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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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这在他心里刻下了耻辱的烙印。他步入政界的早期，历经磨难。记者们只是回忆他如何猛烈地抨击对手，却忘了尼克松自己是如何遭到恶毒的攻击，特别是１９５０年当他和海伦·盖哈根·道格拉斯竞争参议员席位时所受到的攻击。尼克松说她是“彻头彻尾的左倾分子”，实际上他说她是个共产党员。她以牙还牙，给尼克松贴了一个伴其一生的标签：“骗子迪克。”　　　　
　　　　尼克松认为，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当他单枪匹马地揭露阿尔杰·希思一案，帮助揭发了自由体制中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时，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了。尼克松公正地对待希思，因为这，新闻界和其他领域的敌人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他们寻找每一个机会置他于死地，在水门事件中，他们找到了杀手锏。　　　　
　　　　尼克松有理由把政治看成是弱肉强食，并憎恨他的敌人。他们曾用拙劣的方式对待他，他大举还击，有时他的反击方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效领导的标志是他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默默地接受惩罚。林肯受到的诽谤绝不亚于尼克松，却保持内心的平静；杰斐逊因受到恶毒攻击而备受感情上的折磨，却很少因此而失去常态；安迪·杰克逊认为敌人的攻击把他深爱的妻子送入了坟墓，虽然心中充满痛苦，但他依然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尼克松让他的阴暗面占了上风，毁了他的总统职位。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4）

　　　　把权力和领导权混为一谈　　　　
　　　　如果用尼克松来替换１９世纪早期奥地利的梅特尼奇，他早就成了一流的政治家；如果他处在１９世纪后期德国俾斯麦的位置上，他早已塑造了欧洲历史；如果他被任命到２０世纪新加坡李光耀的职位上，他也会成为新亚洲蓝图的建筑师之一。但他处在一个有着不同传统背景复杂的环境中，而他好像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在历史长河的多数时间里，各种社会形态主要处于独裁者的统治和严密控制之下，起过重大作用的是那些知道如何利用智慧、勇气和意志来行使权力的人，他们努力奋斗爬上权力的顶峰，一旦到达，就不得不精明地行使权力，还得以铁的手腕保住权力。尼克松认真地研究过他们，羡慕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他们为榜样来塑造自己，但却做过了头儿。　　　　
　　　　离开白宫后尼克松写了一些书，其中《领袖们》中有一篇披露性文章，是他用一生时间领悟到的关于领导权的经验教训，他用戴高乐的话开篇：“没有伟人就不会做出伟大的事业，而这些事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伟人想让它们伟大。”他继续写道：“如Ｆ·斯各特·菲茨杰拉德所指出的，真正的富人与众不同，我发现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也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能在权力争夺中获胜，获胜之后，权力能产生新的业绩。权力不属于那些大街上闲逛的好人或隔壁的先生。”　　　　
　　　　纵观全文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有关尼克松其人的一些段落，他写道：“领袖必须把冷酷而又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深谋远虑带入工作中。”“某人一旦获得了统治权，就要美美地运用。”“历史上有一些专制君主，他们只为权力本身而渴求权力。但是大多数登上权力顶峰的领袖们，我们的确可以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称为伟大领袖，行使手中的权力，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别人更好地使用它。”“评价一位领袖，关键问题不在于他们性格上是否吸引人，而在于他们是否有用。狡诈、虚荣、装聋作哑－－在其他环境下这些可能是不良习性，但对领袖来说它们都必不可少。”他心怀赞许地引用马克斯·勒那为新版《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家、历史学家。——译者注）所写的引言：“让我们弄清一个问题：在政治中，理想和道德规范作为标准很重要，但作为伎俩它们却很少有效。”　　　　
　　　　这些关于领导权力的话没有一句完全错误，尼克松一贯具有洞察力，把这些话集中到一起，就反映出一种可以摧毁他的总统职位的思想倾向。尼克松的思想核心是认为领导权力是由个人行使的权力，这个人是个伟大的人，他站在权力的顶峰，能看到其他人凭智力无法看到的东西，他与历史的力量相抗衡，代表着他的追随者们进行单独行动。他与其追随者的关系被置于次要地位：领袖告诉他们应该知道的，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追随他，但如果需要，他也可以选择掩盖事实甚至向他们撒谎，对此，他也不必向其他机构认真解释。在他的那个关于领导权力的２５页文章中，只附带谈了一下国会。他谈到了新闻界时，使用了贬低性的言词。领袖人物应该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是的，他还孤傲、坚韧不拔而又意志坚强，领袖是在行使权力中施加了个人意志的人。　　　　
　　　　然而，美国的传统却大不相同，美国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领袖不是从他们自己，甚至不是从他们的办公室中，而是从人民那里获得权力。宪法就是以“我们人民”开头。林肯说：“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托马斯·杰斐逊把领导人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不信任人民的领导人，他们认为自己比人民知道的更多；另一个则认为人民是公共利益的最明智的向导。行使领导权力与利用职权是相互关联的理念，但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他们不是一回事。不幸的是，尼克松把它们混为一谈。　　　　
　　　　尼克松十分尊重中美洲，但他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他觉得其他领袖也是这样。他告诉霍尔德曼：“普通的美国人过着一种单调乏味的生活。”１９７２年他再次当选后不久，卡耐特·霍纳采访了他，文章刊载在《华盛顿星报》上，采访中尼克松说：“普通美国人就像是家里的孩子。”他的话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来读那篇文章的话，他的评论读起来合情合理，他试图说明如果用政府的福利来迁就人民，他们就会依赖政府而被宠坏了。但很多读者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觉得总统认为自己高于人民，而且事实上，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这本书的另外一段简洁明了地阐述了他的观点：“因为领袖繁忙、因为他有大大的自我、因为他忿恨被侵扰和分心、因为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可以对那些他认为不如他的人少一点儿耐心。这种不能‘容忍傻瓜’所引起的麻烦有三方面：首先，领袖需要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们都有一些想法，而领袖认为这些想法很愚蠢；第二，被他当成是傻瓜而解雇的人也许并不是傻瓜；第三，即使他是傻瓜，领袖也有可能从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领导权力需要一种领袖和人民之间的神秘连结，如果领袖表现出对人民的蔑视，这种连结就有可能断裂。然而，人们必须时刻铭记领袖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不能显得普通，如果他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往往会给人留下不自然的深刻印象，不但显得不真实，而且让人觉得屈尊相从。”　　　　
　　　　结果，尼克松从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告诉人民他认为人民应该知道的，目的是让他们支持关键问题，正如他要求对越南问题要有耐心时，他对沉默的大多数人所发出的呼吁一样。但他对人民隐瞒了对柬埔寨的侵略，而且他也从未告诉人民战争已经失败。尽管他是优秀的战略家，他认为外交应主要由伟人在私下里进行，而且只有达成交易之后才能拉开窗帘让民众去看。如果尼克松愿意相信人民的判断，他早就已经在１９７２年６月站出来解释引发水门入室案的可怕错误了。如果那时他彻底清除积弊，他在１９７２年大选中会遭重创，即便如此，他也肯定会获胜，然后干完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相反，他却选择在两年多时间里对水门丑闻误导、撒谎。最后，当证据确凿后，一位历史学家重新看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电视讲话，发现其中至少有七个重大谎言。　　　　
　　　　总统要承担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共责任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除此之外，选民没有机会听到总统回答由监督人提出的问题。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总统召开记者招待会的频率一直都在下降。但在尼克松任期内，这个频率降到了一个新低。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平均每年召开八次记者招待会，而在第二个任期内每年只有五次。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斯莫所说，尼克松召开了“从胡佛到卡特之间所有总统中最少的记者招待会”。　　　　
　　　　他站在民主传统之外，因此，我们并不奇怪尼克松很少关心美国总统的另一个主要责任：道德上的领袖。让我们先回头看一看历史，２０００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断言国家的核心目标是使它的公民能过上良性生活，即节制、美德或沉思。他认为，每个城邦都应当确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寡头政治，民主政体，还是两者的结合。采用哪种形式我们暂且不谈，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同一的。为了实现那个目标，就像他在《政治》中所讲的，政治领袖的作用是教给人们“宪法的精神”。政治家最渴望的是在他的公民中建立某种道德特性，即建造美德特征，把美德付诸行动，通过他的领导，他必须重整人民的道德精神。　　　　
　　　　研究总统问题的学者欧文·Ｃ·哈格罗夫认为，现在去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含义就是总统必须是精神领袖，并鼓励人民去牢记他们的最高价值观，不是试图把某种道德符号强加给他们。“政治家并不是强加给公民以最高的道德准则，相反，他必须唤起公民们与生俱来的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并把它们应用到解决特定的问题上去。”　　　　
　　　　在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最优秀的总统们都理解那个相同的规则：他们一直在竭尽全力去建立一套体现国家最高理想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乔治·华盛顿在他任期内完全把自己献给了那个目标。为塑造个人崇高品质奋斗数年之后，在取得美国革命战争胜利之际，他说：“现在是塑造这个国家品质的时候了。”１８００年，杰斐逊迫切要成为总统，因为他认为北方联盟对最初革命的目标已经视而不见，他的目标是发动一场恢复《独立宣言》所倡导的价值观的二次革命。林肯坚定地站在相同的思想潮流中，他的目标并不是仅仅挽救联盟，而是留住联盟的精神，这是亚里士多德都会衷心赞成的精神。　　　　
　　　　尼克松能用道德术语演说，他在林肯纪念堂对反对他的示威者们就是这么做的，但他却没有把一个道德框架引入政治，他没有把自己的任务视作是向人们传授“宪法的精神”，他也没有看出他应该鼓励人们塑造美德个性，并把美德付诸行动。他为赤裸裸的权力所吸引，把保存民主传统这一职责留给了别人。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5）

　　　　与层内的人较量　　　　
　　　　要理解尼克松为什么垮台，就必须了解他对各种事件的看法。尼克松已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比尼克松本人能更好地做出解释的人就是雷·普赖斯，总统任期内的忠实助手和３０多年的朋友。众所周知，雷·普赖斯是尼克松演讲撰稿人的头儿，后来又成了白宫的思想家。　　　　
　　　　１９８７年雷·普赖斯写道：尼克松处于困境，“就国内问题而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最具灾难性的１０年，国家被一场事实上的内战所破坏。命运使尼克松继承了这些激情：言辞的讨伐和暴力、仇恨的升级、暴乱和谋杀、燃烧的城市和被炸的校园。面对国会的反对，他在这场痛苦又不受欢迎的战争中，继承了这些激情。这时敌对的新闻界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顶点。实际上，是那个折磨人的时代的争斗打倒了尼克松。”　　　　
　　　　雷·普赖斯说，尼克松的确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所处时代的仇恨和激情搞垮了他。如果换成历史上的另一个时代，他会幸免于难。人们也会理解，他的行径并不比其他总统更恶劣。他是道德这一双重标准的牺牲品。我想尼克松也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人们几乎能从他忠实的朋友的那段话里听到他的心声。　　　　
　　　　但是他和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没意识到，在门外的人看来，权力机构是多么的不同。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白宫也可能向事实关闭大门；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它成了一座堡垒。当然，当炮弹日益逼近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我们这些为尼克松工作的人觉得受到了围攻。只有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走出来时，才更清楚地看明白这场战争为什么变得如此残酷。错在外因，如雷·普赖斯所写的，但过错也在于内因，恐怕这正是未来的领袖们必须明白的。　　　　
　　　　从步入政界那天起，尼克松就不喜欢人民，反过来人民也不喜欢他。他当选总统时，有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１９９２年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前，从没有人遭受如此之多的恶毒攻击。要想理解敌人对尼克松和克林顿的仇恨，人们不禁想起托马斯·布朗的歌谣：“我不爱你，费尔医生，我不能说出理由。但我很清楚，我不爱你，费尔医生。”　　　　
　　　　尼克松，克林顿也一样，因为他们假想敌人的数量超过了他实际敌人的数量，使得本来很容易处理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糟。如果他有一个真正仇人的话，那么其他的两三个人仅仅是他的对手而已。他们并不特别喜欢他或他的政治，但如果尼克松愿意对他们善良的天性进行因势利导，他们还是尊重他的职位并愿意跟随他工作的，特别是愿意跟随他做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事。他们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可权力却没有那么做，而是向这些人开战了。　　　　
　　　　在普通民众中，尼克松让很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对手改变了立场。１９６８年，大约有３１７０万人选他当总统。四年后，４７１０万人把票投给了他，增加的人数超过１５００万。尼克松留住了他大部分早期的选民，还把乔治·华莱士的选民吸引到了自己的选民队伍中。在民主党阵营中，他的影响曾经延伸到持保守态度的人和少数民族中，是他的表现赢得了他们。　　　　
　　　　但尼克松在与政治中坚分子（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交往却恰恰相反，在他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他认为自己被华尔街、新闻界、大学、公共服务机构及其他部门所拒绝。即便就任副总统时，他也从未觉得自己是理查德·罗沃瑞所描绘的那个“权力机构”的一分子。乔治敦沙龙的大门向他紧闭，而他则对他们嗤之以鼻。　　　　
　　　　越战是尼克松的爆发点。他认为自由的左派使这个国家陷入战争，把工人阶级的孩子派去打仗，然后自己却扭头逃跑了，留下士兵们俯卧在烂泥里。我们这些中层工作人员常能听到他不时地抱怨权力机构正在堕落，他不喜欢老板们，但热爱老百姓，因为他明白在毒品、犯罪、国防和建设一个强大的美国等方面，他们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的惟一群体。他觉得，你要是向我显示你出身豪门、怀揣常春藤名校文凭，我就会说你实际是一个没有脊梁的窝囊废。在他看来，统治阶层辜负了这个国家的期望。　　　　
　　　　尼克松也偶尔尝试同另一方对话，之后往往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事出有因。他请来民权领袖（在民权问题上他的主张是进步的），他们离开时，在白宫草坪面对摄相机公开抨击尼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