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的历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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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蓄养家妓而贪污受贿者有之
“太宗泰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忽下诏曰：‘沈勃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无复剂限’。”（《宋书·沈演之传》）
“幼文所贪横，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昼夜不绝。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管弦。”（《宋书·杜骥传》）
（2）因狎玩家妓而极尽奢侈者有之
“好筵宴，京师珍羞，罔不毕有。……大起园囿，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过。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北史·夏侯道迁传》）
“阮佃夫，权亚于人主，宅舍园地，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及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宋书·阮佃夫传》）
（3）因贪家妓声色快乐而非朝贺不出门者有之
“妓妾数十人，竞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日欢愉，非朝贺不出门。”（《宋书·沈庆之传》）
（4）因贪恋家妓美色老而不疲者有之
“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有讥其衰暮蓄妓，坏曰：‘我少好音律。老时方解，平生嗜欲无复存，惟未能遣此耳’。”（《南史·张坏传》）
张坏到了豁牙半齿，说话漏气，眼神欠佳，迎风掉泪的年纪，却依然蓄养家妓，捏住小女子的玉臂，从脸看到胸，从头品到脚，实乃老而胡涂，老而失态，老而不尊，老而不识务，贻人笑柄耳！
（5）因取悦家妓高兴而纳其为妾者有之
“惟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北史·高聪传》）不管有子无子，家妓均注籍为妾，高聪已不要脸到了饥不择食、礼仪扫地的地步了。
（6）因争夺家妓而丢掉乌纱帽者有之
广州刺史何恢走马上任前，宴请朝廷权贵阮佃夫喝酒，岂料家有数十位妓女的“权执”又看上了何恢的家妓张耀华。“佃夫见耀华，频求于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坐免。”（《南史·何恢传》）何恢是个既爱官职又爱美人的呆子，最终让阮佃夫找了一个借口罢了官，报了一箭“夺色受辱”之仇。
（7）因蓄养家妓而媲美于帝王之家者有之
仅就蓄养家妓的数量之多，纵欲享乐的华侈而言，北魏的元雍和元琛可与帝王之家媲美。《洛阳伽蓝记》云高阳王元雍“宅第匹于帝宫，俊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所未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发响，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繁竹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
河间王元琛更效仿西晋石崇、王恺故事，与元雍明争暗斗，试比风流谁更高。史载，他大兴土木，营造馆舍园囿，蓄养歌舞家妓三百人，艺貌冠绝当时，“曳罗绮，饰金翠”，家庭侈靡，声妓纷葩，极尽风流之能事。他还时常大会宗室宾客，“陈女乐及诸名马”，借以炫耀。他遗留后世的名言为：“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一副暴发户心态昭然若揭。
吹箫图（明。唐寅）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3）
（8）因争豪斗富杀家妓取乐者有之
西晋时，新贵石崇和世家贵族王恺争豪斗富，发展到竞相杀人以助兴取乐的地步。王恺请豪客到他家饮酒，使家妓吹笛助兴，家妓吹笛时稍微走了点声韵，王恺立即叫人将她拉出去打死，席上一座改容，而王恺却依然谈笑风生。石崇更变本加厉，草菅人命。《世说新语·汰侈》载：“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宴，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大将军王敦为激怒石崇，每当美人向他劝酒时故意不饮，石崇一气之下，竟在酒席上连续杀了三个行酒家妓，如此残恶，令人发指。
石崇放浪形骸，赏玩家妓的方法也古怪离奇。他常常挑选容颜相近、服饰相同的前妓侍立两侧，身上分别佩带雕玉龙珮和溶金凤钗，召唤她们时不呼姓名，而依听龙珮声和看凤钗色，玉声轻靠前，金色艳者居后，以此分辨美女，决定美色家妓进出的顺序。又如，他将沉香末撒在象牙床上，让妓妾上床践踏，倘若沉香末上没有留下脚印，便赐给珍珠百粒；倘若沉香末上踏有脚印，即令其节食减肥，以示惩罚。
石崇在众多的家妓中最宠爱的是绿珠，然而因争夺绿珠，他却丢了性命。《晋书·石崇传》载：“石崇有妓绿珠，美而工舞，孙秀使人求焉。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数十人曰：‘任所择’。使者曰：‘受旨索绿珠’。崇曰：‘绿珠吾所爱重，不可得也。’使者还告秀，秀劝赵王伦杀之。”孙秀恼羞成怒，遂告发石崇结党齐王司马冏图谋不轨，赵王司马伦遂发兵围捕石崇。结果强权战胜了富豪，绿珠被迫跳楼自杀，石崇也终遭斩首弃市之报应。
（9）因蓄养家妓追赶时髦而不管母亲寒苦者有之
本来狎玩家妓是贵族官僚有钱人家的专利，可流风所及，一些文人士子不管家境状况如何，也寻找感官的烈性刺激，仿效这种生活方式。刘宋时的范晔是最典型的例子。《宋书·范晔传》载：“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止住单巷，唯有一厨，盛樵采，子弟冬无被，叔父单布衣。”为了日夜风流，却不管年迈母亲和幼小子女的死活，留了一个坏名声，遭千年唾骂。
蓄妓赏妓、放荡不羁，是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子们自命风流的标志，不仅仅是为了享乐，而且被视为一种审美的境界。他们不拘礼制，为所欲为，“借客马追婢，与婢累骑而归”（《晋书·阮籍传》），甚至“相互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晋书·五行志》）。《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的王隐《晋书》说：“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这些中朝名士谈理兴学不及前贤，但饮酒放诞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一时期的“酒徒”、“酒鬼”、“色癖”、“色狂”达到盛况空前的地步。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与性的觉醒，既有思想上、哲学上高度进步的一面，也确有社会政治上消极、颓丧、淫靡、腐败的一面。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4）
（三）家妓的抑制时期
隋朝虽然是个短命王朝，但却保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蓄养家妓的习尚。《隋书·杨素传》说他“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罗绮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隋书·字文述传》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后房妓妾百余人。”隋初立有战功的武将，皇帝除加封晋爵外，还赐妓女、女乐作为奖赏。如越国公杨素“风气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杨）谅之妓妾二十人”（《册府元龟》卷三八三）；宋国公贺若弼“赐女乐二部”（《隋书·贺若弼传》）；右武卫大将军窦荣定是隋文帝杨坚姊夫，因率九总管入大漠击突厥有功，“赐西凉女乐一部”、“吴乐一部”（《隋书·窦荣定传》）；左武卫将军樊子盖因征辽东有功，进爵济公，“赐女乐五十人”（《隋书·樊子盖传》）；又如左骁卫将军董纯、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上大将军杨义臣均因战功显赫，而赐“女妓十人”。
唐宫装妇女（唐。佚名）
隋炀帝设立教坊，其目的在于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但此御用机构正式开张之后，女乐受其管理，官妓开始兴盛，贵族、官吏在外嫖妓颇为便利，客观上对家妓蓄养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阻抑作用。
唐代有关家妓蓄养的情况，不绝史书。有关家妓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有“女乐”、“歌舞人”，有“音声人”、“侍姬”等。裴鉶《昆仑奴》描写大历年间（766—779）一等勋臣郭子仪家中竟有“十院歌妓”。《太平广记》卷二七三载：李愿为刑部尚书时，家有“女妓百余人”。《全唐诗话》云：长庆二年（822）李逢吉为兵部尚书时，有“姬四十余人”。《钗小志》曰：大和九年（835）郑注迁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家有“姬妾百余”。除去这些贵族官僚外，富商大贾也不例外。如长安富户孙逢年家中，“妓妾曳绮者二百余人”（《云仙杂记》卷八）。
唐朝的文人也大多热衷于此道，故唐诗中也经常有咏及家妓的诗名。白居易曾携家妓与牛家妓乐合宴联欢，好不风流，诗人诗兴大发：
玉管清弦声旖旎，翠钗红袖坐参差。
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
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
人间欢乐无过此，上界西方即不知。
（《与牛家妓乐雨后合宴》）
司空睹生性风流，家蓄散花仙子、美妓霓裳，过着“小红低唱我吹箫”的富贵生活。岂料“白发红颜未了情”，自个就年老体病、万般无奈只好将家妓转让。豁达之余赋诗一首，既是惋惜，又是感叹：
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
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
（《病中嫁女妓》）
家妓大多是由买卖、赠送、转让等途径而来，也有的完全是被强夺来的。武则天时，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家妓窈娘，色艺冠绝，朝野闻名，“知之宠之，为之不婚”。梁王武延嗣垂涎已久，竟强行夺去。乔知之思念不已，痛愤成疾。窈娘知悉，泣泪成血，遂暗中请人传诗给他，“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随后，投井自杀。武延嗣迁怒于乔知之，将他诬陷下狱而死（《朝野佥载》卷二）。此例一；李逢吉闻刘禹锡“有妓善歌，时称尤物”，便阴谋夺之。一日，他在中堂前摆宴，邀刘禹锡与朝中几个大臣赴宴。宾客各携宠妓，如期云集。酒足饭饱，李逢吉却扣住刘禹锡的爱妓不放，众人“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禹锡计无所出，忍气吞声，回家作诗一首致李，请将家妓放还。第二天，刘禹锡约了几个朋友前去拜谒，李逢吉“相见如常”，含笑曰：“好诗，大好诗！”可就是不放人。众人目瞪口呆，黯然而退。刘禹锡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怀妓四首》，其中有“凤得新巢有去心”、“虽有生离死一般”等句（《太平广记》卷二七三）。此例二；宁王李宪家有宠妓数十人皆姿色出众，可他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仍不知足，偏又看中了邻近卖饼师傅的漂亮老婆，遂强夺进府。一年之后，忽问她：“汝复忆饼师否？”她默然不语。宁王良心受到谴责，遂将饼师召来，让他们夫妻相见。当时在座客人见这夫妻俩抱头痛哭，无不为之凄然。宁王令诸文士以此事为题赋诗吟咏，王维才思敏捷，先成一首曰：“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本事诗·情感》）随后，宁王便放她回家与丈夫团圆。先仗势欺人、强霸民妻，后咏诗消遣、物归原主，宁王的冷酷阴险、沽名钓誉“异于禽兽者几希”。此例三。
互相抢夺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争风吃醋、摧残致死家妓，在唐朝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以致变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一社会问题，朝廷并非放任自流，而是依据官员品级的高低作出明确规定。《唐会要》卷三十四载：神龙二年（706）九月唐中宗李显下诏：“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天宝二年（743）九月二日，唐玄宗又再次下诏：“五品已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旧唐书·职官志》、《唐六典》，也均有类似的记载。
宫娥梳髻图（清。改琦）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5）
（四）家妓的衰微时期
唐代对于官吏，没有“冶游”禁令，故官吏都风流放荡。宋代对官吏嫖妓约束甚严，规定凡“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古今图书集成·娼妓部》引《委巷丛谈》）张舜民《画墁录》说：“嘉祐以前，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否则，一经发现，便会受到处罚。此略举一二如下：
刘涣官并州，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
（《宋史·刘涣传》）
蒋堂知益州，以私官妓，徙河中府。
（《宋史·蒋堂传》）
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
（《宋史·王洙传》）
当时，中央派往各州县的地方官僚，一般是不带妻子赴任的，于是许多地方官僚便蓄妓纳妾，以解性方面的燃眉之渴。由于宋代对于私人蓄妓并无官品限制，故一些中下层官僚、文人士大夫也纷纷仿效，蓄妓之风较为普遍。
宋代蓄妓之风尽管较为普遍，但规模和人数比之前朝却少多了。韩琦官至宰相，“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苍》卷八）；熙宁七年（1074）代王安石为相的韩绛，“家妓十余人”（《侯靖录》）；宣和二年（1120）王黼代蔡京执政，勾结宦官梁师成，公开卖官，贪黩无厌，也只不过“家妓十数人”（《玉照新志》）；苏轼“有歌舞妓数人”（《轩渠录》）；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韵语阳秋》）。元代的家妓，已呈急速衰颓之势。之所以如此，大体有两个原因：首先，朝廷整风齐俗、社会调控的结果。为了维护封建礼教，蒙古统治者制订了不少法律，强令人们遵从。这些法令的条目不少，主要是关于婚姻的。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忽必烈“申明以良为娼之禁”。（《续文献通考》卷十四）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忽必烈再次下诏：“禁官吏军民卖所娶江南良家女子及为娼者，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值，人复其良。”（《元史·世祖本纪》）法律条文，又具体规定：诸职官娶娼为妻者受解职、离异的处罚，笞五十七下；有妻妾复娶妻妾者笞四十七下，离异；受财以妻转嫁者，杖六十七下，追还聘财；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下，离异；强迫妻妾为娼者受杖刑；居官时调戏、强奸民妻、寡妇，或与娼优先奸后娶为妾者，受杖刑、解职的处罚。如此严厉的举措，这就直接或间接地抑制和扼制了家妓蓄养之风。其次，地方官妓有“当番承应”的义务，官僚们又有任意叫妓的自由，因而家妓衰落是必然的事情。
千秋绝艳图局部（明。佚名）
明朝自朱元璋始，皇帝有赏赐诸王“乐工二十七户”的规矩。因而明代宗室各王仍旧蓄妓玩妓，“游戏无度，挟娼乐，裸男女杂坐”（《明史·鲁荒王檀传》）。如此荒淫无耻，有失体统，引起了朝野的关注。嘉靖四十四年（1565），“礼官言诸王府有广置女乐淫纵宴乐，或因而私娶致冒滥者，及诏令后各行裁革。如遇迎接诏敕拜进表箴，朝贺宴享当用乐者，即于本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