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中的毛泽东:再现第一代领袖的真实生活(选载)-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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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欣然赞同：“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泽东对他这个战略思想简练地予以解释说：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由衷地称赞道：“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泽东谦虚地征求意见说：“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以非洲著名政治家的眼光马上做出评价：“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泽东强调道：“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迅即表态：“确实如此。”
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大发宏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在与卡翁达的几次会谈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做出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提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具有最强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周恩来以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回顾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间地带的历史演变过程，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对卡翁达说：
“祸根还是从第一世界来的，两霸争夺世界；第二世界是中间派，是从第二中间地带演变而来的；第三世界主要就是亚非拉。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两个超级大国。”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他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他并不完全根据过去以社会性质划分世界，而是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划分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是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后来，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与解放，把它们称为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任务的完成，再用原来划分方法就不合适了。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当时的苏联，在毛泽东看来已变成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了。再用原来的划分方法和提法更不合适了。再加上世界局势从70年代起，已逐渐地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毛泽东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但是，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使他不可能对这个思想作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而作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论述的是邓小平。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作的发言中，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邓小平的发言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联合世界上发展中的国家，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反对第一世界国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政策中贯彻的一条统一战线。这是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一条正确的路线。
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凝聚昔日辉煌的老照片勾起了毛泽东对往事的回忆。
进入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都已进入晚年时期，疾病缠绕着他们。毛泽东的身体已力不从心；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体检中发现有早期的癌症症状。但是，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改变世界的形势，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坚持不懈地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交往。
1974年9月，北京的气候慢慢转凉，火辣辣的太阳换上了温和的面孔。
还未和我国建交的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马科斯派他的夫人和儿子来中国访问。总理这时刚刚动了手术，身体还很虚弱，他在医院里会见了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
江青又一次像吞了兴奋剂，情绪空前高涨。马科斯夫人在京期间，江青喧宾夺主，总是抢在李先念、邓小平前面讲话。甚至擅自做主带马科斯夫人去天津小靳庄访问，这是原来接待计划里没有的项目。
江青有时用极复杂的眼光打量雍容华贵面容美丽的马科斯夫人。酸酸的嫉妒，还有蔑视的傲气在瞳仁里交织在一起。摄影记者杜修贤有心拍一张照片，无奈江青不允许。她和伊梅尔达单独谈话时，不准他们在旁边拍摄，理由是，拍摄的响动总是打断她谈话的思路，使她不能集中精力。他们只好提着机子站在一边，眼睁睁望着江青“出戏”的镜头从指尖失去。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8）
马科斯夫人提出要去长沙拜会毛泽东。杜修贤挎相机随同拍摄采访。
已经9月了，长沙的气候还很闷热。毛泽东住在郊区的别墅里，环境优美、宁静。去的那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
从照片上看，马科斯总统相貌有点像我们中国广东人。他的夫人却天生丽质，听说她是
菲律宾的第一美人。已经40岁的人了，却打扮得像20多岁的人。
毛泽东的客厅比游泳池的书房要大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书。
毛泽东站在客厅的门口迎接客人。马科斯夫人先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转身介绍她的儿子。毛泽东用惊喜的目光打量光彩夺目的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直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的脸上随即浮现出幽默的笑容。此时的毛泽东以惊人的反应，那超越既定之规的天性促使他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潇洒自如行了这个“洋人”的礼节。夫人笑着对毛泽东说：“我很荣幸。”
杜修贤被毛泽东这个意外的举止搞蒙了，竟没反应过来，这个镜头本也可以拍摄的，但一愣怔，这个潇洒的镜头几乎没人注意就永远地结束了。杜修贤当时遗憾极了，这几年老一套的外交礼规，把他的思想和视野都搞得僵化陈腐起来，这么动情的镜头却丢了。
了解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不仅仅诙谐幽默，还有诗人的潇洒，所以这个瞬间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以前的工作人员常讲主席的趣事。就他本人的战地爱情浪漫曲不谈，他在百忙中帮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牵线搭桥找对象，甚至帮文化不高的卫士写情书，参谋着叫卫士去赢得姑娘的芳心……
在杜修贤的记忆里，暮年的毛泽东在这个潇洒瞬间后，再没有出现过奇迹。他的身体沿着自然规律的轨道迅速地下滑。而他的威望随着人们的爱戴、人们的仰慕迅速走向世界。
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重病在身的老人，还要不分白天黑夜忙于会见外宾。杜修贤他们有时都看着心痛，现在都说那时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热爱近似一种迷信，那么外国人眼里的毛泽东何尝不是如此呢？毛泽东在世界人民心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地位和魅力。
毛泽东对自己的苍老、病态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会见外宾的新闻照片，杜修贤都要给他亲自审阅后才发表。他一直想在爱戴他的人民面前保持一种完美的形象。一旦照片上出现苍老和病态，他就“以守为攻”，宁愿不上镜头也不想破坏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1974年11月6日，主席会见了加蓬总统邦戈。事后杜修贤将照片送给他的秘书，让她转给主席审阅。秘书告诉杜修贤，以后不要再发主席和外宾的合影照片，这是主席本人的意思。
以后毛泽东不再让杜修贤拍摄他和外宾站立的合影。他的心思杜修贤理解，因为从镜头里看到久病的人和健康的人站在一起合影，反差对比更加鲜明强烈。
毛泽东也在争取维护自己形象不受侵害的权利！
这年底，南斯拉夫的客人走进毛泽东温暖的书房里，似乎给沉静的空气里注入了活跃的生机，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讲话又多又快，可是难懂的湖南话和口齿不清让翻译为难，只好求助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秘书，秘书仔细地听辨后又告诉翻译，翻译再翻给外宾。
毛泽东虽然讲话不清，但头脑和听力还是很好的。他表达的意思，秘书理会对了，便笑着点头；如果没听懂，他就会烦躁地直打手势，反复地重复这句话，直到秘书听懂为止。
会谈往往就是在这么有趣也很困难之中进行的。最后客人告辞时，毛泽东仍不忘风趣地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和上帝见面。再见！我不能送你们到门口了。”
客人这时都衷心地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
毛泽东生了重病以后，与外宾会见时，他爱和客人谈起“上帝”。像告诉秘密似地告诉客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会！”那神秘开心的表情真像是生活中一个甜蜜的约会在等着他去光临一般。
他说得很从容自然，而工作人员在一边听得心里苦苦的—和谁约会都不能和上帝约会呀！
客人离去后，杜修贤在过厅里收拾摄影箱。张秘书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一声不吭盯着他收拾东西。杜修贤觉得有趣就逗她：“怎么？不放心啊，怕我带窃听器？”
“文化大革命”时期杜修贤的罪名之一就是带窃听器潜伏在中央领导人身边。
“扑哧”—小张笑了，说：“让你多喘几口气，不感谢还倒打一钉耙，姓猪哇！”
张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好几年了。有一次总理将杜修贤找去，告诉他：“张秘书在外地照顾主席，不能回家照顾家人。你逢年过节时带她的家人到公园去玩玩，让她安心在主席身边工作。”
总理说这话时，已经患重病住在医院里，可他惦念着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家人。
因为这个缘故，杜修贤和张秘书一直比较熟悉，说话也就随便。他见她心事重重的模样，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主席身体一直不好，这你知道。他的眼睛现在糟糕透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看字用放大镜都吃力。昨天我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在看照片，问他，他不说。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好像是以前照的，他挺爱看的。我想跟你找找，有没有主席年轻时的照片，找来给他看看……”
毛泽东晚年是十分孤独的，他和江青不和，和孩子们又不能自由往来，最后连视力也下降了，常常一个人枯坐度日。可是红墙外头的人们谁能知晓和体谅毛泽东晚年的孤独？谁能想像到一个名扬四海如“不落太阳”的伟人，个人生活竟如此痛楚苦恼。
繁忙的晚年外交活动（9）
杜修贤颇同情小张，“你们也真不容易呀！要照顾主席，又要对付那个人的胡搅蛮缠。别理那么多，专心照顾好主席。”
“那个人”指江青，小张会意地点点头。
“我们摄影部正在收集整理毛主席的照片，要出一本主席的影集画册，已经将黑白照片
全部印染成彩色照片了。正好将照片拿来给主席看看，让他也选一选。”
“真的！可快点拿来呀。”
过了几天，杜修贤从汽车里拖出一个大盒子，张秘书连忙从他手里接过大盒子。
“小心点小心点……全是照片哪！”
到过厅，小张打开盒子一看，“好家伙，满满一盒子。”
“这里有188张20英寸的彩色照片，从1936年到今年的都有。你打个收条给我，记住！一张不能少哇。”
张秘书高兴地把照片搬进书房里。
转眼，到隆冬寒季。这个季节一般没有外宾来访。
杜修贤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心地坐下来整理照片。可是电话铃声又打乱了他的工作日程。是张秘书的电话，她叫杜修贤来一下游泳池，要开个碰头会。
杜修贤带着一身寒气走进主席的住宅，一看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和张秘书已经等在那里了。
“照片主席看过了，提出这两张要换。”张耀祠拿起沙发茶几上的两张照片给他看。一张是游泳的，一张是在书房里的。
“不错，这两张人物姿态是不太好，摄影部也提出要换这两张。我这次又带几张给主席选选。”
说着杜修贤将一个牛皮纸口袋交给张秘书。
他问小张：“主席看了照片都说什么了？”
“当然高兴啦！连饭也不吃，津津有味地一张一张地看，这些照片大，他看得清楚，就讲给我们听，他老人家的记性可真好！很久以前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这张……”小张低头在一堆照片里抽出一张吴印咸在延安抗大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
画面上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神情激昂地正在讲课，他双手比画着，好像要论证什么观点。脸上充满了自信和深沉，裤子膝盖摞着两个醒目的方形补丁，那是艰苦和坚忍的象征。
“主席见这张直叫好，反复看了几遍。他看见年轻时的照片就高兴，唉……人一老就怀旧。他还老看这一张……”
也是一张陕北时的照片。毛泽东骑着马，身后是江青，也骑着马，因为年代太久了，画面有些灰，不太清晰。
杜修贤心里一沉，岁月给毛泽东留下了什么？怀念还是沉思？
后来毛泽东留下了这套照片，并同意出版这本记载他革命一生足迹的画册。
在送审单上，他重重地深深地缓缓地画了个圈。这个圈画在他光辉灿烂而又艰苦卓越漫长岁月的尽头，像人生的句号。
影集在他去世后的第三个月，也是他83岁诞辰日，正式向海内外发行。
虽然毛泽东没有能看见这本唤起他强烈情感和美好回忆的影集，但这里面浓缩着他的气魄，他的才智，他的热望，他的情感，还有他的不幸……也许正是这些才构成了他完整的人生。
第四章
不平凡的12月26日（1）
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跟罗瑞卿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六十大寿作出重大决定，解决中央存在的分裂隐患。
毛泽东一生很少提及自己生辰，按他的想法，一个人的生日，最好让它偷偷过去，不要留下什么“寿星”的感觉。他曾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习惯要改。你们知道，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少了一岁，不如让它偷偷地走过去，
到了八九十岁时，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哇！”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更加反对为他做寿，生日那天最多加一碗“长寿面”而已。然而就这为数不多的几次“长寿面”往往酝酿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情。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准备离开北京到杭州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动身前却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耽搁了。
事情起源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调京。1952年8月，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五人陆续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来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素有“五马进京”之说。
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掌握“经济内阁”大权。饶漱石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