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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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北京城外国使馆里的西方人，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了滚滚而来的义和团热潮的波及。从1898年在山东开始的“义和拳”，到1899年底才引起北京城的这些外交官们的焦虑和关切。在此之前的1月27日，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公使，曾联合照会中国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部门——总理衙门，要求清廷发布上谕，明令在山东和直隶立即采取措施镇压义和拳。
然而，一切已为时太晚。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女人，一直在镇压还是利用义和团问题上摇摆不定。两次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实在已是软弱无力，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哪里找得出一个像样的强国方略，来与虎视眈眈的列强们抗衡？
失去控制的义和团，终于要在北京城这个过去令许多天朝臣民战栗、仰望的地方，无所顾忌地挥舞火把挥舞大刀挥舞红缨枪了。
于是，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们，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东方帝国的这场令后人评说不一的风暴。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代表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拥有不同的职业素质，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闻，也就成了中国世纪之交历史场面中重要的内容。
2
最早看到义和团挥舞大刀挥舞红缨枪身影的外国记者是意大利《晚邮报》的巴尔齐尼，地点是在天津火车站，时间是6月2日。
到5月底，义和团风暴已席卷北京郊区和天津、保定等地。由卢沟桥到保定的铁路路轨被扒，车站被烧，桥梁被毁，电报线被割断。5月28日，北京郊区的丰台车站也被烧毁了。5月31日，外国驻京使团紧急调遣数百名官兵来保卫使馆，5月31日，第一批军队乘火车从天津大沽抵达北京。列强们的二十多艘军舰集结大沽口外。一场战争迫在眉睫。
不少研究义和团历史的史学家认为，召卫队入京保护使馆，是造成战争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就在5月29日，清廷曾发布谕旨，命令官兵“剿灭”拒不解散的义和团，这是年初以来的第一次下达的明确指令。但外国使馆调兵遣将的举措，使清廷立即撤销了命令。6月3日，清廷明令停止清剿义和团。
官方与民间，在这一时刻，并非情愿地却无法避免地走到了一起。
天津周围外国军队与义和团的战斗已经打响。
巴尔齐尼是意大利军队的随军记者。在天津火车站附近，他目睹了俄国军队的一个哥萨克骑兵连迎战两千名义和团民的场景：
我们离他们大约三百码。他们的头上裹着红布条，让人联想起一个行进中的法国士兵团。他们的红腰带在阳光下闪耀。大刀在头上挥舞，红缨枪在飞动。突然，那些打头的，接下来是其他人，再接下来是所有的人，一齐跪下来作祈祷……
巴尔齐尼看到了一位义和团成员的死：
他挥舞着两把马刀，一只手一把，就像一个玩杂耍的人。接着，一枪打得他脸朝地倒下了，但是，他马上用膝盖支撑着身体，挥舞着马刀。又是一枪打来，他再次倒下，然而他用肘顶起自己，还在挥动那件武器，直到最后一枪使他永远倒在尘土中。
（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1900年第2节 紫禁城内外（2）
3
北京的外交使团被清兵和义和团围攻，是在6月20日。
这是1900年6月18日英国的《泰晤士报》，上面发表了该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的电讯，这是外交使馆被围前来自北京的最后消息。
这位没有署名的《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是莫里森。这位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的澳大利亚人，在1894年仅花费十八英镑便完成了从上海到仰光的徒步旅行，第二年他出版了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由此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的驻华特派记者。当年，当莫里森身着中国服装，带着中国脚夫，开始他的横穿中国的行程时，绝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会在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荡中成为全球闻名的记者；更不会想到，他会爱上中国，并在中国旅居了二十多年，有一天还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顾问，深深卷入了中国事务，被世人称做“北京的莫里森”，而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一度曾被命名为“莫里森大街”。
当然，后来的一切，在1900年6月的这个时候，莫里森不会去预想。他和所有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外国人一样，被眼前的危机困扰着。
《泰晤士报》刊载的莫里森的这条电讯写于6月14日。
据莫里森的传记作者所写，6月13日，连接北面俄国的电报线路被切断了，这是北京与国外的最后一条通讯线路，连通天津的线路，已在三天前被切断。于是，莫里森决定找一个信差把电讯稿送到天津，他在日记中特地写明，为雇人送这条电讯，他花了二十两银子。他在电讯中写道：
一次严重的反对外国人的骚乱昨晚在这里爆发。城里东部一些最好的建筑被焚烧，数以千计的当地基督徒，以及由外国人聘用的佣人，就在距皇宫两里范围内遭到屠杀。对所有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夜晚。他们汇集在一起，由外国卫队保护。拳民焚烧天主教堂的东堂，这是所有教堂中最大的。如果外国卫队的援军今天仍不能到达，可以预料骚乱将进一步恶化。据可信消息尚无英国人受伤。
在18日《泰晤士报》发表莫里森的电讯两天后，20日，使馆区被团团围住，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彻底被切断。被困的有外交官、卫队以及上千名中国教民。他们中间有两位记者，一个是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另一个便是莫里森。
莫里森仍在想办法把消息送到天津。
7月6日，莫里森在一张很薄的、只有五英寸大小的纸片两面写了一篇电讯稿，纸用油泡了泡可以防水，然后，把它藏在一个装有稀粥的碗里，交给一个年轻的中国教民。这个教民从墙上翻过去，假装成一个乞丐，试图混出包围圈。但他最终未能成功，天亮时又退了回来。莫里森取回了纸条，把它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保存了下来。这样，才使后来的史学家有机会见到它。
尽管莫里森被公认具有冷静的性格，但后来莫里森的研究者注意到，在写这张小纸条时，他还是流露出了紧张。开头一句，他写道：“自1月20日被中国军队包围以来……”他明显写错了围攻开始的日子。
4
北京的记者没有了音讯。为西方媒体提供消息的任务落在了驻上海的特约记者身上。
1900年7月16日，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了驻上海特约记者的电讯，声称北京的外国使馆已经被攻占，所有欧洲人全军覆没，这个消息在欧洲顿时引起强烈反响。这个特约记者如同一个小说家，把现场描写得活灵活现，极为煽情。他写道：
欧洲人面对势不可挡的嗜血成性的疯狂的野蛮人群，沉着勇敢地战斗到底，在弹药尚足之时，他们冒着中国人的枪炮火力，一次又一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当他们最后一梭子弹打出去之后，他们的最后时刻也便来到了。但他们都视死如归。他们坚守在残破不堪的阵地上继续抵挡中国人的冲击，直到在数量上完全被敌人压垮，最终牺牲在阵地上。他们死得其所，没有给我们丢脸，他们为那些将在他们的尸首上被杀戮的、毫无自卫之力的妇女儿童战斗到最后一刻……至于夫人们，不消说，她们在这可怕的时刻是无愧于她们的丈夫的，她们以高尚的情操忍受了长时间、残酷的痛苦，都尽节而亡。
第二天，1900年7月17日的《泰晤士报》转发了这条消息，并特地配发了社论。过去，莫里森的名字在《泰晤士报》上从未出现过，他采写的消息都是以“特派记者”的名义发表的。而这天，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并成了《泰晤士报》为之哀悼和颂扬的“我们尽职的特派记者”：
在牺牲于清朝京城的人当中有一位应得到我们特别的敬意，他就是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医生。在他的充满惊险经历的三十八年生活中，莫里森医生多次死里逃生，每当紧急时刻，他总是有无尽的智谋。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希望。他很有可能已经在最后的屠杀中，趁着混乱脱身逃走……
《泰晤士报》的社论中还这样称颂莫里森：
任何一家渴望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其他报纸都不曾得到一位比莫里森医生更忠诚、更无畏和更能干的雇员。
在澳大利亚，莫里森的家乡吉隆，得到消息后为他的“不幸殉职”降半旗志哀。
然而，莫里森并没有死，北京的使馆区也没有被攻占，更谈不上“全军覆没”。《每日邮报》在上海的那位所谓特约记者，不过是根据想像编造了这样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在西方新闻史上，这是一场闹剧，一个弥天大谎。
事后，莫里森自己在1900年10月20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叙述了这个所谓“记者”在中国行骗的整个过程。他说：
我看《泰晤士报》是在替《每日邮报》掩饰，担保他们完全是出于好意才发表来自上海的那份不光彩的电讯的。这份电讯使多少家庭悲痛啊。据我了解，发这一电讯的人叫萨特利……他一直以萨特利的名字住在上海礼查饭店充当《每日邮报》信赖的特约记者……那份谈及我们遭屠杀细节的臭名昭著的电讯是化名西尔威斯特的萨特利炮制的，你就会看出《每日邮报》选用这位记者是不明智的。
当义和团风暴过后，莫里森收到了刊有他的讣告的《泰晤士报》，一位澳大利亚年轻的战时记者阿瑟•；阿丹斯正好在场，莫里森问他：“你对此怎么看？”阿丹斯回答说：“我看，既然《泰晤士报》发了文章，对你倍加赞誉，现在惟一最该做的事情就是给你涨一倍薪水。”
1900年第3节 紫禁城内外（3）
5
1900年8月15日北京失守。头一天，慈禧太后化装成平民，准备带着光绪皇帝逃往山西。行前，光绪和珍妃一起前来拜见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珍妃请求把光绪留下与八国联军谈判，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命令太监把珍妃扔进宫里的一口水井，再压上石板。然后，仓皇离去。
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被解除了，中华帝国的首都，成了八国联军脚下的废墟。对于一个有着悠悠数千年历史的古国来说，对于一个曾一度自视颇高的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比鸦片战争失败更大的屈辱。
随八国联军采访的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北京被攻陷当天的情景。
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城市。在这个古城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淌了十二个小时。
无云的天空，好像因为受到地面上大炮的致命轰鸣声而震撼和搅动，忧郁得使自己明朗的蔚蓝色变得暗淡无光，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铅色乌云……
（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北京沦陷了。
罗蒂是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海军军官出身的他，以撰写世界游记而著称。在北京沦陷两个月后，他奉命前来为《费加罗报》报道中国见闻。他走进了北京城，眼前出现的仍是一片废墟。
几个褴褛的乞丐，战栗在蓝色的破衣之下；几条瘦狗，食着死尸，如我们在路上领教过的一样……经炮弹、机关枪光临过的北京，留下的仅有颓垣败瓦而已……一切皆颓坍了，但欧洲人的国旗，飘扬在各处墙上。
他来到天坛。看到：
这个往昔庄严肃穆的地方，现在任由野蛮人的马队驰骋。英国人派来的攻打中国的上万名印度兵，在那里扎营。他们的马，蹂躏着一切。草地上全是马粪。一个大理石的香炉，往昔是祭神时烧香用的，现在被英国人当做烧瘟牛之处……（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
洗劫北京，成了这些“胜利者”的节日。
6
当初被围困时曾经发出紧急呼吁的莫里森，如今也被联军们肆无忌惮的野蛮抢掠而震惊。几乎就在人们欢呼援兵到来欢呼被解救的同时，这位澳大利亚籍的新闻记者，也把重点放在了报道联军们的抢掠行为上。
8月17日他致电《泰晤士报》：
西什库教堂昨天被解救，北京目前完全由外国势力控制。抢劫正在有组织地进行。法国和俄国的旗帜，飘扬在故宫最好的地段，据信那里埋有皇宫财宝。日本人占据了一个宝库，据说里面藏有五十万两银子（约合62500英镑）。慈禧太后、皇帝、端王等高官均逃亡到山西的太原府，然后从那里前往西安府（西安）。《北京公报》已于13日停刊。此地已无政府。
9月24日，莫里森致电《泰晤士报》：“由俄国人实施的对颐和园的有组织的洗劫已经结束。每件值钱的东西都被装走。”
最令莫里森感到厌恶和气愤的，是德国人的行径。他不断揭露德国统领瓦德西部下的残忍。“德国人继续到北京周边地区骚扰，其主要目的就是抢劫。”他在11月24日写道，“类似抢劫，被德国军方掩饰地解释为重要的军事行动”。11月27日，他决定用“大半天”写一篇长达五百余字的电讯，猛烈抨击德国人的一意孤行。他举例说明他们对无辜者和有罪者不加区别地进行惩罚，“有组织地洗劫那些早在德军抵达中国之前就已经投降了的人”。他建议英国军队应该不听从瓦德西的指挥。这份电讯激怒了德国人。
莫里森恐怕早就激怒了德国人。他撰写的约三万字的关于使馆被包围经过的纪实文章，由《泰晤士报》在10月14、15日两天陆续发表。在文中，他记叙了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命令卫队枪杀街头的义和团成员和平民的情况。在他看来，这件事发生在前，是它导致了20日克林德被清兵枪杀。当时读过这一报道的英国读者，也是这样理解事情的起因的。
12月7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布雷克的夫人在给莫里森的信中便这样说：
我正以极大兴趣拜读你的被围纪实。克林德男爵既然在德国使馆杀义和团，并且让使馆警卫向正在北京城区念咒作法的义和团开枪（克林德男爵是在墙头上看到他们的行径的），那么，难道你不认为他对于自己的被杀负有很大责任吗？据我的理解，克林德男爵的所作所为都在使馆被围之前。
1900年12月17日，莫里森在北京的朋友库朋斯齐写信给他，向他反映德国人破坏北京古建筑的行为：“你听说德国人最近故意破坏文化的行为了吗？他们破坏了明代建筑的科举考场的高塔，引起所有中国人的憎恨。表面看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取木材作燃料。”十天后，12月28日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