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1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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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欣赏他写的这篇序，但我这本书却因“可以理解的原因”而出版无期，小龙的序也就被束之高阁了。等到今后书得以出版时，他这篇序就要算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了。　
　　如今，那支健笔永远停下了，那个书斋人去楼空了。他已经准备按计划进行的《毛泽东与文革》的研究，只在研讨会上作了扼要的发言，还没有正式开始写作。他经我介绍和另一位友人合作对“文革”初期若干重要文献进行重新诠释的写作计划，也才刚刚开头。他还有就俄罗斯问题写一组文章的计划……　
　　听说小龙最后留下了一声叹息，这是一声轻松的、解脱的叹息，是一声无奈的、沉重的叹息，还是……也许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他那使人感到温暖的微笑，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一种鞭策的力量。　
吴小龙的“细节”及其“警示”
杨慧林　
　　吴小龙是我的好友，也是一位未曾暴得大名但是非常出色的学者。他突然因患脑癌住院时，我恰好远在他乡。而待我回到北京，小龙已不能如其在人大的陋室、在圆明园的土坯房、在挂甲屯的小院子那样，将早已被遗忘、早已被边缘化的故事娓娓道来。　
　　小龙治学，最重细节。无论是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开创性研究、对中国近代思想的独特梳理，细节都是他一贯的关注。他甚至用一部著作的题目来提醒我们：“细节”中包括着“警示”。如今小龙的朋友们相约，以各自的文字延续他没有讲完的话题。于是我再次想到了得益于小龙的一些细节。　
　　小龙曾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纠葛作过极具启发性的讨论，其中引用的一组数字特别耐人寻味：在1924年可资查考的大约90篇“非基督教”文章中，批评《圣经》的只有1篇，批评耶稣的3篇，批评教会的5篇，批评基督徒的11篇，其他一般性的批评共为34篇，而专门针对基督教教育的批评则有36篇。（吴小龙《细节的警示》，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4～115页）　
　　为什么教育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此种情形的直接原因当然在于当时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不过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组数字的启示远不只如此。　
　　“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基督教会以教会大学“作为传教媒介”的初衷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基于对受众和“目的文化”的不同理解，以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早期教会大学选择了全然不同的教学模式。这两种教学模式的区别，首先体现于作为不同授课语言的汉语或者英语。如果说“我们只能在语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语言”，那么沿着吴小龙的提示进一步追溯历史，对照我们今天的教育仍可作为警示。　
　　在齐鲁大学（山东基督教大学）逐渐形成之前，参与办学的传教士就将汉语确定为授课语言，而且是白话文与文言文并重。1902年由“山东的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礼会成员”起草的文件《联合教育工作基础》，一方面明言“联合学院第一位和最重要的目标是推进基督在中国的事业”，一方面规定“学院用中文授课”。（郭查理著、陶飞亚等译《齐鲁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不仅如此，山东的教会学校甚至有大约三分之一的课程是讲授中国的儒学典籍。比如作为齐鲁大学前身的登州学院，“在预科时学生就要背诵4卷《诗经》和2卷《书经》。在学院里则要求学生复述2卷多的《书经》、4卷《礼记》、6卷《左传》和全部《易经》。课程中还包括了以前要求学生背诵的孔子的《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以及有关经典的注疏。”（《齐鲁大学》，第29页）　
　　齐鲁大学对授课语言的选择，不仅是“本地化”的策略，也同那些传教士对西方现代思潮本身的警觉直接相关。比如狄考文（Calvin　W．Mateer）就曾坦率地写道：“年轻人着魔般地学习英语，因为英语里有金钱。随着英语图书报刊越来越多，正在播下不可知论、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种子。”总之，“如果……一开始就在课程中设英语……学校就会迅速地世俗化，就会与学院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驰。”（《齐鲁大学》，第81…82页，76页）“学院存在的目的”当然是“推进基督在中国的事业”，而至少在狄考文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整体地输入西方文化。因此他宁可借助中国自身的传统资源，或者求同去异，或者改头换面，只要这些古老的说教仍然可能收拾人心、整饬世道。当山东基督教大学校务委员会在1915年正式批准采用“齐鲁大学”的校名时，“附会儒理”的潜台词已经不言而喻。　
　　圣约翰大学的校名刚好与齐鲁大学针锋相对。无论其创办者对此是否有自觉的意识，当这些通晓汉语的传教士创办学校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　
　　圣约翰大学只是在初期将汉语确定为“教学语言”，但是很快便倡导教会教育中的“英语运动”。也许可以说，这些传教士已经充分意识到语言的根本作用；即：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其实也是某种观念和价值本身。　
　　后来长期主持圣约翰大学的卜舫济（F．L．Hawks　Pott）在1887年写给圣公会布道部的一份报告，被视为“教会教育中英语教学派的代表作”，其中认为“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乃至有传教士进而宣称“英语是一种道德语言”，“英语知识能使人具有大多数没有英语知识的人们所缺乏的道德品质。”（《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28页）　
　　汉语教学和英语教学并不会影响到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然而至少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标志着两种不同的传教观念，也暗示出对于信仰与文化之关系的不同评价。于是恰如吴小龙的“细节”所示，这在齐鲁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分别引发了“关于英语的斗争”和“关于汉语的斗争”。　
　　齐鲁大学1906年的学生罢课，是要求以英语授课。英语课程在1907年年底获得校董会批准。（《齐鲁大学》，第77页）而当圣约翰大学的外籍教员认为汉语的教学方法陈腐落后、“不足以表达抽象的思想”、甚至会导致“精神上的自杀”之时，有中国学生用相似的措辞提出反论：“舍弃民族语言，无异于民族自杀。”结果中文在圣约翰大学“成了‘进步’或‘革命’的语言”。在1925年的学潮中，中国教员面对外籍教员的英语发言，最有力的反驳也是将语言与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直接关联起来：“吾今日可操国语以语中国人之所欲者乎？”这位发言者就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1946年圣约翰大学的第二任华人校长上任以后，终于宣布学校的布告一律改用中文。（《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33…35页）　
　　上述的一切，或可为吴小龙所示“细节”提供注脚；而其中的“警示”，我总觉得是小龙力图“诱导”我们参与讨论的话题。以我对小龙的了解，我深知在他那些“诱导”性的“细节”背后，其实已经有他不想说尽的潜台词。而破解其潜台词的另一个“细节”，则可能藏他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研究之中：曾琦、王光祈等两位最为激烈的批判者，晚年居然成为了天主教徒。　
　　我无法将这“细节”的“警示”说尽。不同的读解可留待小龙的亲人，以及在小龙弥留之际帮助他的友人钟志邦先生。　
少年中国梦
黄　波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梁任公这段激情澎湃的文字，国人耳熟能详，建成一“少年中国”，也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在追怀这一梦想的时候，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上个世纪初那个径以“少年中国”命名的民间社团组织。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而其分化和实质性解体又最令人惊奇的一个社团。当其盛时，几乎囊括了那一时代的杰出青年，堪称风云际会，而这样一个荟萃精英的庞大组织，从分化到解体，虽只有短短两三年时间，却仿佛瓜熟蒂落般自然而然，局外人几乎看不出这种分化、解体中有什么剧烈动荡，不能不让后世读史者困惑和茫然。之所以会如此，除了文献不足征之外，后人对这一段历史有意无意避讳也是原因之一。我常常奇怪，后来被贴上“左”“中”“右”标签的许多人物，溯其平生，都与少年中国学会大有渊源，可是在提到这一段历史时却往往语焉不详，就连被公认为少年中国学会之核心的王光祈，人们追忆其功业，也似乎都愿意浓墨重彩地表彰其后期在音乐学上的贡献，至于少年中国学会期间，其思想和言行则一笔带过。而在论述李大钊这样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左翼”人物时，人们倒是乐意提及少年中国学会，只是因为要彰扬李氏的不妥协精神，又不能不把与李氏趣向不同的人弄得过于脸谱化。老实说，由于以上种种，少年中国学会的面目越来越不清晰了。　
　　然而有意无意将少年中国学会模糊化的近代史会是完整的吗？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国内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一部专史，这就是已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吴小龙先生的大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以下简称《研究》）。这本《研究》的篇幅并不算大，除去附录，大概不到二十万字，可是涵盖少年中国学会的所有相关问题几乎都论到了，而且许多焦点性问题，作者都有理有据推翻了陈说。此书能取得这些成绩，首先得归功于作者在资料占有方面所费的心力。读完了《研究》，我有些明白了，在吴小龙先生之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专著出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过去在另册之列的人物的著述了解不够，甚至不敢去了解。比如研究少年中国学会，怎能不读李璜、曾琦、左舜生等“国家主义派”巨魁的文字？怎能仅凭别人转述转引的二手资料，就草草对前人做盖棺之论？而吴小龙先生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各派重要人物的史料，都下了钩沉索隐的功夫，这是写出一部客观的少年中国学会史的首要前提。其次，笔者还要称许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的学术精神与平和的写作心态。近代以来，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被遮蔽和误读者甚多，其中自有客观时势之下不得不然的因素，但现在已没有理由不还历史一个真相。正因为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所以，少年中国学会分裂的缘由，以及不同人物在分裂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等等，读者通过书中引述的那些已为陈迹的文字，已知大半；正因为作者有平和的写作心态，所以他看问题常能超越一时之风尚。作者在书中提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争论，“并不像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发生在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之间的争论，而是发生在以政治改造为主要取向的会员，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会员之间的争论。”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于此可见一斑。　
　　读完《研究》，笔者也禁不住有一些感想，这些感想，有的吴小龙先生大著中已有所论列，但可能限于篇幅和论著体例，笔者读来觉得还不够“痛快”，有的不过是笔者掩卷之余的一缕暇思，总之都是拜吴小龙先生所赐。　
　　感想之一，关于少年中国学会及那一代青年精英，应作怎样的整体评价？我们曾经习惯于用“左”“中”“右”界定少年中国学会中人，并据此来定其是非优劣，现在似有调整之必要。在强调国家认同的大背景下，至少应该承认，那一代青年精英都是怀有救世之忱、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只是在如何救世上，其选择的路径各有不同罢了。　
　　感想之二，“不纯粹”究竟算不算少年中国学会的缺点？没有统一纲领，缺乏一种主义的支撑，一直被视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软肋，其实证诸后来的历史，我们毋宁说这种“不纯粹”的民间社团组织太少了，还未形成一种力量。如果像少年中国学会这样，并不硬性规定一种共同信仰，而仅仅强调道德操守，让会员广泛、自由地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的民间组织更多，在中国扎根更久，近代中国的面貌是否会和我们知道的有所不同？现在许多人在谈“中间社会”，少年中国学会之不能长久，是否是近代中国中间社会无法发育的一个缩影？　
　　感想之三，能不能用“救亡压倒启蒙”的模式解读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少年中国学会的左右两翼，面对近代中国的问题，几乎都是追求根本解决的思路，所以，一个缺乏主义归属，从逻辑上归于组织涣散、行动不力的民间社团在他们看来，终究是缓不济急的。从中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教训？　
　　感想之四，少年中国学会的中间人物是否研究得太不够了？左右两翼，因其后来各自的功业，在海峡两岸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相形之下，那些坚持学会应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而其后半生也沉浸于各种具体“问题”的中间层，却被漠视了不少。这些人物，我们过去总爱以“消极”谥之，及今而视，他们又何尝偏离了当年的少年中国梦，“消极”云乎哉？　
　　……　
　　写完这些感想，本拟和惯常作文一样，写上请作者指正云云，忽然想到吴小龙先生刚刚英年早逝，已无从赐正了。回头翻看《研究》书前所附的作者照片，一张活泼泼的笑脸，虽与吴先生缘悭一面，也不禁悲从中来。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傅　谨　
　　名满天下的艳星麦当娜之所以有能耐在年老色衰之际保持媒体很高的关注度，盖因其招数出人意料，手段超凡脱俗。普通的艳星艳到三十岁就已经很勉强了吧，而麦当娜不是这样，正要走下坡路时居然获得出演阿根廷国母庇隆夫人的机会，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差不多成为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