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中的毛泽东:再现第一代领袖的真实生活(选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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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来京之前已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掌握“经济内阁”大权。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应当说高岗、饶漱石是很受中央器重的，权力、地位在五人中甚为突出。
但是，高岗、饶漱石权欲熏心，对这样的安排仍不满足。特别是高岗，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他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觉毛主席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刘少奇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高岗散布反对刘少奇的言论，目的是把刘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毛泽东的惟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正在这时，他们的个人野心又有了一个急剧膨胀的机会—在中央准备撤销中央局、大区行政委员会的同时，毛主席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曾考虑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将进行大幅度调整，人事安排自然而然也会随之相应调整。
这不是天赐良机吗？高岗不由得心花怒放。他马上利用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搞起了“反薄一波倒刘少奇”的活动。把薄一波在工作中的错误夸大为路线错误。所幸毛泽东及时地察觉了高岗的“小动作”，亲自到会讲话，制止了财经工作会议上对薄一波的过分批判。
本来，周恩来已为会议作了总结，毛泽东是可以不讲话的。但是，毛泽东一方面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主要是指薄一波主张推行的“新税制”，即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在税收上改变过去的做法，实行一律平等的税收制度。这是一个错误，必须坚决纠正。另一方面也认为，薄一波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是一个点的错误，一个点构不成一条线。同时，毛泽东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王国甚多，八百诸侯，谁也管不了谁，有极少数人是坚决反对集体领导的。
毛泽东虽不点名批评，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针对高岗、饶漱石而言的。毛泽东不开口则已，一旦开口必是金口玉言，马上引起非同小可的影响。高岗精心策划的“反薄倒刘”阴谋被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击得粉碎。
面对毛泽东出示的黄牌警告，高岗、饶漱石却不买账。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并没有停止“倒刘”的阴谋活动。饶漱石也利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摇旗呐喊，因为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进京后见高岗常去见毛泽东，以为亲近高岗必然会得到毛泽东的刮目相看，于是和高岗结合起来，一唱一和，十分默契。为配合高岗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反薄倒刘”活动，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
因为他们“倒刘”活动太明显了，阴谋夺权的野心在中央高层暴露无遗。尽管毛泽东身居“深宫大院”内却知天下事。高、饶两人狼狈为奸的事情，一件也没瞒过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十分反感他们的做法，但还是耐下心以批评教育、加强团结为主，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们。高压之下，饶漱石的锋芒有所收敛。可高岗愈加地走火入魔，摆出了一副不打倒刘少奇决不罢休的架势，篡权活动有增无减。就在毛泽东走近60岁之际，高岗的“倒刘”活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到处找人谈话，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一时，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会客室内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并一一指出讲话稿中的“严重”错误。
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毛主席，问起主席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在鼓里哩！”
不平凡的12月26日（2）
眼见着高岗逐步发展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这必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在临去杭州之前，毛泽东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而这时的提议有着特殊的含意，不仅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也是对高岗一个明示—刘少奇不是你一个高岗能“倒”的。可是刘少奇被高岗搞得心情很不好，没有理解毛泽东的用意，而是沉闷地抽着烟，以毛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为由，提出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的建议。
毛泽东一时哑然，心里也不高兴了。他强调了全党要谦虚，言外之意，是希望中央领导人顾全大局，维护全党的团结。但刘少奇此时却以此谦让，无疑在毛泽东心头投下一团阴影。
后来因为书记处其他人不赞成轮流负责，刘少奇依然负责中央的工作。
当然他们中间还有一人是极力反对刘少奇独自负责的，那就是高岗。他力排众议，第一次站在刘少奇一边，十分赞同轮流负责的方案。“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此刻，高岗为了取代刘少奇已经心急如焚了。
毛泽东把洞悉一切的目光投向了高岗，心里冒出一连串的愤慨：高岗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解放前你虽没被敌人的枪弹所击中，但解放后为什么却被骄傲和权欲击中了呢？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他第二张黄牌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全都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话要说出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还有谁不知道“别人司令”何许人也？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警卫人员，将乒乓球室当作餐厅，大家围坐一起，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汤面，为中央最高统帅过了一个特别的六十大寿。毛泽东当过“寿星”后放心地去了杭州，全力投入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之中。因为中央的事情他已经做了安排，在他两张黄牌警告之后往往就是一张“驱逐下场”的红牌，剩余的事情留给同仁们去收场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委托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二个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但是，高岗、饶漱石已经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依然执迷不悟，不肯悬崖勒马，不作深刻检讨，也不痛改前非。高岗干脆顽抗到底，来了个鱼死网破，以自杀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虽然经过抢救没有死成，但他去意已决。
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一年前还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的高岗，很快马失前蹄，翻身落马，掉下了万丈深渊，永远背负着羞辱的墓碑。
1955年3月下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一场在毛泽东60岁诞辰前后进行的反对高饶的斗争画上了句号。
然而，命运之神却不断翻新捉弄人的把戏。10年后，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诞辰，黄牌举向了刘少奇……
毛泽东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借此公开了对刘少奇的不满。
1963年底，共和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度过了困难时期。在那段时间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毛泽东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按人之常情，七十做寿并不过分。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外宾，谈的时间很长。会见结束，用餐时间已过。服务员按情况为主席准备好了晚饭。熟悉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人都知道，实际这是他的午饭。因为多年战争生活环境养成的工作习惯，他大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夜间办公。所以，晚餐就成了午餐。午餐又是中国习惯的正餐，加上这一天又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于是，特为老“寿星”的便饭多准备两个菜，一碗面条，即四菜一汤和一碗汤面。这就是大家为毛泽东准备的古稀寿宴。但毛泽东看到了桌子上为他摆的菜饭，顿时不悦，“我好好的，做个屁寿。我们党内的规矩，不准做寿。我不能带头违反规定，这饭我可不能吃！”
不平凡的12月26日（3）
说完做了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手势，右手向外一挥，起身在118厅内慢慢散起了步。服务人员见到这个场面，真有点紧张。只好让两位能说会道的服务员去说服毛泽东。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工作”，毛泽东“被说服”了，说：“饭可以吃，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不是也没吃饭吗？和我一同吃，不是做什么寿。打牙祭，我请客，免得浪费。”
没有为主席做成寿，为主席服务的服务员却成了座上客。席间，大家举杯，祝毛主席长寿。毛泽东却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大家赶紧改口：“祝主席健康长寿！”这回主席笑了，“健康很重要，可以多活几年。什么万岁，万寿无疆，没那回事，你们不要听。人都是要死的，无非是七十三，八十四。如果人都不死，孔老夫子到现在还活着，不要说他坐车子周游列国，恐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再过几天就是1964年了，我们每个人都长了一岁，每个人都过生日，祝我们每个人都健康。”
毛泽东风趣的谈话引起了满厅人的笑声。
古稀老人在和年轻人吃饭谈天中，得到了平常人过生日时的愉悦心情。至于饭费和粮票，当然如毛泽东往常在这里吃便饭时一样，都由他支付。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又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次生日请客是他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那一年，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12月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那天几千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大家按地区分片入座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农村的典型—大寨。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就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他头上裹着白毛巾，脸上堆积着皱纹，一身黑袄，一看就知道是位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这一年他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但他的业绩却是全国农民瞩目的。他以平静却带有虔诚的表情仔细聆听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开会时值毛泽东主席71岁寿辰，中央办公厅为主席的生日做了一番安排，这一天准备请几位会议代表出席主席的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中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等坐到寿筵边，人们再次目瞪口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给这次生日宴会赋予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生日的前几天，在人大召开的同时，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早在八大后，中央已明确决定，主席退居二线，党内一线工作由少奇同志主持。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嘛！”陶铸夫妇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有的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但这又是指谁呢？陶铸他们还是不敢去多想。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训话，他不紧不慢，然而口气相当严肃：“社教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完话的第二天，恰逢他的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