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权力-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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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上的战略家
1984年，人们对“水门事件”仍感到心有余悸时，尼克松在美国报业编辑协会面前少有地公开露了一面。时值７１岁的尼克松已逝去了夕日的辉煌，他身材不再挺拔，眉毛和头发也已斑白，他看上去好像是个怪人，他毫无掩饰地站在观众面前，没有讲台，也没有讲稿。
而后，在接下来的４５分钟里，这位老伙计为我们预示了未来的发展前景。他预言，五个国家将在下个世纪统治世界，世界和平将依赖于美国怎样协调与其他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他依次权衡着新崛起的中国，振兴中的俄罗斯，统一的欧洲和复苏的日本，权衡着他们利益之所在、历史的发展道路以及各国领导人的素质。
了解尼克松的人都意识到，他最喜欢那篇堪称“巅峰”的演讲——《地平线之旅》。那是气势磅礴、高瞻远瞩的演讲，即使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也无不敬佩他能从低谷走出，登台演讲，这也是他人生旅程中的里程碑。当演讲结束，无论年幼、年长者都起立为他喝彩。尼克松即便年事已高，仍不失为一位卓越的战略家，这也是他最宝贵的天赋所在。
尼克松深知他是与众不同的，在陷入低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充分利用了他的这一特点。他尽力消除水门事件留下的负面影响。在辞职后的２０年里，他写了七本书，这七本书几乎都与外交事务有关。有三本在排行榜中名列畅销书榜首。他曾三次访问中国和俄罗斯，接待了很多私人代表团，与他的继任者推心置腹地议论国事。他也邀请优秀的年轻记者共进晚餐，他认为这些人不囿于过去的影响，更看重未来的发展。尼克松希望他们宽宏大量。
与许多辞去公职的政界人士不同的是，尼克松仍迫切渴望了解外面所发生的一切，并仍与过去的人员保持长久的联系。我经常拜访他，与他通电话，每一次交谈都有相同的体会：与我相比他更能敏锐地洞察所发生的一切。看起来他十分清楚国务卿在考虑什么，国务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如何，以及总统的反映如何。１９９２年总统选举临近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让我拿出我的选举记分卡，这样我们可以一个州一个州地加以对照。“这是我从伊利诺斯州所了解的情况，”他会说，“你那边如何？”他的记分卡总是更全面。越是在最后的岁月，人们越是感到这位老人令人肃然起敬。
时尚记者讽刺地称尼克松为“塞德河的贤人”，他们叫嚣说这是一种最后绝望的寻找被接受的方法，是骗子在抓住救命的稻草。他们批评的言辞有些过于偏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尼克松成了知识的源泉，是的，就是智慧的源泉。多年以来，他翻山越岭，不断研究，游遍各地，与人交谈，渐渐地他踏上了通向智慧平原的道路。这里也有另外的一些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强烈地反对过他，例如乔治·凯南、保罗·尼采、约翰·麦克里、迪安·艾奇逊，他们也都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但是，尼克松是惟一对白宫了如指掌的人。
我们对尼克松致命的缺陷感兴趣，原因在于他内心蕴涵着强大的力量。这一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行文到此处我才刚刚谈及。他能够站在高高的山巅上，预示世界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并剖析历史，以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他是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过去的３０年中，椭圆形办公室里最杰出的战略家，虽然对此尚存争议。最近几年里，没有人可以与他媲美。
这并不意味着尼克松在外交领域所做的一切都很明智、很成功，有人强烈地从立法角度质疑，他错误地发动了越南战争，欺骗国家，并且在平息战争上耗费了太长的时间。我们将在其他章节简单扼要地回顾这些事实。但是在大多数的旁观者的眼里，即便是那些不谙世事的人，也会赞同这样的说法：尼克松改写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用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冷战、壮大了美国实力并维护了长期稳定局面。
衡量尼克松因远见卓识所取得成就的最好方法是看他执政前后对世界风云变幻所做出的迅速反应。在他入主白宫之前，美国与前苏联进行了多次会谈，但未达成任何武器控制协议，两个超级大国卷入到危险性持续攀升、变幻莫测的冷战之中。美国与中国近２０年水火不融，１９５４年，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甚至不同周恩来握手。尼克松执政伊始，中国与前苏联在一致对抗美国的态度上似乎达成了共识，当时，许多人认为历史的力量在他们的一边。
１９７４年，尼克松离任之时，美国和苏联不仅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了第一个协议，而且在许多其他协议上也达成了共识，包括同前苏联达成与西方保持和平关系，使苏联获利的有重要意义的经济关系。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意味着冷战出现了转折点，为赫尔辛基会议取得了更大进展和１９８９年柏林墙的倒塌进一步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通过协商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尼克松过人的能力使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思考着棋盘上向前推进的每一步，如他所说：他赢得了“最大的胜利”。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尼克松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曾提到想访问中国大陆。１９６６年，他与莱昂纳多·加门特具体谈论过搭建通往北京的桥梁的细节，而当时他的意见是孤立的，因为似乎美国正与苏联打得火热。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也就是他参加竞选的前一年，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亚洲形势的文章，提出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其原因在于几乎没有人相信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尼克松会向“红色的中国”投出一根橄榄枝。
尼克松上任的第一年初，开始了亚洲之行，成了公众的焦点，表面上他是访问了几个主要的同盟国并评估了越南的局势，实际上他通过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会晤，又在归国途中拜会了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正在谨慎地打开通往中国的渠道，这两个人都与中国有个人的联系，可是他的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提议很快又搁浅了。亨利·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导演了一出著名的“身患消化不良”的戏，使他在１９７１年秘密地来到中国。次年，尼克松到中国首都北京的旅程是他任职期间最风光的一次，此次到访中国，吸引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电视观众的目光。
基辛格回忆到，当尼克松从空军一号迈出脚步，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他对于东道主所说的第一句话就紧扣他外交政策的核心，“我代表美国的利益来到中国。”显而易见，尼克松的意图是想使这次出访成为他的政绩之一。德怀特·恰宾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让尼克松回国时可以出现在电视的黄金时段：首先是总统的直升机戏剧性地降落在首都，然后是他对国会发表演讲。这些镜头是恰宾的精彩之作，这一切就发生在总统大选的７个月之前。尼克松第一个认识到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发展美国的长期利益的重要性。如果同时可以在政治方面获利，则更理想。
尼克松清楚美国与中国关系密切可以使中国摆脱苏联控制，代替了两国对一国的格局，尼克松妄图使中苏关系破裂，好让美国获益。中国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中国认为与美国建立较为密切的外交关系，不仅可以从贸易和投资方面，从美日纽带关系上潜藏的松弛中获得好处，而且可以使中国在亚洲有较为宽松的伸展空间。他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同时认为即使美国与东京的关系减弱，与日本的友谊仍会保持。尼克松也相信，从短期来看，美国与中国展开对话有益于加快结束越南战争。北越人民有可能失去对他们北方朋友的信任，从而愿意磋商一项和解办法。从长远的角度看，尼克松认为中国并非日本，即将成为２１世纪亚洲的主要强国。尼克松与基辛格筹划在太平洋的大国中建立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力量均势，这些国家有中国、前苏联、日本、朝鲜和美国。此时，尼克松正在以大赌注玩国际象棋游戏，他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规划他的战略。
尼克松在遵循自己路线的时候，不是没有受到指责。很多人猜测他是否会陷入一场新骗局。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除理查德·尼克松外，没有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政治得分。２０年里，他一直对共产党持反对态度，瓦解了阿尔杰·希思，使被称作“红粉佳人”的参议院反对党海伦·盖哈根·道格拉斯垮台，让艾森豪威尔在奠边府（越南地名——译者注）插手，甚至在莫斯科厨房辩论中指责赫鲁晓夫。而今，一方面评论家们对于他的改弦易帜哑口无言；另一方面，老的同盟国憎恨尼克松的外交关系。尼克松离任两年后，保守派共和党人曾迫使杰里·福特接受旨在放弃缓和国际关系的党的章程，矛头所指当然是基辛格。然而，从总体来说，历史学家已经抛开个人的思想意识，予以尼克松以公正的评价，因为他抓住了机遇并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国内那些鼠目寸光的人的看法。所谓的领导者就是那些即使以牺牲自己的固有看法为代价，也能够发觉崭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机遇，并且抓住它们的人。
人们质疑尼克松是否是他外交政策的真正决策人，尤其是听过他在录音里的一些污浊言辞，他们认为尼克松一定非常愚蠢。人们的怀疑不无道理。也许基辛格才是出谋划策的人，他们这样说。尼克松就是真正的战略家，我对此从不怀疑。虽然我从未列席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秘密会谈，但是我多次听过尼克松私人讲话，看到他撰写的信笺，并在他执政期间和之后与他多次的交谈。在公众界，我从未发现过任何人可以像尼克松那样，展示出对于国际局势如此地了如指掌，对于他国的历史、名人、政治力量那么细致地了解。
然而，同样清晰的是基辛格对于尼克松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为尼克松提供所需要的智力资源，吸收或消除他的不切实际的计划，监督各项政策的实施。总体来说，他使总统始终走在坚定的路线上。众所周知，基辛格癖性犟强，直言不讳，曾经几次威胁欲辞职。然而，他们二人是一对优秀的搭档。历史学家争论，在外交决策上，谁是最出色的组合？杜鲁门与马歇尔和艾奇逊？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威尔逊与豪斯？许多人更欣赏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里根与舒尔茨，布什与贝克组合。纵观现代历史，尼克松与基辛格更为成功。
理查德·尼克松２瑕不掩玉（7）
越南仍是尼克松外交政策上的重要的、悲剧性的问题。在他执政之时，大约５３万美国军人参加了越战，可在这隧道的另一端，还看不到光明。美国累计伤亡人数多达２０万，其中４万多人死亡、１６万人受伤。约翰逊执政的最后一年是流血最多的一年，１万４千６百名美国人失去了生命。在美国国内，年轻人愤怒地游行示威，国会反战情绪越来越高。在就职演说中，尼克松曾许诺他会结束这场战争，并暗示他有一项秘密的计划，可这计划实际并不存在。摆在他面前的不过是几种选择而已，在这些选择的后面，无一预示着美国的胜利。１９７３年，也就是尼克松执政的第四年，终于签署了和平协议，美国军队得以重返家园。
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正确，还是批评家正确？一方面，尼克松与基辛格声称，如果给予他们足够的帮助，他们会尽最大可能做得最好，而另一方面，批评家们称他们很失败，指责他们没有必要牺牲那么多美国人的生命。历史的记载同战争本身一样是一个泥潭，在这里很容易记载着对过去所发生的事自相矛盾的记录、误解和错误。美国政府内部在搞阴谋，与越南北方的谈判桌上同样有阴谋。传记撰写人一直努力试图记录下这段历史，花费几年的功夫撰写轶事。在越南战争时开始的敌对状态和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克林顿政府时代，如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同托尼·莱克唇枪舌剑论战那样。
威廉·邦迪、梅尔文·斯莫尔、塔德·肖尔茨以及其他一些作家断言，尼克松拖延了四年谈判时间，导致不必要地延长了那场战争。“最好马上撤军”，一道同“艾肯决定”如出一辙的命令，使美国宣布战争得胜，美军返回故乡。当然，这事回顾起来容易，当我们看到美国军队离开时，南越人已没有能力重新组合到一起，而美国也不再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
然而，看到尼克松所留下的，情形似乎截然不同。１９６９年尼克松上台之时，他确信美国此时悬崖勒马不仅会使东南亚各国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连锁倾倒，而且美国持续稳定的状态也会受到严重破坏。可出乎预料的是，多米诺骨牌并没有像所预料的那样倒塌，如果美国真的“动了骨牌而后逃之夭夭”，尼克松这样称，那么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的力量将会大大减弱。尼克松不会是由于实力的原因与苏联人或中国人谈判。这个交易值吗？为什么不赌一次？看看他能否在南越达成合理的协议，这样一来，既可以有机会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又能与中国广开外交之门，这就是尼克松的推论。很明显，他在越南的赌注输了，但其余的赌注却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为了保持谈判的能力，尼克松在与超级大国的外交方面取得了突破，从那以来，美国远离了主要的战争。中庸地说，尼克松没有命令马上撤军是正确的决策。
比较而言，还有一种批评家指出尼克松执导的战争有其功绩所在。梅尔文·斯莫尔这样写道：“尼克松与基辛格策划、实施东南亚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辗转迂回的欺诈手段，正是他们忽视了在一个实施民主政治的国家实施这一切的写照。”塔德·肖尔茨写道：“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代表着他对荣誉的最高宣言，为他的毁灭播下了种子。尼克松执着于阴谋，倾向于依赖欺诈的手段，使各级政府不能参与决策的制定，并且极为害怕新闻‘泄漏’，白宫被一种不健康的阴谋气氛所笼罩。”
事实上，在处理越南问题上，尼克松并非直截了当，他辜负了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寄予他的信任。约翰逊政府已经在越南问题上说了许多谎言，但是这并不代表尼克松政府可以继续这种欺骗，分别发生在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０年柬埔寨的密谋爆炸事件本应该通报给国会和人民，对于柬埔寨人民而言，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最终导致红色高棉的杀人动机，曾经是那么美丽的一个国家而今已遭破坏。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尼克松向全国就越南事宜进行讲演，他应当这样做，可是他从未让大众或国会完全了解美国在印度尼西亚面对着怎样的局势以及他要取得什么样的目标。自从尼克松入主白宫那一天起，如他在竞选中表示的那样，就从未停止过战争的计划。他对一些应当知晓事实的人员保密，包括他自己的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重要成员。付出的代价不仅是生命，失去的是更为宝贵的东西。两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谎言和欺骗，再加上水门事件的阴影已大大削弱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从那时起，总统也陷入窘境。
我们可以直接把越南与水门事件联系到一起，尼克松保密的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