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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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课桌。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严重关头，从英美回国的一代学人在北京的各大学里均处于中流砥柱的地位，“五四”时期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此时，他们正计划把学校各系和图书馆迁到南方，用船运走图书和设备。一个个大学就这样眼睁睁被拆散。学生模样的人们把尚未登记编目的书籍搬出清华图书馆，我只有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　　　　
　　　　（引自《费正清自传》）　　　　
　　　　作为学者的费正清感到无可奈何，但斯诺夫妇却不愿沉寂。他们要有所作为，他们不愿意只是当一个旁观者，或者仅仅是报道新闻的记者，他们要站在中国人的一边，和中国人一起在古城里呐喊。


1930…1935年第23节　在古城呐喊（2）

　　　　3　　　　
　　　　　当费正清在清华大学校园无可奈何地看着学生把书籍搬出图书馆，准备运往南方时，斯诺、海伦已经从海甸搬进了位于北京东城的盔甲厂胡同十三号，和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合住。　　　　
　　　　这幢房子靠近东便门。这是一幢平房，两边各有两大扇英国式的拱形窗。瑞典地质学家尼斯特伦博士住一边，斯诺夫妇住在另一边，中间隔着一个门廊。“我们的房子在街道靠近城墙的一端，是最后两三座有围墙的院子之一。后面是义和团公墓，1900年被义和团杀死的外国人就埋葬在那里。”　　　　
　　　　这是一套豪华公寓。房屋建筑风格是西式的，高大宽敞，有点像宫殿。大院紧靠着北京古城墙，里面有值得夸耀的暖气、大理石浴缸、网球场和马厩，花园里有座温室。这样的公寓，住上外国人，因此，是一个不会受到警察和宪兵干扰的地方。1935年冬天，瑞典人回国后，这里实际上只有斯诺夫妇独住，这就为他们和学生领袖们的密切往来提供了方便。　　　　
　　　　10月的一天，佣人向海伦通报，说有位客人来访：“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他叫张兆麟。”随后，一位高个子、方脸、英俊的东北青年被带到她的面前。张兆麟上过斯诺的新闻课，现在担任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他来拜访斯诺，想证实他听说的中国正准备向日本放弃中国北方的消息。最近到处都在传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来到北京，向宋哲元将军发出最后通牒。他向宋许诺提供一千万元新印制的货币，催促他声明摆脱蒋介石宣布独立。　　　　
　　　　斯诺知道这个传闻并非毫无根据。就在张兆麟来访的前一天晚上，曾有一位宋哲元的助手拜访过斯诺，告诉斯诺说宋哲元准备屈服，因为他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得到的仅仅是含糊不清的答复。　　　　　
　　　　情绪激动的张兆麟流出了眼泪。　　　　
　　　　“哭是没有用的。”斯诺说，“我们要采取行动。”　　　　
　　　　　他没有说“你们”，而是说“我们”，把自己看做了中国人的一员。这个说法，令后来许多研究他们的人感到吃惊，因为他改变了外国记者惯有的中立立场。　　　　
　　　　斯诺、海伦是在延续着斯特朗、史沫特莱开始的新的传统。从1927年大革命开始，来到中国的许多外国记者，与过去活跃在中国的前辈记者们有所不同，他们不再是代表某一国家的利益而来，不再仅仅是为了抓独家新闻。他们中间，更多的人受到革命的影响，受到理想与浪漫的感染，他们已是国际化了的人物，是把自己置身于革命的国际背景中的新一代记者。他们或者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员，或者是由于同情弱者而站在了革命的一边，他们把报道革命、支持弱者作为己任。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贝特兰、白修德、爱泼斯坦……正是这些与以往大大不同的外国记者们，成为中国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目击者和参与者。　　　　　
　　　　无疑，斯诺、海伦的态度对张兆麟是个鼓舞。他说要发表一份请愿书，向蒋介石陈述要求。斯诺不同意。因为对此举动中国报纸会不予理睬，外国报纸则会将之看做一种政治宣传。海伦曾把学生会的一份请愿书《关于要求言论、新闻、集会自由权利和反对非法逮捕学生的呼吁》交给路透社驻北平的记者弗兰克•；奥立佛，看他是否可以发表。奥立佛对她说：“我们可不能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是一种宣传。”她感觉出他的敌意，因为路透社站在蒋介石一边。　　　　　
　　　　海伦建议发起一场学生运动，类似于五四运动那样的运动。他们谈了整个下午。几天后，张兆麟又来到盔甲厂胡同，这次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受斯诺夫妇支持的激发，他们拟定了一个计划。　　　　
　　　　海伦最初的建议是在北京街头举行一次象征性的葬礼，以悼念在中国北方的死者。最初中国学生不赞成这一想法。他们害怕会被当做共产党逮捕，当时共产党嫌疑分子受到蒋介石的北京宪兵队的逮捕和枪杀。而斯诺则认为这样做可以给警察包括日本人一个意外。关键在于要动员说服所有北京学生参加到这一抗议之中。斯诺还答应会带其他外国记者到现场去，他自己也会对这一活动予以全面报道。　　　　
　　　　学生领袖们下了决心。他们起草了一系列要求。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定在12月9日，即在宋哲元计划宣布脱离南京的头一天举行。新成立的北平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们印刷了传单，写好标语，画好游行路线图，还组织了急救队。斯诺后来写道：“尼姆和我几乎一整夜都在打印关于学生要求的译文，以便第二天提供给外国记者。”　　　　
　　　　4　　　　
　　　　1935年12月9日这天，学生走上了街头。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如此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北平警察对12月9日的游行毫无准备。在这之前，日本人已迫使国民党的第三宪兵团撤出北平，蒋孝先和他的部队已前往西安。　　　　
　　　　按照海伦的看法，这正是天赐良机。如果第三宪兵团在城里，游行和示威活动就会受阻。于是，近千名学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便在城周围的若干地点集合起来，分别列队，请愿游行队伍前往国民党政府机关所在地长安街。还有一部分学生早在头一天晚上就已经住进了城内。这样，双方汇合后，大约有两千人参加了这天的游行请愿。　　　　
　　　　斯诺和海伦并排走在游行队伍中间，海伦还高呼口号。和他们一起前来的，还有另外几位驻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都感到兴奋不已，在一旁为学生喝彩。外国记者出现在现场，令警察一时不知所措。直到有少量宪兵赶到，镇压才开始。斯诺这样描述现场情景：　“几支来福枪朝空中开枪，游行队伍骚乱不止。记者和摄影者汇聚起来，希望外国人在现场能够避免悲剧发生。围观的人群中有中国店员、家庭主妇、手艺人、僧人、教员和身穿丝绸的商人，他们在街上欢呼雀跃。”斯诺还看到，甚至人力车夫也参加进来，高喊曾被禁止的抗日口号。警察放下了枪，其中一些还参加到抗议的人流之中。　　　　
　　　　当天晚上，斯诺就把有关消息用电报传给伦敦和纽约的报社，其他记者也把消息发往世界各地。斯诺后来写道：“尼姆和我通常是不看游行的，但是这一次，我们却为能和游行的领导者站在一起而感到自豪。”　　　　
　　　　费正清是中国学者梁思成、林徽因的朋友，他写到了当天发生在梁林两家的事：　　　　
　　　　1935年12月9日，大中学校学生列成纵队游行街头，不顾军警的阻拦，抗议当局，反对分割河北。这次运动的壮伟不亚于五四运动，再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是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一个警察用刀鞘狠狠揍她。林徽因的弟弟也从中学出来加入了游行的行列，但随即有十二个小时失去踪迹，梁思成跑遍城里各医院去找他。　　　　
　　　　12月16日，北京的学生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美国记者威克托•；基恩是现场目击者之一。他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八千多名大、中学生今天在这里勇敢地面对寒冷和警察的残暴。从黎明到黄昏举行的大游行，抗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相信，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日本人在自治的幌子下，对这些省实施统治。有六十名学生受伤，更多的人受到木棍、水龙的袭击。”　　　　
　　　　基恩亲眼目睹了北平警察是如何残暴地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的：　　　　
　　　　当学生被驱散开时，警察到狭窄胡同里追赶零星者，凶暴地用皮带和刀背抽打他们。许多人受了伤，其中一些人据信伤势严重。现场一位记者看到多到五六位健壮警察残忍地毒打一位学生。该记者有两次成功地制止了毒打，不少其他外国目击者也同样如此。　　　　
　　　　斯诺还爬上前门城楼，用他那架新的电影摄影机拍下了游行场面，是他为“一二•；九”运动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　　　　
　　　　在此期间，斯诺通过史沫特莱，设法把学生们的信寄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并把她的回信转交给学生。在信中，宋庆龄敦促学生们继续采取行动。


1930…1935年第24节　在古城呐喊（3）

　　　　5　　　　
　　　　在出入斯诺家中的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位叫王汝梅，他就是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后来在接受《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的作者托马斯采访时，黄华承认，学生运动具有某种自发性，他和其他思想左倾的学生，可以秘密接触到共产党的文件，了解共产党的思想，但他们与共产党的直接联系，仅仅是通过个别学生中的共产党员。　　　　
　　　　在12月9日游行后的一天，黄华带着一位神秘人物来到斯诺家中，他叫俞启威，英文名字叫戴维•；俞。海伦后来回忆戴维•；俞：“他高个头，白皙，满脸倦容，一身中国式长布袍。”“他的漂亮面孔开朗，表情丰富，但也显得矜持，让人感到颇为自信。”海伦知道戴维•；俞是“中国权威”，尽管他还只有二十四岁左右。她猜测：“这是为什么？经验。我认为：他一定是真正可信赖的人，一个共产党活生生的地下党员，或者说至少是共产青年。”海伦还说，“我能够看出，他们都接受俞的指示，但我不知道他是个重要人物”。　　　　
　　　　这个让海伦感到可信赖的俞启威，就是黄敬，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北方地下组织的一位领导人。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的第一任市委书记。这张“一二•；九”运动中他慷慨演讲的照片，不知是不是由斯诺拍摄的。　　　　
　　　　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在北京他和当年认识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重逢。他们中间有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姚依林告诉斯诺，他和俞启威当年曾在斯诺家中举行过党的会议。　　　　
　　　　另一个在斯诺家参加过类似会议的人是陈翰伯。他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就在斯诺的起居室里。　　　　
　　　　到这时，斯诺才看到当年隐在幕后的影子。　　　　
　　　　但海伦还是自豪地说：她和斯诺发动了一场革命。　　　　
　　　　也许斯诺夫妇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作用。这大概是一般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特点。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总是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他们的眼睛盯在浮在水面之上的冰山一角，而忽略了水底巨大的存在。他们只顾在舞台上出色表演，或者陶醉于自己的指点江山，以为他们是导演或者舞台调度。但实际上，他们本身只不过是演员，真正的导演，真正的主角，潜隐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　　　　
　　　　然而，他们毕竟是演员，是历史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甚至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把他们看做导演和调度。1991年9月20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授予海伦“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的庆祝会上，斯诺夫妇的老朋友、后来加入了中国籍的美国记者爱泼斯坦评价海伦：“她和她丈夫埃德加•；斯诺一起帮助促进并对外报道了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　　　　
　　　　1972年海伦重返中国时，两次到盔甲厂胡同试图找到当年住过的房子，都没有成功。　　　　　
　　　　她说：找这幢房子没有多大用处，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子预定都要拆掉。我觉得本来可以在院子的大门上挂一个牌子，说明这是写《西行漫记》的地方和“一二•；九”运动的摇篮。　　　　
　　　　现在，这当然已经不再可能。　　　　
　　　　6　　　　
　　　　就在王汝梅把俞启威领进斯诺家中后不久，经俞联系，斯诺成了第一个被允许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显然，他和妻子在“一二•；九”运动中发挥的影响和采取的积极行动，赢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　　　　
　　　　斯诺的冒险旅行开始了。这是堪称二十世纪外国记者在中国最伟大的一次冒险。　　　　
　　　　1936年10月，斯诺在他前往红色根据地三个多月后回到了北京。海伦立即帮助他整理带回来的素材，把他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那里洗印出来。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随后，伦敦的《每日先驱报》连载斯诺关于此次探险的文章。美国的《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老板卢斯，以一千美元购买了斯诺拍摄的七十五张照片，这是当时中国照片的创记录价格。　　　　
　　　　从这以后，世界终于知道了共产党政权在经过几年的波折之后，还在黄土高原上存在着。


1930…1935年第25节　伊罗生：斯大林与托洛茨基（1）

　　　　1　　　　
　　　　最早知道美国记者伊罗生的名字，是因为他和鲁迅的关系。从《鲁迅全集》中知道，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选、翻译过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脚》。后来在撰写刘尊棋的传记时，我才第一次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伊罗生在中国的大致活动情况，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创办了一本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地下组织提供的文章。当时在北平被捕入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刘尊棋等人，便是从《中国论坛》上得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的。狱中支部决定，由刘尊棋执笔写英文信给伊罗生并转民权保障同盟，揭露狱中的恶劣条件。刘尊棋的信得到宋庆龄、杨杏佛的重视，杨杏佛特地到北平草岚子监狱实地考察，见到了刘尊棋等人。　　　　
　　　　从刘尊棋那里，我了解到伊罗生后来因为被视为与“托派”关系密切的人，受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冷落和批评。伊罗生随即离开上海，经北平到欧洲返回美国。虽然二战期间伊罗生作为记者，曾再度到重庆采访，但他未能获准访问延安。　　　　
　　　　在中国，很长时间里伊罗生这个名字是个禁区。当年萧伯纳访问上海时，宋庆龄在寓所宴请，出席作陪的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他们七人在寓所阳台上留下一张历史性合影。可是，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发表这张照片时，经过技术处理后，照片上只留下五个人，林语堂和伊罗生都没有了踪影。“文革”结束后，由宋庆龄出面安排，伊罗生才重新得到访华邀请。　　　　　
　　　　1995年，美国作家彼得•；兰德出版了长篇传记《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一书，其中一章《走在异域的先知》，专门描写伊罗生在中国的活动，其中对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的过程，他与中共地下组织、刘仁静、托洛茨基的关系，均有颇为详细的叙述。　　　　
　　　　伊罗生出生于美国曼哈顿西区的上流社会家庭，是立陶宛犹太人后裔、富裕的房地产大王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