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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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篇第32节 危殆关头，“走”为上计（1）
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军事上诠释这一哲理，是说在两军交战，败局难以挽回时，有三种选择，走是最好的选择，因为，降是全败，和是半败，走则未败，没有失败，就可能带来转败为胜的转机。在官场角逐时，形势难以挽回时，权谋家也常常把“走”作为上策，急流勇退，通过退却促使时局的变化，创造新的转机。
蒋介石多次用过此计谋，前面已论及他在１９２７年的下野，以退为进，使自己转危为安。５年后，蒋介石再次玩弄此计谋。
事例：
蒋介石重返南京，掌握南京大权后，国民党内的争斗并没有终结，而是在积累、发展。到了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内斗争再次白刃化，蒋介石再一次陷入群起而攻之的尴尬境地。
经过第一次“下野”和复职的波折，蒋在退中有进，势力有了新扩张，但其实力还远没有达到能支配一切的程度。各种因素严重制约着他对权力资源的垄断。
在党内，蒋介石虽然居权力的最高位置，但却在党内、政界因为资历浅，受到党内元老派的轻视。当时的胡汉民、汪精卫虽然在与蒋角逐时，几次遭蒋介石的算计，但他们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不怎么看得起蒋介石，他的政治地位还不十分巩固。各派人物通过各种方法积聚力量，或施加影响，窥视时机，时刻准备夺取最高权力。各派反蒋势力之所以未采取行动，主要是尚没有可乘之机，同时，也没有人敢出来领头举反蒋大旗。
随着蒋介石“围剿”红军多次失败，反蒋势力趁机倒蒋，形成了以广东军阀陈济棠为首的反蒋运动。
陈济棠是当时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广东是比较富裕的地区，有军队１５万人，组建比较可观的空军部队，空军力量甚至比蒋介石的“中央军”力量还强。到了１９３１年，他不但在军事上准备充足，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可与蒋抗衡的资本，这就是胡汉民对陈济棠的支持。从历史上看，胡汉民的政治地位比蒋介石高，而且在权力角逐中，多次被蒋介石的诡诈术搞倒，耿耿于怀，必会坚决支持陈倒蒋。由于有这些资本，陈济棠认为可与蒋在政坛比试比试，此举若胜，便可以取而代之。
此时，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原因起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制服了冯玉祥和閰锡山，稳定了政局，这样，他坐镇南京，独揽大权，凡是都得他点头，事无巨细，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人们只得忍气吞声。对此，有极强权欲的元老派胡汉民怎能容忍，开始同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专权。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稚晖等人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在会上鼓噪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介石为总统。胡汉民在会上公开表示反对。由于胡的声望，蒋介石那边的少壮派们一时间没人敢出来与他对阵。只有国民党四元老之一的吴稚晖挺身而出，与胡汉民对簿公堂，两人发生激烈的争吵，把整个会议全搅乱了。会议之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反蒋派系中积极活动，反对吴稚晖传达的蒋介石的旨意。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的。
蒋介石软禁胡汉民，本想杀鸡给猴看，弹压反蒋举动。谁知适得其反，促成了反蒋派的联合。胡汉民通过前来为他看病的医生与孙科、古应芬联系，授意他们到广东联合陈济棠组织政府，与蒋介石控制的南京中央政府直接对抗。陈济棠得到这一信息后，急忙委派古应芬做桂系的工作。古应芬带着巨款，找到李宗仁、白崇禧，本来就有反蒋倾向的李、白欣然同意，一拍即合。广东和广西势力联合，国内反蒋派别马上响应，都集中在广东周围，党内有胡汉民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地方军阀有唐生智、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等，这些平时互有矛盾时有争斗的政治军事派别，在反蒋的旗帜下，抱成一团，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一致行动。
１９３１年４月３０日，广东的古应芬、林森等人，以中央４个监察委员的名义，提出《弹劾蒋中正案》，历数蒋的罪状，要求撤职查办。５月３日，陈济棠、李宗仁等发表联名通电，拥护此弹劾案。５月２７日，广州正式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提出“救护党国，打倒独裁”的口号，宣布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相对峙，蒋介石不得已，以退为进，提出议和，两广方面要求先释放胡汉民，一方面蒋介石被迫答应，另一方面组织反击，从政治上、军事上打击广州政府。
就在这时，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张学良奉蒋介石的命令，实行不抵抗政策，放弃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遭到国人口诛笔伐。他执迷不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是一种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持内战，剿灭红军，强化独裁统治的政策。
蒋介石希望以妥协退让，换取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松动，然而，日本侵略中国的目标已定，并不愿留给蒋介石的面子，不但不止住侵略的步伐，反而在占领东北三省之后，又侵略热河，步步紧逼。在蒋介石妥协、退让，日本咄咄逼人，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的背景下，全国的抗日热潮无法平息下来。上海各界迅速组织了抗日民众团体，８０万工人发出告世界工人书，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和平的正义声明，北平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９月２８日，南京和上海学生甚至包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根据当时统计，有将近五六万人到南京请愿，游行队伍喊出了“惩办祸首蒋”，“反对国民政府投降政策”等口号。
广东国民政府看到全国各地抗日反蒋声势浩大，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威逼蒋介石下台。他们也打出了“抗日”口号，虽然他们的目的是借题发挥，乘机夺取中央政权，但对比南京政府压制民众抗日激情行径，广州政府能有抗日的表示，对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总算是个回应，因此，广州政府一时间赢得民众的支持，而南京国民政府对广州的“爱国举动”，也就无法批驳了。
博篇第33节 危殆关头，“走”为上计（2）
１９３１年９月，蒋介石决定跟广州国民政府妥协，蒋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唯愿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
反蒋势力看到蒋介石做出妥协的姿态，认为蒋介石示弱，越发威逼蒋下台，提出三个条件：“一、蒋介石下野；二、广州政府取消；三、由南京和广州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
南京政府回答：“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商量，唯一不能接受蒋介石下野。”广东方面利用全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统治的呼声，没有丝毫让步。而蒋介石为了确保手中的权力，竭力进行讨价还价。
由于蒋介石将军队主要放在“围剿”红军上，同时也由于国民党内的纷争内耗，使日本有机可乘，日益扩大对华侵略的战火。在内外压力下，１１月７日，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共同产生一个统一的中央。尽管统一的中央有蒋介石的地位，但蒋介石并不甘休，他通过活动，把已投靠广州政府的汪精卫接到南京方面。代表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汪精卫的代表，得到汪的指示，宣称不去广州了。在广州和香港的汪派代表也都齐集于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果，国民党竟开了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闹出空前绝后的政治笑话。
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蒋介石表示承认错误，要求大家能够“竭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他的这一举动收到较好的效果，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都表示拥护蒋介石。蒋介石看到政局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态度又开始强硬起来，表示国难当头，他不能放弃自己向上的职责，凡是想让他下野的人，都是对党国力量的破坏，他要求广州国民党势力能够以大局为重，团结在他的身边。
广州方面并不示弱。没有办法，蒋介石不得不面对现实，以“走为上计”，作出下野的选择。１２月２２日至２９日，三个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于会前辞去自己所兼各职。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的这次下野的选择，尽管是被迫作出的选择，但在危殆关头，采取此举，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并掌握出重新复出的主动权。他对“走”作了周密的安排，布下杀机。
首先，使下野变成金蝉脱壳。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势下，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朝野内外的声讨，如果任其发展，他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反对。鉴于此情，蒋介石希望有人能够代他受过，分担骂名，使自己窥避政治风险。
其次，在人事上进行安排。他在下野前，在国民党中央安排了大量亲信，使统一后的国民党中央中，支持蒋介石的势力能够占据相当比例。在军事上，依靠黄埔系，来维系他对军队的控制。在财政上，由宋子文控制财政部，把握经济命脉。宋子文在离开财政部时，把所有的文书和现金全部挪走，新的政府将面临资金和人才的短缺。一个没有军队和财政支持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维持不到两个月，孙科呼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上台主持中央。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蒋介石宣布恢复职务。
评析：
蒋介石此次被迫下台，是咎由自取。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仍然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引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因政见不同将胡汉民软禁，引发了政敌的声讨。这是从大略上评判蒋介石的退。
从小谋的角度评判，蒋介石以“走为上计”，比较成功。虽然是被逼而采取的“走”，但不是仓皇溃退，在对方“逼宫”时，自己进行讨价还价，发表讲话和声明，陈述自己政治上如何地“清白”，赢得了冯玉祥、閰锡山等人的同情与支持，并且赢得了布置防守的时间与空间。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作了安排，使自己有了变不利的局面为有利的态势的本钱。在“退”中有所作为，使用“离间术”，瓦解敌对营垒，转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
这次在处于下风的情势下，他“以走为上”，运用自如。若在四面楚歌的情势下，硬顶生扛，可能凶多吉少。选择“走”是明智之举，走不是结局，而是争取转机的开端，因此，走不应是仓促应付，更不能变成溃逃，而应沉着应对，精心安排，周密部署，为取胜创造条件。蒋介石在这方面又一次玩转了。
博篇第34节 导演双簧，他人受过（1）
表演双簧，是曲艺中的剧目和表演，通常在大众化的舞台表演。蒋介石把这种表演形式移植到政治舞台，演得十分逼真。经他安排与其合作演得很对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敌汪精卫，另一个是美国政客赫尔利。
事例：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既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冤家对头，又是相互利用，形影不离的难兄难弟。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宁、汉、沪三方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由宁、汉、沪三方人士组成。１９２７年９月特委会在南京成立。由于汪精卫不是实力派，再加上汉派内部有矛盾，在商谈过程中，汪精卫被凉起来了，起不到关键作用。于是汪精卫闹起别扭来。他以特委会不合党统为由，拒不参加联席会议。这样三个关键人物，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虽被列入特委会名单里，但三个人都宣布下野，拒绝就任。特委会实权掌握在桂系和孙科手中。蒋介石下台，桂系起了很大作用。桂系原本是蒋介石依靠的主要力量，现在成了肘腋之患，是其难以容忍的。
在日本的蒋介石，派宋子文到广州与汪精卫商谈合作。宋子文对汪精卫说，如能驱逐李济深，蒋介石回国后将到广州来，重办黄埔军校练兵，与汪合作建立中央。
李济深是支持桂系的，此时他在广州。后来，支持汪精卫的张发奎带第四军来到广州，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张发奎与李济深二人发生了矛盾。汪派人物云集广州，把广州作为反对特委会的基地。李济深历来与桂系关系很好，不赞同汪精卫的做法。汪精卫密谋驱逐李济深。汪假故邀李济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汪精卫、李济深一起离开广州到上海期间，受汪的指使，第四军军长发动了“广州事变”，结果，汪精卫、张发奎，在国民党内一下子被置于被告席上。
驱李倒桂，是蒋介石在暗中策动，汪精卫在前台表演。驱李最后输了，蒋介石却一点没输，还赚了许多。镇压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授李济深全权处理广东的政局。李济深组织他手下的粤军和桂军，攻打第四军。蒋介石资助李济深３０万军费。第四军苦战不能胜，乃遵从蒋介石的意思，退往江西，接受蒋介石的保护。双方均不以蒋为敌，因此，蒋介石顺利复职上台。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只得替蒋受过，被白崇禧步步紧逼，最后不得不听蒋介石的劝告，逃避国外。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继续寻求与汪精卫联合。没有掌握到大权的汪精卫正需要蒋的力量。汪接到蒋的信后，立即派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蒋汪联手，胡汉民拒绝合流。已担任行政院长的孙科把蒋、汪请回南京后，二人立即一致把矛头对准孙科主持的政府，孙科只好辞职。１月２８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批准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此后，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蒋介石这次拉汪精卫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打击支持胡汉民的广东势力，减轻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还有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对日外交。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要聚精会神地“剿灭”红军。这样，对日就必须努力寻求妥协。蒋介石自己又不愿意落卖国贼的骂名，那么由谁来承担这副“重担”呢？在他看来汪精卫最合适。在对日问题上，此时的汪精卫与他基本一致，当然汪精卫更倾向于妥协。再则，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威望比较高，在社会上影响力也比较大，日本人自然也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
蒋汪合作，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１９３２年５月，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１９３３年５月签订《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６月签订《秦土协定》，７月签订《何梅协定》。由于是汪精卫主政，他在前台表演，这些丧权辱国的协定签订后，声讨声朝着汪精卫滚滚而来。
对于蒋汪合作的内幕，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十分清楚。１９３２年８月，汪精卫曾辞职，以养病为名去了法国。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准假三月。三个月后，正值热河吃紧，蒋多次发电报催促汪回国复职，汪精卫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自法国启程，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