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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局道:中国历史中的博弈术-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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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了,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皇上,他便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其夺取朝中大权的野心做准备。    
    崇祯元年(1628)的冬季,锦州边防军发生哗变。抚臣袁崇焕闻讯调查后得知,因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饷,士兵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过激行动,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袁崇焕在奏章中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    
    边地军心不稳,自然事关重大,崇祯皇帝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在文华殿论证此事,商议办法。大臣们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地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脸色阴沉,只是一言不发。崇祯虽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致力于振兴朱明王朝、一心做个贤明君主。但是,他生于王朝的末世,从小在钩心斗角的皇宫内长大,目睹了一出出夺权争宠的丑剧,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而养成他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加之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不善识人,所以处理朝政时往往失于明察,但他却偏要自作圣明。此时此刻,崇祯对锦州边防兵闹事的成因仍然疑窦丛生。    
    有京卿恶其子之不肖,而逐之者。其子不知所之。后京卿出为方伯,入庙行香。其时府县以下,伺应者数十员,突有衣冠破烂者,至方伯前,长跪号哭。自称情愿改过,任凭父亲处治。方伯细察之,非其子也,大怒,叱曰:“何处匪徒,敢冒吾子,殊属胆大!”饬役加以缧绁。面交首府问罪。首府带署讯之,诘其家世,言之凿凿。试以学问,亦能成文,信其为方伯之逐子也。问其志向,则再拜涕泣曰:“愿回籍应试,冀得科名,以赎前愆。无旅资奈何?”众怜其志而哀其遇,集金送之去。后闻家人言,始知实非方伯子,然已被骗去多金矣。    
    周延儒最是老谋深算,他非常了解崇祯的脾气,见崇祯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表态,早已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朝班,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阴阳怪气地说:“朝庭设立边防,旨在防御敌兵。不想,如今敌兵未犯,边防先乱。宁远哗变,连忙发饷,锦州哗变,又急忙给饷,倘若各处边关都来效仿,该当如何是好呢?”崇祯一听周延儒说出了自己所想,大为高兴,便问他有何上策,周延儒只回答道:“此事有关边防安危,粮饷不得不发。只是,须得谋求一经久之策。”细想周延儒的话中意思,也不过是赞同发饷以息兵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经久之策”的说法,就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那个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说法,不过是他哗众取宠的借口,就这样,周延儒骗取了崇祯的好感,在皇上心里留下了一个急公负责、站得高看得远,能处置事情的好印象。崇祯当场褒奖了周延儒,而责怪了众朝臣。    
    过了几天,崇祯又把周延儒召到宫中单独密谈,商量给饷一事。周延儒再一次替皇上分析说:“军饷首先是粮食,而山海关并不缺粮,那么军兵哗变,是为缺银,其中必有原因。恐怕是下属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闹事,以此要挟袁崇焕,迫袁崇焕向朝廷要银。”崇祯听后,大为赏识,感到周延儒分析情况真是入木三分。周延儒又一次受到皇上的青睐。    
    其实,此事与袁崇焕毫无关系,戍兵哗变,是由辽东巡抚毕自措置失当造成的,三个月后,袁崇焕才到达山海关,着手处理了善后事务。他以抚为先,罢斥了几个有责任的将领,斩处了十几个破坏性最大的肇事者,毕自引罪自杀。由此看来,周延儒的分析完全是自作聪明,毫无根据。    
    时隔不久会推阁臣,周延儒与温体仁早已觊觎入阁,但由于资历较浅,未被推荐,二人心中十分不满,便相互勾结,结成政治联盟,先由温体仁发难在先,继之以周延儒从中协助,旧案重翻,借题发挥,矛头所指,集中攻击钱谦益,使崇祯疑心此次会推掺有结党营私之嫌,从而否定了全部会推名单,并罢黜了钱谦益。通过此次事件,周延儒又进一步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不到一年,周延儒被“破格”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准许参与机务,从此挤入了最高决策层。    
    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延儒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独揽大权,夺取首辅地位的目的,他又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竟然可以不顾国家的利益,勾结温体仁,利用皇太极的反间计杀害了大将袁崇焕,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除掉权势居于自己之上的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以便夺取内阁首辅的荣耀权位。    
    果然,袁崇焕一案了结后,周延儒的异己力量也被消灭。不久,他被加官晋爵,当上了太子太保,阁阶由东阁改为文渊,最后到武英殿大学士,真可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崇祯朝廷的大权,尽在周延儒手中。    
    周延儒一朝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引用私人,安插亲信,他所荐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都属私亲之流。他还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周延儒还荒唐地把家人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这简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延儒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在生活上腐化堕落,他又奸又贪,是个酒色之徒;秽行丑闻,几乎人所共知。连同他的子弟们也近墨者黑,在家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万人指背。    
    周延儒当上内阁首辅后,只顾沉湎于权力所带来的快乐,而忘乎所以,自以为老谋深算、位高宠固,不成想被他亲手提拔的温体仁一脚踢翻,贯于玩弄权术,耍弄阴谋的周延儒栽倒在另一个更为奸诈阴险的厚黑温体仁手中,在这出黑吃黑的丑剧中,周延儒灰溜溜地卷铺盖回了老家。    
    几年后,随着温体仁的垮台,周延儒又靠着阴谋手段东山再起,官复原职,再度把持朝纲。遂使朝政一误再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就在周延儒机关算尽之时,崇祯帝终于发现了这个误国奸臣的真实面目,于是将他逮捕入狱,最后降旨赐死。


控局之道做一个耐心的垂钓者

    控局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不露锋芒,既有效地掩饰目的,又能达到目的,不仅要说服对手,战胜对手,而且要不显得太张狂太咄咄逼人。    
    但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杀伐决断。胡林翼曾力劝曾国藩不可专学诸葛亮的谨慎小心,还曾一再敦劝曾国藩要有不怕包揽把持、放手去干的勇气,这些特点,正是曾国藩缺乏而胡林翼所特有的。    
    设局需要谋略,而控局则是艺术。什么是控局呢?也就是牢牢地控制局面,控制节奏,把握最佳的出手时机。时机不到不要急于收网,时机成熟要当机立断;在与对手博弈时,要外松内紧,不可打草惊蛇。控局需要灵活性,更需要成熟稳健的心理素质。    
    欲擒故纵    
    袁世凯在谋权的时候,该进时进,该退时退,欲擒故纵,把载沣等满族权臣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确手法老练。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死后,年幼的宣统帝即位,由其父载沣摄政,以载沣为首的满清贵族痛恨袁世凯,对他的野心也心知肚明,于是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令其“开缺回籍养疴”。从此,袁世凯开始了闲居生活。有些不适应的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开始起博了。    
    他开始频繁地与亲戚故旧通信往来,通过这些渠道,外界的信息纷至传来,袁世凯能随时捕捉其中任何一个有用的消息。他想出山了,但机会还没来。    
    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4日,清廷发布的上谕送至他的手上,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清廷这么做,是出于无奈。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前往解救的陆军大臣荫昌所率的两镇陆军,大部分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荫昌指挥不灵,形势严峻,清廷不得不考虑请袁出山。    
    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瞅准机会,再次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载沣开始显得很不情愿,这不仅仅是由于他曾签令辞退袁世凯回家,而是由于他对袁世凯的为人太了解了,恐怕这样做会引起更加不可收拾的后果。但环顾清室文武百官,竟没有哪个能担当得起镇压的使命,为了解眼前之急,才不得不说:“姑且照你们的办,但你们不能卸责。”    
    许多人满以为袁世凯定欣然应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发回一个推托的奏折,称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袁世凯以足疾被撤职回乡,这次他以足疾为由推辞,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既达到了讽刺对方的目的,又让对方不好发作。但他很狡黠,没有把话说死,说足疾稍好即行赴任。    
    奕劻不知袁世凯胡芦里卖的什么药,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徐与袁本是一伙,两人密商后,袁世凯这才打出出山所要满足的六张牌: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袁世凯向清廷所提的这六条可不是什么小东西,囊括了所有内政外交的大权。这么大的胃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嫉袁的亲贵们的反对,大骂袁世凯乘人之危,漫天要价。连对他已有点屈从的载沣也难以接受。可袁世凯毫不在乎。    
    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地快,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党人的胜利在不断地扩展,而清政府的军事则毫无进展。这与袁世凯遥控军队有关,他授意冯国璋要“固守”,“慢慢走,等等看”。这样荫昌指挥起来就很困难了,要想取胜谈何容易。    
    面对眼前岌岌可危的形势,载沣一筹莫展,只得再次向袁世凯屈服,批准袁的奏请,任冯国璋总统前线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隶属于袁。对于载沣来说,这可是付出了血本了。    
    可袁世凯并不买账,他看到只是兵权到手,还差一项呢,于是又电奏推辞,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哪管你载沣是急死还是急活。    
    三十一日,南昌新军起义,成立了军政府。清王朝四面楚歌,摇摇欲坠。为了救倒悬之急,载沣一连颁发了四道上谕:其一是实行宪政;其二是迅速起草宪法;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一旦组织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其四大赦国事犯。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所提出的六条要求的答复。    
    某甲经乱失去,阅十余年忽归,则衣服华美,行李豪奢。自言,乱时转展至南洋各埠,为人伙友,渐至丰裕,现为某富人倚重。特派至江南,经营盐业。某出巨款买盐票,赫然为盐商矣。数月之间,于各店肆赊购珍奇,已数万金。一日,忽来一友,与甲语颇款洽。且扬言曰东翁某日将至,嘱为预备一切。既而甲约友出饮酒肆,将至大门,言体中觉冷,令仆返取半臂,比及仆出,则甲与友均不见。至各酒肆询之,均无有。急至江干,向沿江店肆及各船查询,并详其衣貌。或曰,两点钟前,见有此状人登一舟离去。综计某前后骗去约三四万金。    
    袁世凯看到“愿者已上钩”,才匆匆离开彰德,到信阳进行交接。清廷即准,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袁世凯接到诏旨后不禁发出会心的大笑。但他还不着急,又故意电奏辞谢,吊吊载沣的胃口。至此,已经是第三次推辞了。载沣知其虚伪,没有允许,再三促其进京。于是袁世凯提出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声称前命不敢奉诏。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他这才大摇大摆,神气昂扬地进京组阁。至此,清朝的内政外交大权,已完全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了。    
    袁世凯活灵活现地表演了一番欲擒故纵的把戏,三吊载沣的胃口,终于把想得到的东西全部拿到手中。如果他一开始就答应出山,那就是卖便宜了。袁世凯的精明就在这里。    
    双方的较量往往是在比耐心    
    关于袁绍及曹操在官渡之战的胜败原因的探讨有很多,这里仅就作战双方在博弈中的“耐心”和“耐力”来讨论,除了领导者的英明神武外,从属下的心理状况来分析,也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战前已有十胜十败的经历,但是曹操军队在前线苦战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战况相当激烈,打得难舍难分。袁绍采用土山制高点广射箭海,使得在曹操营区内行走都要使用厚盾遮住箭雨;袁绍挖地道想要奇袭,曹操也挖濠沟对抗。由此看来,谈不上谁占优势谁占劣势。这是一个双方僵持的局。鱼竿伸得很长很久,而鱼却迟迟不动。    
    后来曹操的阵营发生了缺粮的事,曹操甚至一度萌生退兵之意,但最关键的是曹操终究没有退兵。曹操写信向留守大后方的荀彧咨询意见,荀彧力主坚持。曹操也向运粮的士卒勉励:“再坚持十五天,等击败袁绍后,就不再使你们辛劳。”这就是曹操作为一代枭雄的过人之处,哪怕再艰难困苦,哪怕再饥寒交迫,既然入了局,就要坚持到底,殊死博弈。其实就一个字:熬!和对手熬下去!耐着性子钓袁绍的大鱼。    
    等啊等啊,艰苦地熬啊,鱼终于来了,袁绍的手下耐不住了,许攸的投降,使整个局面发生变化,由于从许攸身上曹操得到许多关于袁绍的宝贵情报,曹操因而能在乌巢劫粮,而使袁绍军势位居下风。曹操的耐心获得了机会,最终赢得了胜利。    
    一个局,从开始到结束,总有一个最难坚持下去的时段,在此关键时刻,谁坚持下去了,谁就钓到了对方的鱼。


控局之道刚与柔的统一(1)

    刚柔兼备,宽猛并用    
    明朝初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从浙江只身被调到蓟门一带任总兵官,以抵御蒙古的侵扰。他看到这里的军队纪律松懈,士卒的性情又过于冥顽,如果骤然用军法约束他们,恐怕会适得其反。但是,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没有严格的纪律,战斗力就不强,也就不能称其为军队,这该怎么办呢?戚继光不愧是一位善于治军的名将,针对这种情况,他马上上书请求从浙江一带派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用来倡导勇敢和守纪律的精神。    
    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给他派来了三千名“戚家军”老兵。戚继光命令他们在野外列队,正赶上下大雨,雨水打在这些老兵脸上,淋得睁不开眼,浑身上下也都湿透了,可没有一个人去擦脸上的雨水,也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仿佛忘掉了外面的一切……老兵们的这一举动使得原来那些纪律不甚严明的士兵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认识到一支攻无不克的军队首先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于是在后来的表现中,这些士兵个个严格要求自己,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蒙古一听到戚家军的名字就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老年得子,封为昭平君。她对昭平君非常疼爱,娇生惯养,任其所为。后来她病重的时候,唯恐自己死后昭平君闯祸,所以用金千斤、钱千万替昭平君预赎死罪。汉武帝当时答应了她。不久隆虑公主病故了。昭平君知道母亲已经为自己预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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