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全史: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理1945－1946年-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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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初颁布了必要的土改法令。组成俄占区的那些部分在战前曾经是大地产所有者的家园。普鲁士容克地主都是左右德国政策、资助德国军队的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果要根除这种影响（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强调有此必要），从经济基础上打击容克地主，是完全应该的。西方的批评事实上不是针对这一措施的本身，而是针对拒绝给被剥夺者以补偿。　
　　土地改革名义上是通过德国的一些组织自发推行的。自此以后，任何人不得拥有一百公顷（二百五十英亩）以上的土地，超过上述数字则予以无偿没收。属于“战犯”的土地以及国有，州有或党有的地产也一律没收。被没收土地的绝大部分分配给无地者，包括从德国其他73地区迁来的难民。不足法定数字的则予以补足。有些土地则分配给乡镇团体，包括医院、学校和农业机构。受益者向国家缴付一笔相当于一年粮食收获量的款项，这是按估计量而不是按实际量计算的。百分之十的款项于第一年年底缴付，其余部分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内分期偿清。　
　　总之，这一措施是严峻的，推行之后将根本改变俄占区的性质。的确，这一措施的结果是建立一个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集体农庄的社会组织；百分之六十七点五的土地是分给个体户的。甚至向新土地所有者提供需要共用的工具和耕牛也是一种临时解决匮乏的权宜措施，而不是向集体化过渡的一个步骤。但就是这种事实也使返回原状的希望大为减少。农民一旦分得了土地，要想再从他们手里拿回来，是很可能引起坚决反抗的，除非通过经济侵蚀手段来使之逐步丧失土地。德国的其他地方还没试行如此广泛的改革。尽管别的地区确实不象这儿存在着大地产集中的现象，但这种变化一定会在俄占区和德国其他部分之间造成持久性的差别。然而这种根本性的改革是单方面推行的，绝不想提交四国讨论。波茨坦会议召开之日，正是这一计划大力推行之时，并没有任何资料说明这个问题曾在会上提出过。毫无疑问，俄国人把它视为德国“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这一步骤德国人是有权自己采取的。与此同时，最初的结果必然是造成混乱和引起减产。　
　　在西部占领区，农业方面的头等要事是收割庄稼。虽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在5　月22日估计现存粮食储存将维持六十天，虽然该司令部在世界粮食匮乏的情况下筹集并运入德国总数达十万吨的粮食，包括种子在内，但到了7　月份，可供给一般消费者的定量已经下降到九百五十至一千一百五十卡路里。当然，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所引起的分配不当，另一方面是由于新熟的庄稼尚未收割而造成的暂时短缺。为了收割庄稼，火速地执行了一项计划（“大麦战役”），释放了三十万当过农业工人的战俘，遣送他们回乡参加劳动。即使这样做，收成结果还比估计产量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情况很明显，要使居民在冬季几个月内免于饥馑，必须进口相当数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能扰乱农业社会的74措施都被看作是疯癫之举，甚至连纳粹征集粮食的组织部大体上原封未动。　
　　战争结束时盟国部队驻屯的位置，当然是根据军事需要而决定的，与欧洲咨询委员会所划定井为雅尔塔会议所同意的占领区边界不尽相符。盟军的进攻方向把美国人和法国人带到雅尔塔会议划给他们的占领区边界以北；虽然西方军队没有向东推进到丘吉尔所极力主张的那么远，他们只到易北河为止，但已经深入到划归俄国的占领区边界的北面和东面。丘吉尔已经叙述过他致力于与俄国取得谅解，以便进行占领区调整的问题，并把调整推迟到波茨坦会议之后。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与夺取柏林的重要性一样，都没有为华盛顿所理解，因为其时正值“罗斯福心力逐渐衰竭，杜鲁门总统日益掌握广泛的国际问题的权力，两人间存在着严重脱节”之际。　
　　7　月1　日，下令撤退西方军队。盟国进入柏林问题仍未解决。　
　　把位于俄占区中心的柏林划出一个孤立的地区一分为三，这个建议原来是艾德礼委员会在1943年制定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后来为美国国务院所接受，1943年10月经外长会议批准，提交于1944年1　月开始工作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作仔细审定。就这样它在原则上为雅尔塔会议所接受，但如何使这史无前例的安排得以确切执行则并无进展。1944年5　月，怀南特曾向华盛顿提出磋商明确的条件以保证盟国进入柏林的问题，但陆军部认为既然事先无法得知使用何种交通工具，这个问题必须留待军事指挥官在进驻后去解决。这一原则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之后。6　月29日，朱可夫元帅、威克斯将军和克莱将军在柏林举行一次会议来澄清这个问题。波75茨但会议预定在7　月15日召开。据悉俄国人正在全城按照他们的目的进行安排。这就使得英国人和美国人急于要把自己的部队送到现场去接管。他们要求经由三条铁道和两条公路进入柏林。俄国人说，由于红军复员，只能使用经由马格德堡和波茨坦的单线铁路以及从赫尔姆施泰特那边来的汽车公路。此外，再提供两条空中走廊。俄国人还坚持说，西方国家应供应他们自己地区内的煤和粮食，虽然这个城市过去从来没有向西德抽调过许多粮食供应。　
　　克莱将军在五年后写道，他感到惊讶，在离开华盛顿出任美国军事副总督之前，他自己没有想到要去走访国务院，也未曾有任何人暗示他这样做。（从现在获知的陆军部民事局对一切有关占领德国的态度来看，这种疏忽就不太令人“惊讶”了。）因而他未能意识到在盟国管制委员会内“需要一致同意”，会使该组织无法作出任何俄国人所反对的决议。他和咸克斯将军认为最好是接受俄国的建议作为进入柏林的“暂时安排”，同时保留日后在管制委员会上重新提出全部问题的权利。他甚至避免用明文把协议固定下来，唯恐有一个正式文件，确立“比一种（已经拟订或取得一致的）不受限制地进入柏林的权利还不如的东西”，尽管盟国的一切交通往来已决定“不受边防海关的检查或军事当局的控制”。关于二万五千名美军和二万五千名英军于7　月1　日至4　日向柏林开拔的问题已做好安排。7　月7　日和10日又举行会议，解决粮食供应的安排，并决定以四国委员会或四国军事管制总部作为管制柏林的基础。倘若四国组成的政76府按英美所期望的那样行使职权，那么有关西方国家占领区和柏林范围内的交通权利，即使不作出书面协议，也许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结果是由于政治当局轻易信任俄国人的意图，外交家们又未向士兵作简要的说明，三年后引起了麻烦。　
　　开进柏林的部队所遇到的局面是古怪的。俄国人已做了不少清理工作，尽管他们自己部队住过的房子显出对卫生并不感到兴趣。，街上的尸体和瓦砾已清除一空，但是不知去向的不仅仅是这些东西。　
　　凡是俄国人所能找到的马匹和七千头牛统统被赶走了。　
　　他们拆卸了公立屠宰场的冷藏厂，搬走了饭馆厨房的炉于和管子，拆走了各类工厂的机器。我们到达时，他们正好完成对美国胜家缝纫机厂的盗窃。在英占区那边，俄国人把城里唯一的现代化发电厂的发电设备搬走。　
　　不少被掠夺的设备是否有用，值得怀疑，而且由于无知，他们把那些设备弄得残缺不全。　
　　德国居民有声有色他讲述了许多残暴和恐怖的故事。当然，这些故事添油加酱地越传越快。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德国人对斯拉夫人的态度。此外，部分的暴行是出于误解。镇定自若、毫无惧色的德国人可能不会受到干扰，而对一个会讲俄语的人来说，建立起有礼仪的关系并非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城市在长期战争接近尾声、经过苦战而被夺取之时，混乱、射击、抢劫和强奸都难以避免。在西德，这种情况也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无可争议，在柏林，1945年的夏天，的确是一个严酷的季节。官方的粮食定量是每天一千二百四十卡路里，但只能发三分之二；5　月份每天有二千人死亡；到8　月份每天有四千人死亡（1938年的比较数字是一百五十人）；在美占区，7　月份每出生二十个婴儿，有十九个无法存活（战前的存活率恰好与此相反）。燃料缺乏使工业机器停止运转。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痛苦和受惊的表情。警察和消防队已陷于瘫痪。……自来水总管将近有三千处损漏，尚待修理。……运河和湖77泊里仍漂浮着尸体，而被炸弹破坏的瓦砾堆里还正在挖掘出尸体。……大量没有处理过的阴沟污物，不得不倒进运河里去。……八十四个污水抽吸站只有二十二个在运转。　
　　俄占区的情况也同样杂乱无章，而且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更长。苏联当局不等波茨但会议召开就开始索取赔偿。在他们看来，对适合拆迁的工厂，要获得一份四国一致同意的清单，是毫无问题的。他们任意拆迁各种机器，用随手取得的运输工具运走，经常在中途抛锚而被弃置不顾。由于人所共知的一些理由，看来他们最优先考虑的是交通设备，虽然俄国的轨幅比德国的要宽，但大段的铁路铁轨被整个地拆走。占领区里的大部分线路，包括通向英占区和美占区的仅有一条线路，均改为单线轨道。他们对炼钢厂、胶合板工厂和氢气加工厂似乎也要优先拆迁。　
　　此外，很明显的是大量非工业用品也被取走。严格地讲，这并不完全是掠夺。大多数俄国部队很久未发军饷，现在他们领到了军政府的马克纸币，这是用美国向俄国提供的铅版印刷的。可是俄国人并不认为对印发的数量负有回收的责任。士兵们期待随时遣送回家，一回国，他们手头的马克纸币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因此他们赶紧把纸币换成可携带的财物。如果德国人交出财物，收下差不多毫无用处的纸币是被迫的话，那么他们却也用欺骗的手段把大量的那种废纸塞给无知的农民。　
　　的确，在俄占区存在的那种风云莫测的生活，使人抓住要害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讥讽说，德国人对俄国人感到愤慨，并不是因为俄国人掠夺范围之广，而是因为他们掠夺的手段太不高明。假如一个俄国人想在火车原定不准备停车的某一地点下车，他就拉警报索。假如俄国人正好需要一辆机车，他们干脆征调最靠近的一辆，倘若被征调的那辆机车恰好是一列即将开出的火车的车头，那就真够倒霉的了，这列车不得不停在车站上，等找到另一辆机车时再开。譬如在施滕达尔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德国列车的车头被卸下来接到开往捷克的俄国列车或接到俄国的货车上去。一个俄国血统的美国观察家于1945年8　月在一幅《菩提树下》的画中概括了俄国在这方面对德国的影响：78整条大街上瓦砾比比皆是。阿德隆河前停着而辆卡车。第一辆卡车里铜器堆积如山：大喇叭、小喇叭和长号，上面盖着博哈拉厚毯子。毯子上坐着三个紧绷着脸的蒙古族士兵。他们的军衣撕得破破烂烂。他们在嚼着面包。第二辆卡车斜靠在三个轮子上，阻断了交通。车上是好几千架没有罩子的打字机，站在那些打字机当中的是一头哞哞叫着的母牛。两个年纪轻的俄国军官把卡车的第四个轮子卸了下来，在一盆泥浆水里检验轮胎，一群默不作声、衣衫褴褛的孩子站在一旁观看。当时在西方社交圈子里流传着一个故事，说一个俄国士兵怎样拦住一个德国姑娘，向她索取手表。她说她没有表。那士兵对此感到难以置信。但尽管言语不通，那姑娘终于说得那士兵相信了。“象你这样漂亮的姑娘应该有只手表。”他卷起袖子，露出绑在手臂上的一大串五光十色的手表，从中挑了一只最漂亮的赠送给那个姑娘。　
　　不幸的是，这不过是情况的一个方面。俄国人之所以无能，可能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士兵粗卤无知以及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套周详的行政管理程序。同时也由于这样的事实，即怎样对待德国人，在他们看来是毫不在乎的。他们对是否公正这一点不感兴趣，而粗卤的别名则是野蛮。他们处置人的生命和处置私有财产一样随便（对此表示反感最强烈的人，要算英国兵和美国兵）。　
　　再往东，他们又。一次不同盟国作任何磋商，把一直到奥得河和西尼斯河的整个地区交给波兰政府管辖，不顾雅尔塔协定规定波兰西部边界问题须待和平会议作出决定。而更糟的是，波兰人着手撵走德国居民，并尽其所能大量迁入本国国民。俄国人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他们已经履行了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作的与波兰政府磋商的保证，并说这一问题仍然可以在和平会议上加以考虑，然而目前既然德同农民都已逃走，土地总得要有人耕种，不过这话只有几分真实性。留下的德国人口，数量庞大，前是波兰人对他们不是驱逐，就是虐待，逼使他们自行离去。德国的情况就仿佛还不够糟似的，难民人山人海地“带着他们的嘴巴”而来，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了（捷克的苏台德区发生了同样的事，更不用提匈牙利和罗马79尼亚了）。以前这些地区生产的剩余粮食是供应德国需要的，而现在情况起了变化，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原来居民将给德国大大增加吃饭的人口，而这些地区的产品，却要运往东方，让波兰人和俄国人沾光。　
　　但是，这一措施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防止今后德国的侵略，其困难之处并不那么在于解除其物质上的武装，而更在于确保其人心的转向。然而，如果说蓄意干出了什么事要让德国人在心里留下抑郁难伸的愤懑，同时又煽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火焰的话，那就是抢走了他们如此大的一片领土。心理上的损害，如果可能的话，要比物质上的影响还要严重得多。丘吉尔把俄国的这一行动称为“一个大错，相形之下，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走廊问题简直是微不足道”。然而盟国最初的计划曾打算从德国割去东普鲁士，而且长久以来，他们无异议地接受对波兰的补偿原则：即其东部丧失的领土以德国两部的土地给予补偿。丘吉尔本人在雅尔塔说过他“不反对以奥得河为界，如果波兰人想要的话”。这句话在地理上的确切意义是不明确的，但是几乎任何一种解释准会牵涉到剥夺德国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某些部分（虽则无需将德国居民扫地出门）。就其所作所为而论，俄国人是犯了欺骗罪，同时出于对安全的那种目光短浅的考虑，使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变得极其复杂了。但是，俄国人给与波兰人的地区，和三位政治家在雅尔塔都准备给与的地区，两者之间究竟有何重大区别是可疑的。条顿骑士的传统使东普鲁士在德国具有如此全国性的重大意义，以致仅仅这一地区的丧失就必然会激起很深的怨恨，在奥得河以东居住着大量的德国人，对他们的安置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问题。从东尼斯河扩展到西尼斯河并把德国人撵走，这一行动促使德国人的怨恨和问题从本质上产生变化的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势必仍难预料。如果俄国人在作出这种安排之前，等一等国际间的同意，那么土地的割让可能会有所缩减，或者通过讨价还价，他们可能会取得报酬。毫无疑问，为什么波茨坦会议面临着一个既成的事实，其原因就在于此。　　　
　　第五章　波茨坦　
　　从1945年7　月17日到8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