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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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劲松
老实说，作为一位素食者，本书的基本立场——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会导致慢性疾病的发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最有利于健康，也最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对我来说并非什么“石破天惊”的新观念，不过是一些未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常识而已。美国的相关研究表明，素食者的营养知识和意识都要比肉食者明显高出许多。这再次印证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桑德拉·哈丁“立场认识论”的观点：边缘人群往往比主流群体更有反思批判能力，看问题更加全面，因而观点往往也更加客观。然而，我仍然惊讶地发现，甚至连大多数素食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的许多理念，仍然是没有科学依据，仅仅体现了食品工业利益的迷思（myth）。
从1983到1989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等多家中外权威机构精诚合作，在中国24个省市区的69个县开展了三次关于膳食、生活方式和疾病死亡率的流行病学研究。这项研究荣获我国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纽约时报》称为“流行病学研究的巅峰之作”；然而它在国内的影响却并不很大。反而是在国外，不仅发表了几十篇广为引证的研究论文，而且还为许多国家的电视和平面媒体作为专题广泛报道。
该项研究的主要领导者T．柯林·坎贝尔教授，发表过350篇论文，荣获包括1998年美国癌症研究所颁发的终身成就奖在内的无数奖励，是世界营养学界的最重要权威之一。《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就是他积一生营养学研究心得精心打造的科普杰作，出版之后好评如潮。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C·理查森教授称赞本书在营养学图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创始人及所长迪安·奥尼什教授称之为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营养学专著。
多少年来，动物蛋白意味着健康、强壮、进步乃至文明和希望，这一“迷思”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为不言自明、天经地义的常识。甚至有许多人将近代以来中国国势不振、文化衰退，全都归罪于中国人的饮食传统。基于大量确凿的科学事实，经过严谨的论证，本书得出了非常明确的结论：动物蛋白（包括甚至尤其是牛奶蛋白）能显著地增加癌症、心脏病、糖尿病、肾结石、骨质疏松症、高血压、多发性硬化病、白内障以及老年痴呆症的患病几率。尤其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些疾病都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进行控制和治疗。中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饮食习惯，反而是更加“科学”，更加有利健康的。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在当代中国饮食习惯日益西化的形势下，这一颠覆性的结论无疑是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
震惊之余，我们不禁要问：长期以来我们视为天经地义的饮食观念，多少人信誓旦旦地以科学的名义向我们灌输的那些信条，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错误的理念，疾病的祸首？“科学”的食谱怎么会如此不科学？难道过去的科学家和医生们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吗？为什么在十几年前在中国进行的研究结果，对我们的健康如此关系重大，我们自己却都不知道？究竟是谁或者什么机制在阻碍我们获得正确的信息？
坎贝尔在书中讲述了他是如何克服重重障碍才将这些珍贵的真理向大众传播的。他指出：“整个社会体系，政府、科学界、医疗界、工业界、媒体都将利益置于健康之上”，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会非常默契地合作，试图将真相隐藏起来。我们不能对学界过分相信，因为今天世界各国艳称的产学研一体化，往往导致共谋分赃。“经过无数艰难的考验，我对学界内部有这样的阻力的原因有了一个更深的体会。科学家得到的这些资助都是由像米德·约翰逊营养学实验室、LED－ERLE实验室、BIOSERVE生物工程公司以及以前的宝洁公司，还有达能营养中心提供的。这些都是食品工业和药物工业的衍生机构，他们代表的是科学界和产业界的一种畸形的联姻。你能相信这些所谓‘科学界的朋友’，真正致力于追求科学的真相，而不管结论对他们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吗？”
医学教育与药品公司长期以来一直狼狈为奸。医学院的学生、住院医生长期受到药品行业和医药代表的影响，对药物和设备的依赖程度远远超出了必要。年轻的医生学到的理念是对于每一种疾病都有一种合适的药物。医生越来越习惯于从制药企业接受各种礼物和帮助，而制药工业则利用这样的小恩小惠来影响医生们的继续医学教育。整个医学学术界心甘情愿地沦为了工业界的前沿阵地，将研究重点放在药物和医疗设备的研究开发上。相比之下，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很难得到资助。正是这一原因，像基因工程、心脏移植手术这样引起轰动而又花费巨大的治疗手段，工业界因有利可图就会大力支持，而营养学很难得到公平、公正的关注。无怪乎，像约翰·麦肯道格尔、埃塞尔斯汀这样通过教给病人正确的生活方式，控制膳食，不用手术就能成功地治疗心脏病的大夫，会受到医学界的排挤。
因此，我们对于医生的建议也要分析，不能迷信。“你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认为，医生比你的邻居或同事有更多的营养学知识，对食物与健康的关系懂得更多。现实情况是，医生并没有接受多少营养学培训，他们向体重超重的糖尿病患者建议多摄入牛奶或是含糖的奶昔作为正餐替代品。也正是这些医生，向那些想减轻体重的患者建议摄入高比例的肉制品和奶制品。也正是这样的医生，向骨质疏松症患者建议摄入更多牛奶。医生对营养学的无知给病人带来的恶果实际上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至于工业界，他们为了商业利益，将营养的“科学”变成了商业营销的业务。他们不仅不顾公众的健康，而过度夸大宣传其产品的营养价值，掩盖其副作用，甚至于会派间谍密切监视相关科学研究人员的一举一动，针对任何不利于其产品营销的科学研究成果，及时组织对抗性的宣传。他们毫无顾忌地收买科学家，以学术争论的形式掩盖其商业推销真面目，破坏科学界的诚信原则。
近代科学技术和医学的高速发展，不仅在社会运作层次上和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极端产业化紧密相联，而且在自然观层次上表现为对自然的全面征服和控制，在方法论上表现为还原论的大行其道。而《中国健康调查报告》所揭示的真相，不仅因推崇简朴自然的消费观念而受到鼓励消费的资本主义产业的封锁，而且因提倡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和整体综合的研究方法，而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因而受到打压。
在有关蛋白质的问题上，存在着太多的文化偏见和神秘观点。人们往往将蛋白质等同于肉食，等同于健康、强壮、甚至是先进文明。近代文明中将自然界的食物链与人类社会中的权势、地位与健康简单等同起来，所以植物蛋白往往被认为是低等的。但是，“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所谓低品质的植物蛋白，尽管用于合成新蛋白质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很稳定，这种蛋白才是最健康的蛋白，也是身体最需要的蛋白。和动物来源的蛋白质相比，植物蛋白缓慢，但是能稳定地赢得‘健康比赛’的胜利。”
在营养学的问题上，还原论的思路是错误认识占统治地位的重要原因。“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公众对膳食与营养缺乏清晰的认识，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某些科学家仅仅强调细节，而不谈整体。科学家总是花大量时间去分析某个单独的营养素的作用，例如维生素A是否能预防癌症，或者维生素E是否能够预防心脏病，因此他们总是通过高度抽象化或简单化的分析总结出结论。这种做法实际上低估了自然本身的复杂性。我们总是研究食物中极小的生物化学部分，试图从中得到广泛适用的结论，这就导致了研究结果的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导致科学家和决策者无所适从，并进而导致了公众的困惑、不安和无所适从。”
长期以来，现代科学与历史进步的观念把臂而行。人们总是相信，科学在进步，现代的观念意味着更加准确、真理和理性的发展，古老的信念意味着迷信、教条和可悲的谬误。然而，坎贝尔教授通过研究相关历史，惊讶地发现，在有关膳食与健康关系的观念上，历史更像是轮回而非进步，许多情况下历史是在退步的。当代耗费1亿美元的“护士健康调查”项目，最后被证明对于预防乳腺癌没有任何帮助；而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塞涅卡早就在批评肉食的危害，其主要思路与今天的认识并无二致。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把膳食作为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主要方式。一方面癌症等现代富贵病肆虐流行，另一方面大批关于膳食与癌症等疾病关系的研究著作却尘封在图书馆中，无人问津。新潮的思想未必比得上传统的智慧。
如此看来，《中国健康调查报告》不仅仅传播了医学和营养学的新知识，它还警示我们，只有挣脱当代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只有始终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科学与工业以及其他当代社会的统治势力的共谋，只有我们真正以理性来尊重一切传统智慧，以毫无偏见的精神来对待世界各民族的多元文化，真相才不会被以科学的名义所蒙蔽。
（《中国健康调查报告》，＇美＇T．柯林·坎贝尔、托马斯·M·坎贝尔著，张宇晖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9月版，39．80元）
承先启后两惟艰
庞 旸
我没有过当北大学生的幸运，黄修己教授也不是我的业师。但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由于办刊物，却与黄教授有了编辑和作者的交往。我在心目中，一直把黄教授当作自己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和朋友。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由于地域相隔，近些年音问稀了。因此，最近读到黄教授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三角地”》，就倍感亲切，一口气读完，又觉受到深刻的启迪。
初读《我的“三角地”》，很有读张中行《红楼点滴一～五》的感觉。都是北大学人谈北大，谈北大的“道统”、“学统”，谈那些大师级的北大教师，谈北大的学习生活、衣食住行，但因所谈所忆的时代不同，其主题与内容，也就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色。就说这谈老师，张先生的老师是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还有顾颉刚、钱玄同、林公铎等，黄教授的老师是杨晦、蔡仪、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吴小如、季镇淮、王瑶、川岛、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魏建功、王力、袁家骅、周扬……用林庚先生的话说，张先生的师辈是“读书”的人，黄教授的师辈是“翻书”的人，而到了黄教授一辈也就是“摸书”的人（见《我的“三角地”》之《读书·翻书·摸书》）；再说学习生活与衣食住行，张先生说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老北大红楼的生活，是沙滩的住，沙滩的吃，而黄教授他们入学时赶上了大跃进的年代，虽然因为“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学界耆宿，可谓盛极一时，但因政治的冲击，学生们“实际上所得不多，十分可惜”；他们也搞过大批判，也炼过钢，也编过“红色文学史”。尽管有这些不同，但在坚持北大“兼容并包”、“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上，在注重怀疑与实证、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上，张先生和黄教授的文章，以及许多北大人谈北大的文章，可以说是薪尽火传，一脉相承的。看过黄教授那些谈老师的文章，就可以领悟到北大传统是怎样口耳相授，怎样师承的。在《终身不忘，唯此一言》等文章中，黄教授描述了杨晦、林庚、蔡仪、王瑶、周扬等老师怎样通过一些生动的例子传道授业，学生们记住的往往不是老师讲的长篇大论，而是那些吉光片羽的一言、一瞬以及从中体现的学业精神、治学方法以及人格魅力，正是这些使学生终身受益。听金开诚转述吴组缃师讲“爱姑的脚”，使青年教师黄修已有了“茅塞顿开”般的顿悟，从而发现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片天地，以至后来开辟现代文学方法论的先河。在《这样的故事还要再讲》中，黄教授讲了季镇淮师和“杨君”怎样坚持学术标准，不给人情分的感人故事，以此与当下的学界腐败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然而读黄教授的文章，还是有一种沉重之感。与张中行那一代北大人和“文革”结束后入学的北大人不同的是，黄教授的文章虽也有作为北大人的自豪与自傲，但同时有一种遗憾、无奈与自嘲。应当说这完全是拜时代所赐。
近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文章，他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六代，1949年以前三代，即前五四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年以后也是三代，即前“文革”一代（或者叫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也叫“知青一代”），后“文革”一代。按这种划分，黄教授他们属于十七年一代。许教授把这一代叫做“无根的一代”，说他们“受到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影响，强调要和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的知识体制划清界线。”“他们力图要做的就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里面来做些研究，建立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因此，“有些人比较僵化”。读《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陈平原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隔代遗传”的概念：“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也就是说，“知青”的一代，隔过自己的父辈，直接与爷爷辈接上了关系。正因为学界有这些看法、这些估计，才有黄教授在本书中的一组文章《生于战乱，长于动乱》《自言自语说自己》《没有的一代》，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对他们这一代的心路历程进行了一番回顾和梳理。
应当说黄教授对自己身处这一代的评估，是相当客观和清醒的。这一代的处境，是“生于战乱，长于动乱”，学养上，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用“运交华盖”来形容也不为过。因而黄教授痛心地自嘲：“我们这一代，虽说也很优秀，是历史为新中国准备好的良材，只可惜缺少历史机遇。这已成了永远的遗憾。”“怎么概括这一代呢？‘豪情满怀’的一代固然不妥，‘承前启后’的一代，也不合实际。想来想去，想出了‘没有的一代’来”。
然而，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血，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乃至学术）追求啊，难道说没有就没有了吗？这一代果真是“没有”、是空白吗？显然不符合实际，也是令黄教授们心有不甘的。别的我不敢说，就说黄教授他们这“北大中文系55级”吧，有多少“良材”就出自这一级啊！他们中后来从事学术领导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炯，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有张少康、陈铁民、李汉秋、王水照、谭家健；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有黄修己、谢冕、孙绍振、孙玉石；还有语言学家陆俭明、鲁国尧；有转行搞民国史而大有所获的杨天石，有做编辑成绩斐然的刘彦成、陈丹晨、吴泰昌；也有搞创作而享誉文坛的孙幼军、温小钰……一个年级呈现出如此整齐、如此眩目的人才结构，据说北大中文系从建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年级能够在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