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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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几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而权术则是在这个母体中培育出的怪胎。它出自于正门，却被指认为歪门邪道；它在政事官场被广为运用，上自君王下至微臣，屡屡使用，不断翻新，却遭辱骂、鞭笞，对其嗤之以鼻者包括以权术为器，成就大业者。就这样，权术在叫骂声、鞭笞声中积累、发展，形成怪异神秘的权术文化。
蒋介石也是鄙视权术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政治使人过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被屏蔽广告＇友谊何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政治，其实就是指的权术。然而，自他立志干一番大事业之日起，就同权术结下不解之缘，从追随陈其美派人暗杀陶汉章，初试牛刀，到在政坛运用权术得心应手，成就“霸业”，在运用权术上比历代政治权谋大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他是“中国诡道集大成者”，还有人称他是“中国的拿破仑”。还是与他在权力角逐中，长期厮杀的李宗仁说得更贴切，他说：“蒋介石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低能，但使用权谋、运用诈术则天下第一。”
博篇第2节 不求“功名”爱武装
权术是政治权力的伴随物，是为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目标服务的。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是一个既有革命志向，又有个人野心的热血青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运用权术方面曾初试牛刀。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权力的增大，个人野心膨胀，权术与之形影不离，是他攫取最高权力，巩固最高统治地位的一把利器。
不求“功名”爱武装
按照父辈的期望，蒋介石应该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走上仕途之路，或者经商谋求发达。可是蒋介石却到日本学习军事，做出了对自己的前途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选择。
事例：
浙东地区，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享有“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美誉。出生在这里的蒋介石，自然而然地受到这种人文环境的影响。
按一般的历史经验对自己的孩子的预期，家里父辈更希望他金榜题名，用功名光宗耀祖。年少的他或许隐约地感悟到长辈的心愿，这可以从他将自己的名字蒋尚清改为蒋介石一事中揣摩出来。根据《易经》豫卦的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彖》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这爻辞彖辞的意思是：心志操守，坚如磐石，不终日沉迷于享乐，是最吉利的。原因是因为居中得正。蒋介石的名字采用这一卦的美好意境，再配上上述最有利的六二爻辞，表明了父辈对他寄予的厚望。
然而，最能为蒋介石仕途创造物质条件的父亲却在他９岁时离开人间，这一重任留给母亲王采玉，尽管家境由盛转衰，但王氏含辛茹苦，节衣缩食，让他到私垫就读，期望能获取功名，在仕途上能发达起来。
蒋介石并没有循着家长设计的人生轨迹坚持走下去，而是由学文改为习武。自古以来，行武群体受人鄙视，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之说。蒋介石为什么会不爱“功名”爱武装呢？促使这一志向确定的原因有多方面，第一，性格使然。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天资聪慧，又调皮好强。村里的男孩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舞刀弄枪，玩“打仗”游戏，他总是自封将领，指挥双方或一方作战，孩子们有时被战斗得衣破鞋丢，手伤头破，号哭而归，家长们便上门告状问罪。初入私垫时，蒋不服先生管教。一次，老先生要用戒尺打他手心，他马上倒地撒泼耍赖。因其自小顽皮，乡里人便在他雅名“瑞元”尾后带上“无赖”二字。从军同他的秉性比较对路。
第二，求取功名无门，只得另辟他径。他本想走科举获取功名之路，１９０３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他赴宁波赶考。但这次应考使他决意放弃这一志向，主要动因是名落孙山，通过文功获取功名无望。
更深层的原因是，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他第一次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并且这次科举也使他的眼界开阔了许多，在宁波，他听到废科举、兴学校的议论；发现那些熟读圣贤书的学子在试办新学堂，而且开始教授从西方传入的数理化课程；听说保守的慈禧太后也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与外国人频繁来往。这些在他心中掀起了层层波澜。
回家之后，他考虑再三，决定去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接受新学教育。他的母亲虽然觉得功名无望，但希望儿子做生意，振兴家业，便对蒋说：“到宁波学生意吧。我去求你琴凤舅舅帮忙，他在宁波做生意。”蒋介石回绝道：“孩儿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做商人再吃香，也得看别人的颜色行事，我绝不做生意！”这样，王氏在征求蒋妻毛福梅的意见后，只好同意了儿子的意愿，蒋介石在毛氏的支持下到凤麓学堂求学。然而，凤麓学堂也只是一所半新半旧的学校，新瓶装旧酒，虽然也开设了一点英文、算术之类的课程，但主要还是《礼记》《周礼》等陈旧的东西；教师多是迂腐守旧之徒，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同学们推举蒋介石向校方交涉，增加新学内容，他在陈述理由时，“盛气趋前，情态激烈”，激怒了校方，声言要扭送官府查办。蒋介石愤然退学。
后经舅父孙琴凤的介绍，他被送到宁波箭金学堂。在箭金学堂读书期间，博学的顾清廉老师，教学生们读周秦诸子、《孙子兵法》、《说文解字》，讲世界大势，鼓励学生出洋留学，使蒋第一次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革命的孙中山先生。顾还将自己一部心爱的经过一番圈点的《曾文正公集》赠给蒋介石。这是一部对蒋介石来说堪称《圣经》的书，蒋对曾崇拜有加，视曾国藩为“做人楷模”。
第三，尚武社会新风的影响。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的年代，随着以士为首的国民社会的解体，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开始出现好男儿投笔从戎的风尚，人们把眼光纷纷投向那些原来根本不注意的军事学堂或者法政学校，以便从那里找到发展的门径。同时，留学日本也蔚然成风。他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国留学异邦。”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
１９０６年春，他乘船东渡日本求学，因没有朝廷公派文书未能如愿。回国后，考入了全国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第二年，由于在学堂表现出色，加上自己有意争取，经过考试被公派去日本军校留学。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于是他紧紧地把握，不顾母亲和妻子的反对和阻挠，再次东渡扶桑追求新的希望。在日本先是就读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掁武学校。１９１０年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日本驻新泻县高田市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佩二等兵军衔，后升为上等兵，也称士官候补生。当兵期间，平常很少说话，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事情。不过让他和普通的兵一样，派去扫马房的时候，他的脸上现出难为情的神色。由于军队里的军纪关系，一切都是遵照长官的明令，不得不服从。
在日本学习军事和当兵实习，使他对治军有所感悟，认为“一国军队如果做到精强战力，就要有三个要素：绝对服从命令；军队官兵要有中心信仰；军队为士兵最优良的职业学校。”
评析：
少年蒋介石没有因循长辈为其设计的通过获取功名走仕途发达之路的人生轨迹，而是弃文习武。促成他做出这样选择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又有自身因素使然。其确定人生目标追求是最大特点，就是勇于摒弃旧俗，大胆接受新风。戊戌变法后，科举制度虽然依旧进行，但已是日薄西山，弊端重重。蒋介石到宁波第一次参加科举，目睹科举的腐败黑暗，感到痛心和愤怒。同时，他开始隐约感悟到社会的新趋向，即倡导学习西方文明的新学，以及长期处于边缘地带的军人群体，渐渐走向政治的中心，尚武精神成为一种时尚，并潜意识地把自己人生目标追求，同这种新的社会风气联系起来。
留学日本已蔚然成风。他的老师顾清廉鼓励学生们出国学习军事，老师的点拨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他对新风视而不见，墨守成规的话，那么他是不会回应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正是因为他内心有一种吸纳新风的冲动，所以老师的号召在他的内心产生震撼，一直渴望能出人头地的蒋介石，似乎也从这里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于是，做了弃文习武，东渡扶桑的抉择。
常言道，有志者事竟成。蒋介石到日本求学的道路并不平坦，只身到日本因没有清政府的推荐公函，无功而返。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回国投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刻苦学习，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同时积极向校方争取，终于如愿以偿。
弃文习武，东渡扶桑，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人生旅程和政治生涯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坐标，从此他的前途命运与枪杆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依仗枪杆子发迹得势，取得荣耀和辉煌，攫取军权、党权、政权，直到坐上权力的最高宝座。然而，这一决定命运的选择，也使他染上致命的弱点：尚武精神使他过于迷信枪杆子，在执掌全国政权后，仍坚信枪杆子万能，奉行强权政治，而根本不愿真正吸纳民主新政，逆潮流而动，枪杆子最终无法挽救其政权覆灭的命运。
博篇第3节 志向岂止在封侯（1）
蒋介石年少立志，给自己确定了奋斗目标。他的远大理想，可以用其写的“志向岂止在封侯”诗句作抽象的概括。这是一个既有革命理想的追求又蕴含着个人野心的双重笥的目标。
事例：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在给表兄单维则寄的一张照片上题写了一首七言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常言道诗言志，这首诗充分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抱负。
平心而论，很难说这首诗是虚伪之词，它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蒋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蕴含着救国救民的民族意识。因为，他在旅日期间受到革命环境的影响。留学日本期间，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刚刚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当时同盟会聚集了诸如黄兴、蔡元培、章太炎、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刘揆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蒋介石虽然还是个无名之辈，但是，受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深深的影响和熏染，激发了他的革命激情。在这一群体中，年轻人胸怀大志，指点江山，纵论天下大势，探讨革命真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所载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的文章，冲击荡漾着人们的革命情怀。
１９１０年６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到达日本，由陈其美介绍，约见了蒋介石，孙中山虽对蒋没有特殊的印象，却认为“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还勉励道：“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蒋后来回忆此次会见时说：“我接受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绝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蒋介石的这首诗是他接触革命志士后的心境写照。
当他得知辛亥武昌首义的消息后，立刻向部队请求退出，想回国参加革命。在告别酒会上他表示，此次回国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回到上海后，被派往杭州指挥光复之役，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家书，表示决心殉身革命。他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正因为这样，孙中山表达了对他的良好印象，称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不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这是一个方面。
与此同时，“东渡志岂在封侯”还蕴含着另一面，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以达到个人出人头地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长，在特殊环境显露，并随着权势的增大而急剧膨胀。
１９２５年５月，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谁来继承孙中山的位置，成为国民党内的一大难题。就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和声望而言，并不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无力直接参与问鼎，但蒋介石权欲随之膨胀，窥测着时机，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为蒋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权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机。
自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国民党内真正的左派，多在中下层，上层除中共交叉成员外，属于右派和中偏右的居多，廖仲恺在国共合作中起着关键作用，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在权力中枢的作用更加突出。胡汉民则是右派势力的核心人物，一开始就不大赞同孙中山联共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慑于孙中山的权威，没有公开反对，孙中山逝世后，他便开始积极反共。汪精卫在党内和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中的地位显赫，他一直是以左派面孔出现。支持他们继任的呼声都有。１９２５年８月，廖仲恺被刺杀，这给打着左派旗号的汪精卫带来了一次排斥胡汉民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给蒋介石带来了发达的良机。
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由于许崇智手下的将领卷入了廖案，使许的处境难堪，所以，特委会实际上为汪蒋二人所把持。随着调查的进展，人们把暗杀与胡汉民联系起来，特委顾问鲍罗廷断定，胡汉民至少是这一谋杀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他怎么说，他预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
汪精卫欲借此机会倒胡。蒋介石同胡的私交虽然不错，但眼下是个千载难逢的提高自己身份和地位的好机会，怎能轻易放过？他决定助汪倒胡。经他周密安排，到胡宅搜查嫌疑凶手，不仅给胡汉民一个恫吓，而且还制造对胡不利的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做出派胡汉民赴欧美和苏俄考察的决定，实际上将胡逐出国外。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胡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他还利用廖案，赶走了粤军首领许崇智，利用汪精卫授予的“全权处置粤军”的权力，解除了粤军的武装，并把粤军的两个并入了自己掌握的第一军，从此成为国民党中真正的实力派。在倒胡中，蒋介石接近了与汪精卫的关系，利用这层关系，他很快实际上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汪的人物，国民党“二大”后，形成了汪蒋共同执政，一文一武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政治局面，然而汪蒋之间的矛盾因互相利用和互相排斥而逐渐尖锐起来，汪精卫不满足于只当挂名军政领袖，把手伸向军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蒋向汪索权时，汪非但不予，而且还“建议”蒋离开广州。
权力是个人野心的催化剂，又是野心膨胀的助推器，权力增大野心更大。为了扫除阻碍，他下定了“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