难以言表的复杂情感时也感天动地。她承受了被遗弃的苦难，又挑起了持家的重担。她的不幸和美丽感动了陌生的军官，可她却没有等到爱神的降临，最终为了持家而嫁给了厚道的残疾人。类似的悲剧（“痴心女子负心汉”，加上命运的阴错阳差）在文学史上、在人世间一直不绝，作者还能写得感人至深，是颇见功力的。《插图》写一个局长与他的两夜情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写得有波澜，有深度。尤其是那情人的屈辱与无奈、忠贞与可怜，写得不落俗套，读来令人难忘。但关于局长家门口那串避孕套和大粪的描写毕竟稍显突兀，也枝蔓了一些。《天光》通过一个哑女人和她浑身长满大如鸡卵的肉瘤的儿子在异乡遭遇的歧视与厄运，写出了孤独的人顽强生存的意志和穷乡僻壤的蒙昧与残忍。作品中关于哑女拒绝屈从命运的描写以及关于瘤孩临死说出的那些晦涩神秘的话，给此篇平添了某种象征意味。作品中关于那块从天而降造型奇特的怪石的描写，关于丧葬习俗和村民们唱祭祀歌的描写又散发出几许民俗的气息，作者显然是想将对生命的哲思、对蒙昧的批判与对异乡民俗的描写融于一体，但主题的一般化处理无疑影响了作品的感染力。结尾的匆忙也是明显的缺憾（在儿子被烧死的时候，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到哪里去了？儿子临终的诅咒是否灵验？）。《大鸟》写两个小人的无聊、污秽、猥琐、凶残，文笔是娴熟的。但这一类题材前些年就有不少作家写过，也难出新意。在我看来，在这几篇“世态小说”中，《一条紫红色围巾》是最好的。　
　　这些年来，“哲理小说”一直兴旺发达。这一方面是因为新时期以来，西方的现代哲学和文艺作品给了当代作家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那些现代文学作品又多具有浓郁的哲学感（例如卡夫卡、海明威、萨特、加缪、博尔赫斯、昆德拉这些对当代中国作家影响巨大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作家越来越注意探讨人生的偶然性、荒诞性、宿命感与虚无感的倾向有关。这次参赛的作品中，《满金》和《最后的巴别塔》就属于这一类。《满金》通过几个同名的人（都叫满金）的不同命运写出了一种微妙的哲理——“一个人可以变成许多人”（博尔赫斯语）。无论是疯子满金还是县长满金或是果子匠满金抑或是新生儿满金，他们有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命运，但他们都叫满金。这样，千差万别的命运便至少在一点上联系在了一起。作者有意通过一些细节将不同人的命运若有若无地联系起来——疯子满金喜欢文学，县长满金也喜欢文学，而且正在写一本题为《满金》的书；疯子满金手中有一本都德的小说《小东西》，他在呓语中也一再重复“我们都是些小东西”，“这小小东西，可以是某某协会的常务委员，或是某某理事会的常务理事长，或是什么什么荣誉主任，或是什么什么世纪之星……”这样，疯子的呓语也透露出了某种奇特的玄机。“哲理小说”写得好了，可以启人生发出丰富的人生感悟；但弄不好也很容易写得晦涩。《满金》无疑是明晰的，也能发人深省。哲理小说能写得既好读又耐人寻味，是需要不一般的功力的。当代作家中，王蒙、史铁生、洪峰、格非、余华都是这方面的高手。但这篇小说中果子匠满金的故事是否显得稍微有些游离？作者是本可以将果子匠满金的故事与其他〃满金〃的故事联系得更微妙、更神秘、更耐人寻味一些，从而使小说显得更紧凑、更浑然一体一些的。再看《最后的巴别塔》——这题目就有哲学味。巴别塔，是人类梦想与局限性的象征；是人类难以沟通的象征。作者以具有想象力的科幻笔触，通过一家大企业的兴衰揭示了未来世界科学与人性的猛烈碰撞，写出了人类无法完全控制自己创造出的科学技术的无情哲理。中国相当缺乏具有哲理意味的科幻作品，因此，这篇小说值得特别注意。只是如何将故事写得引人入胜，此篇显然还缺火候。平面化的叙述多了些，人物的性格描写一般化了些，这些缺点都影响了作品达到更有丰采的境界。因此，在这两篇“哲理小说”中，我觉得《满金》更有吸引力一些。　
　　现在，应该谈谈如诗如画的《》了。这是一篇描绘风土人情的佳作。多年来，中国文坛上一直不乏以优美、空灵的笔触描绘淳朴民风、美丽风光的“风俗画小说”，从废名、沈从文到汪曾祺、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迟子建，一直不断。《》延续了这一传统。小说写翠的美丽与复杂情思、赵裁缝的高深莫测，笔墨摇曳多姿，时而清纯可人，时而幽默可喜（例如关于嘬姑娘腿最狠的是雄性的鱼、叮女人的蚊子也是雄性的趣笔），时而点染诗情（像“裁缝的尺留了许多人影子……岁月是新衣裳，岁月是旧衣裳”，还有“鱼的情欲也是亮晶晶的”、“仙女在洗浴月光”那样的生花妙笔），时而意蕴朦胧（裁缝与翠之间似有若无的微妙情感如雾中花一般影影绰绰，裁缝最后的“醉”与死也充满神秘氛围），读来如梦如歌。记得作者多年前就写出过《母船》、《白河》那样如梦如歌的篇章，有浓郁的巫风色彩，令人印象深刻。这么多年过去了，作者的风格没变。在这个崇尚多变的年代里，有些不变的东西也散发出常写常新的魅力，可见有“永恒的文学主题”，还有“永恒的诗情画意”。原始的淳朴民风，朦胧的美好情感，为什么具有开掘不尽的艺术魅力？这问题耐人寻思。　
　　如此说来，这一组小说竟在冥冥中成为当前小说界“世态小说”、“哲理小说”和“风俗画小说”几大流派的一个缩影了。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故事可以常写常新，而有的故事却因为似曾相识而感觉缺乏新意？在这里，理性的分析恐怕是苍白乏力的。文学的奥妙，阅读的感觉，常常是只可意会、难以说清的。在这里，也可以将歌德的那句名言稍作改动，得出“理论是灰色的，文学之树常青”的结论来。是的，归根结底，文学是神秘的，正如世界、自然、人都是神秘的，不可知也说不清一样。就此打住吧。　
　　现在，到了排座次的时间了。我的个人印象是：《》第一；《一条紫红色围巾》第二；《满金》第三；《插图》和《最后的巴别塔》并列第四；《大鸟》和《天光》并列第五吧。　
　　　
　　　樊星，男，1957年出生于武汉。文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思潮的研究。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史》等书。　


答瑞典友人问
沈从文　
　　建国后，在毛泽东及有关部门的鼓励下，沈从文曾几度想重新拿起笔来写小说，但是，适合他创作的环境已不复存在，一次次努力，终未成功。这里发表的除一篇为问答外，另三篇是他试验写的小说，都是沈先生生前未发表的。文章选自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　
　　——编者　
　　　
　　访谈时间：一九八七年七月八、九、十、十一日　
　　来访友人：瑞典作家汉森（Stig　Hansen）先生　
　　瑞典汉学家倪尔思　（Nil　Olof　Ericsson）先生陪同并翻译　
　　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王先生陪同　
　　记录整理：沈虎雏　
　　　
　　汉森：我能到北京见到您很高兴。　
　　第一次见到您的作品是七年前，那是从旧书店里得到一本旧杂志，一九四九年的，介绍世界上的主要作家，其中有沈从文，并有《萧萧》，这是最早译成北欧语文（瑞典文）的您的作品，这是它的复印件。　
　　现在有了马悦然教授译的《边城》，这是瑞典杂志上的广告。　
　　听说《边城》有一部电影，我还没有看过，倪尔思看过的。　
　　从文：香港还拍过一个，五十年代拍的，大陆还没有演过，名叫《翠翠》。　
　　汉森：《边城》是您最成功的作品吗？　
　　从文：是比较欢喜的习作。是一种试探，用各种不同写法。可以算是代表作。　
　　汉森：您是怎样写《边城》的？　
　　从文：开始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每星期发一章，一面写一面发表，事先没有想好写成什么样。　
　　《国闻周报》不是文学刊物，但有朋友在那里，他要一点文学作品。五四以后那时候，白话小说怎样写没有一定，每人自己摸。我从不同方法去试着写，写一篇就改一种写法。不成熟的，所以叫习作。　
　　汉森：那是不是认为不成功的？　
　　从文：不是。　
　　汉森：《边城》发表时，写完了吗？　
　　从文：没写完，每周一章写出来寄去。　
　　汉森：以后用过这个办法发表别的作品吗？　
　　从文：没有。我短篇多，中篇、长篇少。　
　　汉森：在欧洲短篇小说不很多。沈先生认为短篇长篇哪个好？　
　　从文：一般有纲目的适合写长篇，有一点东西的要写短篇。　
　　中、长、短篇没什么好不好，内容决定它，适合写什么就写什么。　
　　汉森：您的大部分作品是短篇？　
　　从文：长篇只有《长河》，没写完，只写到三分之一。　
　　汉森：为什么没写完？　
　　从文：抗战时因对国民党的批评，作品被删去许多。另一个原因是抗战中生活不安定，教书，到处走……　
　　汉森：第二部分开始写了没有？　
　　从文：没写。我写短篇写惯了，不像人家那样有计划。　
　　汉森：中篇大概有几部？　
　　从文：早期有几部，《边城》算中篇，《神巫之爱》算……　
　　汉森：有作品发表的年代目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