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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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自隋代兴起、唐代大兴，一直盛行于宋辽西夏金明清、贯穿中国几个王朝、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果真不是使人发疯，就是使人成为乞丐吗？近读《中国的科名》，使我对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就是，如果读书人在历史上曾经风光，曾经被皇帝、官员和社会大众宠爱过的话，那还就是科举时代！
正如书名所示，该书以解释“科名”为主要内容。“中国自行科举制度以来，一千余年的工夫，造成了一项科名的阶级，由秀才到状元，共有十几种名词，这些名词，既非官衔，又非功名，特别起了一个名词曰科名。”（序）但它不是一般的字典辞书，而是以散文化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生活细节。尤其科举制度带给读书人的荣耀，当时社会对于科举考试和读书人的关注，让人体会到读书人曾经被宠爱、被炒作的热闹与得意。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只要参加了科举考试，即使考不中，其身份也发生了质变：如“童生”，“从前读书人，经过考试不得进秀才者，方名日童生。尚未经过考试，虽一生读书，也只名曰白丁，就是将来成了经学家，可以称为处士，也不得称为童生。”（第5页）成了“童生”之后，就受特别的对待：“一是偶遇诉讼事情，写状纸时，写告状人某人，平常人须写民人某人，童生则可以写童生某人，过堂时，因无科名，固然也须和平民一样的跪着回话（监生、秀才因有顶戴，故都不跪），但县官问话时，则终较比平民客气。倘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童生（前边说过，进不了秀才，虽考多少次，多大年纪，都永远称为童生，从前有讥讽童生的一副对联曰：‘人生七十还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如果是不关重要的案子，或只作为证人等等，则县官可以命他立起来回话，这便是极大的体面，但无命令则不许起来。若平民则无论多大年纪，县官也不许命其立着回话，因为这是体制，县官也不能随便违例。”（第7页）“三是去世之后，神主可以写待赠登仕郎……什么叫做待赠登仕郎呢？……登仕郎是一种品阶的名字……五品以上称大夫，以下称郎，最高者为光禄大夫，最低者为登仕郎……从前每遇朝廷有大庆贺事，万寿大婚等节，对于全国官员，例有封典，即是本人是什么官，则亦封其先人为同样的官阶。比方子为尚书，则当然便是光禄大夫，乃封其先人也为光禄大夫……什么叫做赠呢？就是本人受封不能叫做封，须叫做授，实授的意思，先人受封，存者名曰封，已死者名曰赠。”（第8页）看来，只要参加过科举考试，一生不得仕进，子孙中也有仕进的可能，可以“待赠”了。
科举那时候，连有钱人都羡慕读书人的荣耀呢！但他们不读书，不能由科举取得个“科名”，咋办？可以花钱买嘛！这就是“监生”，“监生者，国子监肄业生也，简言之曰监生。国子监者国学也，实乃国家的大学之义，晋朝始有之，名曰国子学，北齐改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在国子监读过书者，可以说都是真正监生，但是这些事情，都早已成为虚文，年久已不实行，偶尔行之，也没有真正到国子监去读书的，乃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了。”（14页）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因为“监生”大多是花钱买来的，“最初是因为给国家捐了些款，于是就命他在国子监中读书，日后也好有个出路……后来捐的监生，不但不能在国子监读书，且连国子监去过都没有，只是一种头衔名目而已。”（第15页）
这是沾了科举的边儿，就有几分光荣的。至于真正考中的，即使是个普通的秀才，也光彩照人。一旦中了“秀才”（正式名称是“庠生”），“他在社会中可以说是占最高的地位，因为进士都去做官，举人居乡者也不多……乡间常见有顶戴之人，多是秀才，大家对他的称呼，总是先生二字。有许多事情，必须要用秀才，例如结婚时亲迎之伴郎，稍有钱之家，便必须请两个秀才，而女家所请陪伴新郎之人，也必须秀才。再如丧事之赞礼（吾乡名曰礼教），也必须用秀才。尤其是知县有公事下乡，虽有绅士，但陪知县起坐之人，也必须用秀才……还有一层，就是以上这种种工作，都有好的吃，这是社会中第一羡慕的事情……又有两句谚语曰：秀才吃得真是美，小米白面偎着嘴。”（第40页）这些文字，也可以看出科举时代，整个社会对于知识阶层的敬重。至于高中举人、进士的，那种场面，可想而知了。《范进中举》中的描述还算详尽：亲朋祝贺、邻居送钱，实在是一步登天！
科举能够给读书人带来荣耀，整个社会对“科举”考试的关注自然非同一般。举人、进士考中后会怎样风光，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有印象，即使中个秀才也要惊动四邻。“凡应考士子，进秀才之希望较大者，则其家中之人，到这天夜里，一定不睡，要等候喜信。稍宽裕之家，打点酒，弄几样菜，请友人来一同饮酒等候。这个名词，叫做候榜。倘报喜的人一到，则不但本家夜间都要起来共贺，连街坊四邻也多起来道喜，请看社会对此有多么重视！”（第36页）看来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作为社会的炒作重心，每逢科场开考，牵动多少人关注，一如今天的足球赛或“超女”选拔赛！
举人进京考进士，应是有史以来最被关注的赴试。“提到进士二字，那受国家的抬举，社会的崇拜，就比举人程度又高多了。不必说已经中了进士之后，就是未中之前，在赴考的时候，就受到国家种种特别的优待。由家乡到京师，沿路都有公家的车船供应。这个名词叫做公车，举人会试日上公车。”（第109页）后来也引申指乘坐公车之人，即“举子”，“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等上书即称为“公车上书”。举子们“一路乘车乘船，前边总要高挑一面黄旗，上写奉旨会试四字，路上无论经过什么关卡水闸等，都不许留难。比如御河（疑当为运河——引者）山东临清关之水闸，非有运官粮之官船经过，不能随便开闸，就是有官员经过，也得督抚钦差等等，或本地本管官员，才能随便叫闸，稍低级之官，便不能叫，你叫他也不开。可是若有会试的举子叫闸，那是非开不可的。不但官场如此，就是强盗路劫，遇到他们也要退避三舍……平常路劫难得破案……若抢夺了举子的东西，则不能这样简单：若金钱被抢，则县官可以自己赔出来了事；若书籍等等被抢，那是非找回来不可，否则举子可以坐在该管县衙门等候催问，倘该县稍不尽力，则举子不但当面可以申斥他，而且进京后可以嘱御史参他，所以非破案不可。”（第110页）
还有一段历史故事：“乾隆年间卢沟桥税关一案……实迹是这样的：全国税关，多是相当凶横……北京的崇文门税关尤甚，卢沟桥是崇文门的分卡……一次有一旗人，由外省作总督回京，所有行李在卢沟桥被税关勒索了几天还不算，把东西也毁坏了不少，该员大怒，于召见时奏明。乾隆说，你们作外官发财回来，分给他们几文花花，也没什么大关系……由这一来，税关上人员越发得了脸……次年春天有几个会试的举子，路过卢沟桥，税关人员当然是强横勒索……甚至把举子也打伤，把书籍等也毁坏。”举子们自然进京告知同乡御史，参了一本。“乾隆大怒，下了一道上谕说，税关凶横，早有所闻，乃至朕这们几个穷念书的（记得原上谕是这样说的），也来留难勒索……着该监督查明行凶之人，就地正法，枭首示众；于是杀了三个差役，当然一堂官员，都担了处分……有这以来，会试的举子就更受优待了，不论路过何种关卡，都受特别招呼，有的送点礼物，有的请吃一顿饭，阔的关卡，还要赠点川资。”（第111页）
阅读至此，不禁想起笔者经历的一段“传奇”，1999年春去武汉大学考博，大约凌晨四点多钟，车过夏邑，感觉被人挤了一下，一惊醒来，看见四个小伙子匆匆跑向另一车厢，此时车上睡倒一片，我登时感觉不妙，大约是被人做过手脚了，一掏西服内兜，那只装有准考证的信封不见了，立即跑去找那四个小伙子，拉着他们要准考证，他们瞪眼说：“准考证？没见！”我好说歹说，拿出50元钱，表示买回也行，那些哥们儿倒也义气，没有要钱，给我说：“凳子底下，你找找。”回来一找，果然在凳子底下，已经揉成纸团了。掩卷而思，不免感慨，今非昔比，天壤之别啊！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宠爱哪一群体，自然有历史渊源和社会原因，不是谁说了就算的，但倘若社会大众过分宠爱那些不值得尊崇的人，则往往出现“被宠坏了”的现象，前几年一电影明星在旅馆打了女服务员几个巴掌，原因只是“老子有钱”！靠扮演大人物成名的某演员，某年往山东菏泽灾区赈灾义演，名为赈灾，但自己一毛不拔不说，还卷灾区的几十万而去。在科举时代，读书人受宠有加，被宠坏了以至成为贪官污吏、权臣奸佞的自然难免，秦桧、严嵩是其代表；但是，绝大多数读书人能够面对社会大众的关注与崇敬承担起“行为世范”的责任，处治世则作清官廉吏，遭乱世堪为忠臣良将！宋代的包拯、文天祥，明代的海瑞、于谦、左光斗、史可法是也。《中国的科名》对这一点讲述不多，但也略有涉及。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六世祖赵翼（江苏人），参加乾隆某科的殿试，本为第一名，但同时的第三名为王杰，陕西韩城人。“卷子规定后，还未标写名次之前，乾隆忽然问各读卷大臣，在本朝陕西省出过状元否？众答未经出过。乾隆说，如此则何不给他一个状元呢？……于是便把王杰中了状元，赵翼便为探花。”（第144页）王杰如此被宠，自然知恩尽忠，“他做军机大臣的时候，正是和坤正当权的时候，但他向来看不起和坤，同在军机处，除公事外，绝不与和坤交谈，永远自坐一隅。一次天寒，他自搓其手，和坤说中堂的手真好。他回答说，手虽然好，就是不会要钱。和坤当然很恨他，但因皇帝对他很好，只好听了他的。像这类的情形还很多。年老告辞还乡，乾隆特命皇子与之设宴饯行以荣之。并赐他的诗，中有‘清风两袖返韩城’之句，实实录也。”（第145页）
科举制度于1906年废除，至今已一百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范进中举后疯了一阵，那是科举时代读书人被宠的结果，现在送人一个博士头衔，带给人的兴奋也绝不会达到疯的程度；孔乙己穷得吃不上饭了也要穿着长衫，他不是舍不得那件油渍麻花的外套，而是舍不得丢掉“读书人”的身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读书人或文化人的标记是上衣口袋里别上一、两支钢笔；七八十年代则可以带上一只手表，如今手机都普及了，还有什么可以作为读书人、文化人的区别性特征的？前几年流传“校徽可以防盗”的笑谈之后，谁还以读书人、文化人自居而引以为荣？科举时代远去，读书人曾经的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影星、球星和“超女”！
但是，面对这些，你可千万别说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笔者感觉，恰恰是社会进步了！因为读书人不再作为社会的关注热点与炒作重心，最关键的原因是：读书人多了。尤其是近几年，高等教育也由精英教育变成了普及化大众教育，真的假的也好，实的虚的也罢，毕竟大家都是读书人了，谁宠谁呀？
（《中国的科名》，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版，22．00元）
从《万历十五年》到《乾隆一日》
李国涛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为它的出版三十周年，中华书局还出了新的一版，叫“增订纪念本”。我又读一次。日前看到一本《乾隆一日》，听说很有趣，我买一册，读了。有人说，《万历十五年》是“以年为史”，这书则是“以日为史”，它选的是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八日，极平常的一日。从我读这书的印象来说，我觉得很有趣，很受益。但我觉得它不像“史”。如果“以日为史”，那一日必定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日。比如，1919年5月4日，可以为史，即“五四史”，而且已有过类似的史著。又比如，美国的“9·1l”也可以写成一个特殊的“一日史”。这一日如果是任取的一天，没有重要事件，那就很难成“史”。一年就不同了。一年对历史而言虽短，如选得好，可以承上，可以启下。一年中发生的事件毕竟还是较多，可以有，而且必定会有，较为重要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作者说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书的英文名就是这个），但是，这一年自有其重要性。书的开头就说，一年中的许多事，“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书里讲的事都围绕这一中心。就以书里七章来说，讲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前后）开始倦于朝政，“怠工”了。因此，那年，首辅申时行也觉得干不下去。那年，大清官海瑞去世。那年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在万历十六年，大将戚继光去世。在前一年，即万历十四年，大思想家李贽剃发为僧。这都是与那一年相关的事。而最重要的大臣张居正，其实早在万历十年病逝。张居正一手专权，却也帮助万历皇帝搞了十年大改革，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大有好转。他死后万历又恨他，做了种种处置。到十五年，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已经无存。张居正是不能不提的大人物，其实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也已说不上有特别的关系，“世间已无张居正”了嘛。《万历十五年》所写内容牵涉前几十年，后几十年。没法不牵涉。书的结尾说：“1587年……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它的尽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记录。”所以我说有承上启下的关系。书中写到首辅大臣二名，还有名将、名臣、思想家的活动；皇帝更不用说。所以，它是历史，而且是黄仁宇的“大历史”。而《乾隆一日》则不能如此。
据我的印象而言，《乾隆一日》的引人之处不在于历史，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都没有精微见解或系统解剖。我以为《万历十五年》其实也是一种传记的写法，集几个传记，锁定于某一年（前后），即明代的万历十五年。写这一年里许多重要人物的所行和所思，前因和后果。写出在这个历史中的个人作用，包括个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特点。在他写万历皇帝，写张居正、申时行，写许多人物时，都写出这一点。它好看，也使读者震动。《乾隆一日》不能使人震动，但是它好看。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有关清代宫廷的知识。这很难得。它融会到皇帝一日之内的活动当中。宫廷里是一日三餐吗？不是，两餐。吃什么，怎么吃，哪里吃，规矩如何，等等，我原来略有所闻，不得其详。这里说到乾隆那一餐，我才知道。睡觉呢？在哪里睡，何时睡，何人陪他睡，这是关于宫廷之事里很感神秘有趣的事。这书里介绍详细。不是妃子姗姗迎驾，也不是妃子在宫女簇拥下来到某宫。不是。至少在雍正朝以后，皇帝都住在养心殿，睡觉时，是太监背来一位赤裸裸的妃子（包在被子里）。一觉睡到早朝时分？不是。待一个时辰，太监就在帐外叫：“送娘娘回宫”，——她要离开养心殿皇帝的龙床。我们原来对坤宁宫充满神圣感。读此书以后，神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