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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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想法，其中包括在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人员。）他们都指责克林顿律师的这一策略。然而，律师是当事人的雇员，不是其他的角色。最终，还是要由当事人来决定他们该如何为之辩护。　　　　
　　　　形成了克林顿夫妇这样的处世哲学是有原因的，即他们反对者的不公正。从小石城到华盛顿，狂热的控告者们编出他们夫妇无耻的故事，来达到破坏的目的。看到克林顿家人的私人生活如何被搞得一团糟，以及他们在阿肯色州的朋友如何因被纠缠不清而被迫说出实情，人们就会同情和理解克氏为什么总是拿起盾牌来保护自己了。他们知道如果一旦承认了一个极小的错误，马上引起轰动，他们的反对派将无限扩大对他们实施攻击。　　　　
　　　　他们的经验证明在回答指控者们的提问时应该十分小心，这并不意味着森严壁垒、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如果说在还击中，总统充当的角色是避雷针的话，白宫必须谨慎行事，必须要将怀有恶意的人和有正确态度的人区别对待。对于狂热者要知道真相的要求可以紧闭其口，但对于主要的新闻机构、国会议员及适时指派的联邦检察官应该给予坦白的答复。不幸的是，克林顿政府陷入了一种对指控者的愤怒当中，以致给所有人的答复都一样：“混蛋！不知道！”总统似乎一直在否认。　　　　
　　　　对新闻界的愤怒　　　　
　　　　克林顿对待新闻界的态度，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透视他的领导工作。在当代，他对于新闻界的操纵是最具侵占性的，有时这种过纵已经成为他管理政府中的一个严重问题。　　　　
　　　　事实上，新闻界的变化是他强制推行的。在我离开里根内阁９年之后，多数时间都在新闻界度过。但当我回到政府，我惊奇地发现新闻界面临的挑战是多么巨大。在西翼厅草坪前不再是只有四五架摄像机，我现在数了一下，居然多达２４架。新闻界也变得有连续性了，以至于新闻局要一天２４小时筛选信息并接听电话。ＣＮＮ已成为每届政府向世界发送信息的最快途径。　　　　
　　　　更令人生厌的变化是，许多记者似乎比２０年前报道白宫的记者更加愤世嫉俗和武断。当然也有明显例外的，像汤姆·弗里德曼、Ｅ·Ｊ·迪翁和罗恩·布朗斯坦，这里只提其中的几个。我还没有提像卢·坎农这样的老一代记者，虽然他的问题很尖锐，但报道却很公正。在时下新闻行业的出发点似乎已偏离到错误的轨迹上，当今媒体所得到的回报必然是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流言蜚语。　　　　
　　　　近来对于进入公众服务业的人来说，不容易看到业绩。当我１９７１年加入尼克松政府时，大家普遍认为如果你在政坛中干得很好，很体面，那么在离开内阁的时候就会有更高的声望。但今天，如果你努力工作，也很体面，在离开政府时最好的期望也只能是名誉没有受损而已。　　　　
　　　　在与克林顿共事时，我曾经历了风风雨雨。《纽约时报》有三四篇文章对我进行攻击，其中一些批评是公正的，而另一些却使我感到困惑。然后，报社派一名记者又到国务院采访想从一个新视角挖苦我，许多同事，包括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为其讲述了许多关于我的正面的事迹，对此我深表感激。编辑排版的时候，这篇文章并没有发，他告诉我说他的编辑们想让他报道我的内容更多一点，他也确实那么做了，但它最终仍未发表。我深感好奇，就与《纽约时报》进行另外联系。“它被封杀了，”对方说，“宣传太过正面化了。”我问编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因为他们感到你还没有挣够赎金”。我反问是什么赎金？“为里根工作的赎金。”他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于是我对于克林顿政府的多次受挫和他们对新闻界的产生愤怒感到理解，尤其对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这种感受更为理解。他们有理由设立控制性机构，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一些努力得到了回报。他们的“快速反应”小组工作效率非常高，对于总统的消息总是能在传到外界之前就已经有所报道。在打击指控人方面，他的班底完善了“处理文件”的艺术，即在对手泄露给国会或独立检察官办公室之前就已经把许多文件交给了媒体。迈克·麦克卡瑞作为新闻署署长因此获得了赞誉。　　　　
　　　　但我担心克林顿夫妇给新闻界施加太大的压力而使他们的关系过于僵化，如果能够更开放一些并且更加尊重记者的话，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建立起有建设性的关系。信任是相互的。去年，克林顿似乎过于愤怒，气氛注定不会友好。更确切地说，正如新闻署长乔·洛克哈特公开承认的那样，许多白宫的工作人员在超越合法界限编造事实，虽然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经常出现，但经常在电话里，或是匿名的私人谈话中，对记者或遮遮掩掩或赤裸裸地说谎，以使总统、第一夫人或他自己保有一种讨人欢喜的形象。　　　　
　　　　从里根时代起有人开始了“编撰故事”的行经，我当时对政府的这种腐败感到极为震惊。我不禁要问我们怎么能把错误的做法教给年轻一代的公务员？我们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尽管官员们从建国之日起就在哄骗新闻界，但我在政坛中最为遗憾的是我觉得我助长了这个不良的风气。编造谎言已经脱离了控制，我们需要把它复位。《邮报》的前编辑本·布雷德利说的好，“编造词汇是一种绝妙的说谎方式。”　　　　
　　　　克林顿时代过度编造谎言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抵挡住飞速运转的新闻界，这根本上也是他的领导风格的产物。如果白宫工作人员认为他们永远是在竞选，那么他就会按照竞选方式来行事，他会编造故事好争个头条报道，在新闻圈里不断炒作，其特点是经常胡说八道或夸大其词。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赢得每天的战役，最后在竞选中获胜。然后，人们可以收拾起帐篷，鸣金收兵，而不考虑他们留下的后患。他们的施政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在那里人们必须把一只眼睛顶住报刊头条，与此同时，另外一只要向远处张望。管理是一个过程，若要取得成功，领导人必须逐步建立起信任和真诚的声望。　　　　
　　　　克林顿使得白宫专注于编撰每天的故事，记者不清楚真相是什么，也不知道谎言是从哪里出现。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怀疑克林顿班底是否了解他们自己。政府中的道德存在于官员用诚实的语言来描述事实，马克斯·德普雷说：“一位领导者的首要职责是认清事实。”在谎言中，就像在战争中一样，真理经常是先遭横祸的。　　　　
　　　　


比尔·克林顿10　克氏领导艺术评说（6）

　　　　领导力量的丧失　　　　
　　　　克林顿时代，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贯穿其中，这条线始于他心灵深处的懦弱，经他不断地以竞选方式去管理政府，到道德的不断堕落，以至不断地逃避诉讼和谎言，这条线结束于１９９８年，他的道德权威崩溃。他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关系的曝光和其后他的谎言也许是直接的原因，但由此引发的在国会、新闻界和其他权力机构中产生的爆炸效应也反映了多年积蓄起来的巨大的冲击力。许多美国人继续支持克林顿，他在第二个任期内的支持率比里根的第二任期要高，但美国人已经受够了。　　　　
　　　　诺伊施塔特在１９６０年陈述了以下主要观点：总统的权力依赖着两大支柱，一是公众威望，二是职业声望。一位总统要治理国家，首先要受到公众的爱戴，同时也必须在华盛顿享有很好的声誉。克林顿只具备了其中的一个，因此他丧失了领导的能力。　　　　
　　　　在华盛顿圈外的人很容易对华盛顿圈内的人冷嘲热讽，可讥讽的内容也很多。但人们不应该忘记，几乎每个来到华盛顿的人都有理想，认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是值得的。华盛顿其实是一个村庄，中心广场被一个叫白宫的机构所占据。正如华盛顿的人想让他们的孩子以他们为骄傲一样，他们也希望总统的直辖区域是一个荣耀之地。　　　　
　　　　如果一位新来华盛顿的人对这里的居民不屑一顾，并且违反他们的规则，即使这人是总统，他也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克林顿就是这样。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萨利·奎因在《华盛顿邮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激怒了克林顿，却赢得了全体市民的赞同。在她采访的一百人当中，新闻集团的负责人大卫·布罗德说：“他来这里搞得一团糟，他不适合这里。”克林顿的前国内事务顾问、著名教授比尔·高尔斯顿教授说：“华盛顿的绝大多数人……是体面的，他们竭力做好一切。我基本上承认克林顿的行为是正常的，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会削弱体面的公众形象。”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安德烈亚·米切尔说：“小镇的气质会使他们感到悲伤，……”华盛顿有一个主要规则，我补充说：“不要玷污自己的家园。”　　　　
　　　　反思克林顿的总统工作，我认为克林顿过早地当上了总统。他宣布角逐总统的那天晚上，在家里给我打电话，那是１９９１年，他听上去不像一个期望能获胜的人，他虽侃侃而谈，但显然把９２年的竞选看成一次热身，一次角逐和拉赞助的机会。他认为马里奥·柯默也会参加角逐，将他挤出局成为民主党的胜者，但最终会输给布什。这一结果使克林顿认为，１９９６年三位民主党直接候选人蒙代尔、杜卡基斯和柯默使得具有过时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击败了共和党。民主党人的新时代来临了！选民厌倦了白宫的共和党人，所以克林顿能够最终获胜并接受委任。　　　　
　　　　如果上演的是那一幕，他本可以是更好的总统。到１９９６年，他还有四年时间可以走向成熟。他本应更理性、自律，没必要如履薄冰。或许他与希拉里的关系本可以更平衡，那样谁也不会觉得有联合执政的必要。他们的私生活也不会对政治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本可以更清楚地考虑他有哪些优势做总统以及如何把它们变为现实。　　　　
　　　　有人能确信他本可以改变吗？当然不能。人的性格因素是根深蒂固的。或许他可以专注自身利益，不计后果。但历史表明，自制力通常是培养和习惯的问题而不是基因的问题。克林顿在总统任期内已成熟了许多，他变得更沉稳，更符合国民的要求。任期快结束时，他比开始时表现出了更高的工作效率。　　　　
　　　　在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关系上，根据莱温斯基的笔录，克林顿向她承认了以前与一些女人有关系，但在４０岁的时候他就竭力去中断那些关系了。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想走正道的瘾君子，跌下车，当看到她来的时候就拼命想再上去，或许他在说谎，正如莱温斯基怀疑的那样。有大量证据表明，克林顿在４０岁左右，对于他的放纵给其政治生涯所造成的破坏很敏感。他看到加里·哈特是如何在１９８８年下台和如何拼命保护自己的。与谣传相反，我在１８个月中看到的克林顿在努力检点自己的行为。我的感觉是他在尽力改变但并没有太大成效，如果在入主白宫之前，再给他４年的时间走向成熟，或许他就会成功。　　　　
　　　　历史学家如是说　　　　
　　　　克林顿退出历史舞台时就像一位触摸天堂的人，一只手满是星星，另一只手则满是灰尘。历史学家在约翰逊和尼克松身上看到的这种矛盾，在克林顿身上也看到了。　　　　
　　　　他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有很高的智商、远大的梦想、很强的适应能力及引人注目的风度，更显而易见的是，他在任期内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经济增长比以往的任期都明显，贫困线降到３０年来的最低点，处于社会底层１／５的人收入水平比中产阶级增长还要快。尽管民主党人是主要的推动者，但克林顿在大幅度削减福利支出并使大批人重新就业方面是值得骄傲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主要社会指标发生转折的１０年。非法出生率、青少年怀孕率、离婚率、犯罪率、青少年犯罪率、毒品使用率都不再上升，而且在他在职期间开始下降。尽管这些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但如果没有他的领导，不可能有如此大的进步。　　　　
　　　　在外交领域，克林顿也有吹嘘的权利。他的批评家是苛刻的，尽管他也确实有疏忽和优柔寡断的时候。虽然标新立异是他的主旋律，但他使国家远离了战争，在促进欧洲统一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扩张方面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制止了前南斯拉夫的种族屠杀，缓和了亚洲经济危机，而且使世界经济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他也对印度进行了援助，还是继卡特总统之后首位对非洲贫穷国家给予关注的总统。评价他的外交政策就像吐温评价瓦格纳一样“他的音乐比听上去要好。”　　　　
　　　　历史学家又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他的立法成就是突出的，如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７年的预算案，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家庭休假立法、福利改革立法、国民服务立法、布雷迪议案及准许中国加入世贸法案。还有许多遭到否决和未能公诸于世的：全面的健康改革计划、社会保障改革、医疗改革、竞选拨款改革、烟草改革、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继续在贸易当中享有权威及京都环境议定书。作为立法领导者，他的业绩确实是多方面的。　　　　
　　　　然后就是道德的问题。在我面前有五卷本的《白水事件》，其中包括从克林顿上任初期《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和文章。《华尔街日报》社论很激烈地反对克林顿，虽然许多对他的指控被证实毫无根据，而且共和党人对他的指控也过了头，但人人都会在读这些记录时感到沮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林顿深信并认为能提高他作为领导者声望的是——未来。当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位讲授西方文明必修课而且相当古怪的教授卡罗尔·奎格利对他的影响很大。奎格利教授授课的精彩部分是关于“珍爱未来”，他认为进步取决于人们愿意牺牲今天而获得明天更美好的生活，“永远不要忘记，珍爱未来。”正如一位传记作家大卫·马里尼斯指出的那样，克林顿的讲演几乎没有不引用奎格利在课堂上所说的话的。他总是相信，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如同他一样努力工作，未来就一定比现在更美好。　　　　
　　　　下面讲的也许算是他声望的一部分。如果艾尔·戈尔在今年秋天能入主白宫的话，克林顿可以在法律上声称他已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我是在举例说明。在他之前，共和党人在最近的六次竞选中有五次胜出，如果今年１１月戈尔获胜，那民主党就有三人当选总统了。那将很引人注目，因为正如斯蒂芬·斯科让奈克所讲，政治运动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动力，运动要结束时的总统结局注定是失败。克林顿就处在这场由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起的运动的末端，他可能想走卡特的老路，但是他使民主党得到了复兴，使其更有竞争力和群众基础。在１９８０年，民主党还被普遍看作少数专门利益的人的群体，而今天，尽管还代表着少数人，民主党已经更多地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　　　　
　　　　克林顿有理由希望他能改变国际政治的面貌。１９７９年撒切尔和１９８０年里根的当选引发了欧洲和北美保守党的崛起。通过拥护“第三条道路”，美国的克林顿和英国的首相托尼·布莱尔已经改变了重心。第三条道路政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风行欧洲，以致在９０年代末，除西班牙外的西欧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左翼政党的复兴。因此克林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