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的历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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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阳元石
中国历史上，曾存在着三大性畸形现象：妇女缠足，太监和娼妓。前两大“发明”，算是一种绝活儿，为其他各国文明史中所未有，都是中国人旧时代里残虐人性、遗世笑柄的莫大耻辱。娼妓是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的，只是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不同，其产生的迟早和形成、发展的具体途径不尽相同，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各有不同。就中国而言，娼妓的大量存在以及促使其不断产生并恶性发展的娼妓制度，是旧中国最为丑恶、残忍、令人发指的社会现象之一。对此，我们的前辈文人和现当代学者均做过历史考察和文化解读。鲁迅在《男人的进化》中的批判，可谓入骨三分：
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花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瞿秋白在《关于女人》中的思考，深入本质：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卖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
汉代男根陶盆
聂绀弩在《论娼妓》中的议论，颇富哲理：
娼妓是文明的怀疑者。她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这文明包含有人的买卖与性的买卖。最需要帮助而最无助，最需要得救而最无自救能力的是娼妓。在一切不幸者中间，娼妓将是最后的得救者！
台湾屌神
林语堂在《妓女与姬妾》中的描述，充满诗意：
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男人们认为体面人家的女子去摆弄乐器是不合适的，于她们的品德培养有害；让她们读太多的书也不合适，于她们的道德同样有害。绘画与诗歌也很少受到鼓励。但是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所造诣的女性伴侣的追求。那些歌妓们都在这些方面上有发展，因此她们不需要无知来保护自己的品德。所以，文人学士都云集到了秦淮河。在那盛夏的夜晚，黑暗将那条肮脏的小河变成了一条威尼斯水道。学士们坐在那可供居住的船只上，倾听附近那来回游动的“灯船”上歌妓们唱着的爱情小调。
瓷塑吕洞宾
李敖在《瑞典与废娼》中的抨击，锋芒凌厉：
在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国，我们还背负着祖宗们遗传给我们的可耻的娼妓制度，这是很没面子的事。但是我们比祖宗强，我们在改善。例如祖宗们以“平康狎妓”为士人“雅事”，甚至把这种事“诗酒唱和”，恬然不以为耻；今天的士人们再也不会如此这般的蔚然成风了，他们再也不敢在小报上公然为名妓颂诗代启了，他们逐渐知道这是既不名誉又很残忍的事了。这些现象，岂不是观念的进步吗？
素女经九法
上述这些学者和理论观点反映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具有不同的理论特点，同时也具有各自不同的时代背景、思想意识、文化涵养，为我们今天认识、研究“娼妓”这种社会现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时空天地和知识选择范围。这也是我们后起研究者的幸运之处。
一“娼妓”定义
娼妓现象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西方国家中，娼妓（Prostitute）总是和卖淫（Prostitution）联系在一起的；但在中国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又有女艺人（艺妓）与卖淫女（色妓）之分。本书论述的“娼妓”，主要是指以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换取嫖客钱财的典型意义上的娼妓。
陶祖
大禹陵“窒石”
娼妓可分为男妓、女妓两大类。女妓可以向男人卖淫；男妓（相公）则既可以与女人又可以与男人，进行金钱和肉体的交易。中国有男妓的历史几乎与有女妓的历史相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著名的男妓龙阳、弥子瑕。但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娼妓中的绝大多数仍是女性，女性是娼妓的主体。因而，我们在本书里要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女性娼妓。
一般人常把娼与妓混为一谈。其实，娼与妓是有区分的。“娼专指经营卖淫行业的人，即俗语所谓‘龟公’、‘龟婆’之类；在封建社会里，娼及她们的后三代子孙，都不能应科举考试。妓则专指被迫出卖皮肉的妇女，其后裔可应科举试。”（刘国兴《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娼妓，尤为如此。龟鸨与妓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娼妓和娼妓制度也不是一回事。娼妓不过是娼妓制度的一种牺牲品而已，真正的罪恶渊薮是由旧统治阶级一手制造出来的娼妓制度。娼妓制度的核心是把卖淫公开化，甚至合法化。所以，聂绀弩《谈鸨母》指出：“娼妓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大的污点，是旧世界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吃人的制度的最丑恶，最不合理，最高度，最尖端，最集中的表现。”
“娼妓”内涵及其文化底蕴的厘定娼妓文化（1）
敦煌壁画呈示的女乐场景
二娼妓文化
娼妓，这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是市井文化的产物。她们不但与酒楼、茶肆、旅店、舞厅、烟馆、赌场以及许多商业活动相互利用，而且与帝王官吏、文人墨客有着密切的联系。帝王偷妓是在猎奇心理支配下，寻求俗世的性刺激；官吏嫖妓既为消遣享乐，又为色情行贿、政治交易；文人狎妓精神多于肉欲，卖弄的是风流才华和浅吟低唱；商贾泡妓图的是招揽顾客，推销商品；黑道霸妓目的是设局诈骗，谋钱害命。娼妓种种复杂的人生经历，汇聚了中国社会生活五光十色的各个侧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娼妓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种浓缩。因此，研究中国文化而企图绕开娼妓，或者谈论娼妓而不涉及文化，都是片面的、迂腐的。
公山和母山
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描写娼妓人物，表现娼妓生活之作，历来史不绝书。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烟花粉黛”、“青楼狭邪”，一直蔚为大宗。至于青楼女子（高级妓女）用文学作品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的心绪，写自己的灵魂私语，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中国文学史上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娼妓文化反映的是娼妓这一阶层的人生态度、心理特质、生态环境、生活习惯、风俗情趣。但事情并非这么单纯，在中国古代，姿容美丽、能歌善舞甚至能诗会画的高级妓女们，是整个上层社会地位、财富和趣味的象征和展示。她们用自己的风韵、艺术修养，当然还有美色，征服和吸引了无数好色的皇帝和大臣，宫廷文化在这种渗透、影响下，逐步走向世俗化。当然，这种俗化决不是宫廷文化的大众化，泯灭至尊与至贱之间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而是过腻禁中生活的帝王品味世俗情调的产物。说白了，不过是封建帝王纵欲享乐的另一种方式。妓女对于文士，特别是那些名士，似乎是必不可少的陪衬和点缀，正如绿叶之于红花。因此，在文人骚客的笔墨中，保留了不少古代名妓的印迹，她们妙兼色艺，慧传声诗，风流浪漫。在某种程度可以这么说，妓与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对双璧。他们互有所需，互相依赖，共同创造了部分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留下了数不清的才子佳人风流韵事。
甘肃大地湾出土的石祖
女阴瓷酒杯（近代）
“娼妓”内涵及其文化底蕴的厘定娼妓文化（2）
裸体飞天
甘肃大地湾出土的女阴纹陶罐
娼妓文化在整个文化史上的地位属于市井文化的范畴，它是联系上层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个纽带。不同特质的文化并不如油水一样永远截然分开而不可融合。“上层文化通过娼妓文化从市井文化中吸取营养，促进了上层文化的发展；市井文化又通过娼妓文化吸收上层文化的营养，推进了市井文化的发展。”（门岿《烟花女子的荣辱》第210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比如词，本是妓女们改唱格律诗而起步的。唐代歌妓及艺人唱诗，将“和声”和“泛声”处填入实词，打破唐诗的严整格律，出现了长短句，这便是最初的词。刘禹锡、白居易等上层的文人又把民间“胡夷、里巷之曲”引入诗中，依曲谱词，使“词”这一诗歌样式在唐末基本定型。胡适在《词的起源》中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更肯定地说：“唐代娼妓，因其能‘做诗’，能‘诵诗’，能‘解诗’的缘故，中唐以后新文体‘词’的产生，妓女有绝大的功劳。”此言不差。宋代娼妓，都是当代词家的传声人。词家柳永、周邦彦、姜白石的词，多在烟花巷陌的浅斟低唱中作成，也都由善歌的妓女唱开并流传于社会。词这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诞生文坛，无疑为上层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再比如慈禧的发髻式样，就源于市井的妓寮。据说慈禧风闻宫外盛行新髻发型，便命梳头房太监摹仿设计。可几次梳妆，慈禧都不满意。李莲英打听到此事后，便到妓寮中不耻下问，刻意学艺。李莲英学有所成之后，由太监沈兰玉推荐入宫，居然以梳头之技大得宠幸，造就了清末最后一个大阉，权倾朝野，炙手可热。
清代欢喜佛
石雕弥勒佛（近代）
各种文化之间的渗透一般来说是双向的（当然不是等量），市井文化在被上层文化有意识地撷取的同时，自身也受到了对方的影响和熏陶。比如皇帝、王公、贵族出入于青楼妓院，在自觉与不自觉间便会把宫廷文化习俗带给了娼妓。《宋史·舆服志》载：“丁瓘言：衣服之禁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潜侈，未合古制。”娼妓以“卑贱”的身份地位，竟敢模仿宫廷夫人小姐的装扮，真是世风日下，这是令统治阶级无论如何都难以忍受的事情，故而下令禁止。但这种禁令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到了明代，这种风气更加盛行。明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写其在扬州的所见所闻说：“隔江十四楼中女，多少珠帘学内妆。”可见，市井绝不是促使社会堕落的消极之物，而是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神奇催化剂，推动着文艺、科技的萌生、发展，促进着社会习俗观念的演变。
中国娼妓文化具有漫长的时间跨度，复杂的嬗变更替，具有卑贱和优裕、屈辱和附庸二重性，它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联。娼妓文化对旧时代具有强烈的无与伦比的揭露作用，它在中国古文化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价值。
贺兰山交媾岩画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娼妓的起源（1）
汉宫春晓图局部（明。仇英）
一娼妓的起源
西洋娼妓起源于“宗教卖淫”（Religious Prostitution）或“神圣卖淫”（holy Prostitution）；早已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定论。通常认为公元前3000年的古巴比伦王国就出现了妓女，在汉谟拉比王当政时期（公元前1750年前后），神殿里除了男祭司、佣仆、工匠外，还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另外，还有居于“神”与“祈祷者”之间服务的“圣娼”。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巴比伦人有一个最丑恶可耻的习惯，这就是生在那里的每一个妇女在她的一生之中必须有一次到阿普洛狄铁的神殿的圣域内去坐在那里，并在那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交媾。……这里总是有大群来来往往的妇女。在妇女中间，四面八方都有用绳子拦出来的通路，而不相识的人们便沿着这条通路行走来作他们的选择。一经选好位子的妇女在一个不相识的人把一只银币抛向她的膝头并和她在神殿外面交媾之前，她是不能离开自己的位子的。但是当他抛钱的时候，他要说这样的话：‘我以米利塔女神的名字来为你祝福，’……银币的大小多少并无关系。妇女对这件事是不能拒绝的，否则便违犯了神的律条，因为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抛出去的钱币便是神圣的了。当她和他交媾完毕，因而在女神面前完成了任务以后，她便回家去；从这个时候开始，不论你再出多少钱，便再也不能得到她了。因此，那些颀长的美貌妇女很快便可以回去，但是那些丑陋的必须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履行神圣的规定。有些人不得不在神殿的圣域内等上三、四年。”神庙妓女这个现象，把人类的性提高到几乎神圣的地步。性关系中的男性在某种程度上是神的代表，妇女们则毫不怀疑自己完成了与神的契合。性行为是不容许人们亵渎的，贬抑它就是蔑视神灵的威严和践踏神的光荣。
清末官嫖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卖淫“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精神。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爱神庙举行的，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阿尔明尼亚的阿娜伊蒂斯庙、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庙的庙奴，以及印度神庙中的宗教舞女，即Baiaderen（葡萄牙语bailadeira——舞语一词的讹误），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些女尼代替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罗素在《婚姻革命》中说：“圣娼是古代极为盛行的另一种制度。在许多地方，普通有身份的女人常到寺院去与祭司或偶然相遇的陌生人性交。另一方面，那些女祭司本身都是圣娼。这种风俗也许是出于通过上帝的恩赐去得到女人的生育，或用巫术去得到庄稼的丰收的目的。”（罗素《婚姻革命》第25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神庙卖淫在古塞浦路斯、古埃及等地都有，即使东方的古印度，也有类似的“佛陀之娼”。（江晓原《性张力下的中国人》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在西方文明古国确实存在过一个“圣娼时代”。
中国古代娼妓是怎样产生的，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起源于“巫娼”
此种观点以王书奴先生《中国娼妓史》一书为代表（1934年11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王书奴认为，中国娼妓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把那个时代称之为“巫娼时代”。
（二）起源于“女乐”、“倡优”
此种观点以武舟先生《中国妓女生活史》一书为代表（1990年8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武舟在本书中力驳王书奴之说，斩钉截铁地断言：“中国古代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巫娼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