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香港(选载)-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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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的“曾荫权风格”在他上任行政长官伊始便可见一斑——第一个工作日： 上午召开行政会议，中午会见传媒，下午探望遭受暴雨侵袭的地区； 第二个工作日下午，出席立法会答问大会，促进行政与立法的首次沟通……
对于自己的两年工作效绩，曾荫权充满期待，也十分具体： 香港现在的失业率是5。7％，虽与高峰期的8％相比明显下降，”但我还希望可以继续下降”。
“我期待和所有香港人一道分享‘香港之梦’！”曾荫权坚定地说。
曾荫权简历个人背景：1944年生于香港；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硕士，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家庭状况：妻子曾鲍笑薇，育有两子曾膺殊荣：2002年获香港特区大紫荆勋章，1997年获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KBE）任职履历：1965…1967年，西药推销员1967年加入政府任二级行政主任；1971年考获政务主任1974…1995年，任职财务科、铨叙科、沙田政务专员、副贸易署长、副常务司、行政署长、库务司1995年任首位华人财政司2001年接替陈方安生出任政务司长； 2002年任新问责制下的政务司司长2005年3月12日，担任署理行政长官2005年6月16日，当选行政长官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正式任命曾荫权为行政长官，即日就职
唐英年：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1）
唐英年在香港经历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后，接替梁锦松成为特区政府第三任财政司司长。临危受命，他以“脚踏实地”四个字表达自己的信念。他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香港人的脸上也挂上了“唐司长式”的笑容。
专访：理财要“以民为本”
两年多来，您在这个位置上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有人说您是福将，您怎样看待这个说法？
我2003年8月接任财政司长的时候，心情是战战兢兢的。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清楚地知道香港经济当时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除了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又加上非典疫情打击，真是雪上加霜。许多市民心情是很沉重的，对整体经济环境的失望，对政府的怨气，都是非常之大的。
过去两年多来经济明显复苏，主要得益于中央政府和全国13亿同胞的关心和支持，同时还有香港人逆境自强的努力。中央政府不断地鼓励我们，当中签署和实施“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开放内地居民来港“个人游”，以及简化内地企业来港经营的程序、批准香港银行开办人民币个人业务等，都对香港经济从低谷中迅速复苏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从巩固复苏成果和着眼经济的长远发展来看，特区政府是否应着力推动经济尽快实现转型？
我们本着两句话，一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另一句话是“市场主导，政府促进”。
“背靠内地，面向世界”，是我们独特的优势。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我们既有“一国”的优势，也有“两制”的优势。我们维持一个法治、高度自由和多元化的社会，以及货币自由兑换、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廉洁、高效，税制简单而且税率较低。香港背靠内地庞大的市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给香港各行各业带来无限商机。环顾全球，只有香港具有以上这些优势。香港将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建设一个提供优质服务的国际都会，为内地、亚洲以至全球提供服务。
“市场主导，政府促进”，就是我们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政府积极促进主要经济支柱的发展和壮大，致力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一是金融服务。配合国家快速发展的需要，香港在金融服务方面是可以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的。香港资本市场在过去10年为内地企业融资1100多亿美元，内地超过40％的境外直接投资来自香港，香港在为内地服务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己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5年前根本不敢想像香港能超过东京和伦敦，但香港已在2004年成为全球第三大融资中心。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开放市场，不断改善金融体制，保持在金融创新和监管方面的领先水平，并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吸引更多资金转移到香港管理和投资。二是旅游。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我们有两点想法。首先，发展旅游可以带动运输、零售、餐饮和酒店等行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为那些不能适应经济转型要求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其次，希望内地同胞多到香港来。他们第一次来，就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是在结束了150多年的英国统治之后，来到香港这块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以后再来，我希望他们可以感受一下香港国际大都会的氛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社会，可以吃全球各地的美食，看很多很前卫的文化项目，还可以买世界名牌。所以，我们这几年投放了大量资金于许多旅游基建项目，如迪斯尼主题公园、大屿山缆车、湿地公园等，希望能吸引内地和全球各地的游客。
能否介绍一下您的理财哲学？
在多种不同的需求方面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的确有很大的难度。我们坚持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以民为本”，把钱花在那些对香港长远发展和市民福祉这两方面都能取得实际效果的项目上。
在我所做的两个财政年度预算案中，我都确保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不断增加。因为我们的竞争不光是在香港700万人口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要面对包括内地13亿同胞在内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的竞争。所以，一定要不断提升我们的教育水准，提高香港人口的素质。到2004－2005财政年度的年底，我们的专业教育可以达到65％，超过特区政府此前定出的60％的目标。1996－1997年度到2005－2006年度政府总体开支增长34％，而教育投资增长54％，足见我们对教育的重视。另一重要方面，是社会福利的开支，香港有一部分人如孤寡老人、残疾和智障人士、失业人士和单亲家庭等，政府有责任扶他们一把，让他们的生活有着落。我们还有46％的劳动力，是在初中或以下文化程度，他们不能适应知识经济的挑战，我们一方面要照顾他们，一方面要培训他们。在1996－1997年度到2005－2006年度，福利开支（不包括社会保障计划）的增长幅度达82％，是特区政府总体开支增长的两倍还多。
加税、节流、减薪、削减综援等，都是不讨好的事情。当您受到责骂和攻击的时候，有没有灰心或想到过退却？
我想全世界做财政部长的人都可能是政府里最不受欢迎的一个。因为钱是永远不够用的，就算经济增长很理想，各方的需求也是水涨船高的，分的时候还是不够的，何况香港经济几年来一直十分严峻，怎么达到财政平衡的目标，需要大家共同一致的努力。所以，我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把这个故事开诚布公地讲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我问大家，要不要做到收支平衡？主流意见都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目标去消灭财政赤字。从“以民为本”的原则出发，我定了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案，就是2008－2009财政年度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您对2008－2009年度消灭财赤的信心何在？
定这个目标的时候，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要定一个目标，让整个社会都朝这个目标努力；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市民能承受得了，方案太激进了群众承受不了，就不是“以民为本”了，就算实现了，对市民的影响也太大；第三，必须以经济发展作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样，才可能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实现收支平衡，市民的生活也可以好一点。
要实现上述目标，社会一定要稳定、和谐，必须要有这个大的前提条件。经过过去几年的风风雨雨，群众对吵吵闹闹的事已经很厌倦了，希望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搞经济。有中央政府和内地的支持，还要有港人自己去抓住机遇，两方面结合起来，香港经济才会逐步好起来。
您关于2005－2006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被认为是受欢迎的预算案，但也有人批评忽视了中产人士的税负。您接受这一批评吗？
全世界每一个人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心理，口袋里留多一点钱总是开心一些。但我觉得，目前经济刚开始复苏，情况还不太稳定，所以我不打算在这个财政年度减税，再看一年，如果经济持续复苏，下个财政年度减税的空间就比较大了。这个思路也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认同。
香港经济最好的时候，失业率是百分之二点多，现在与您刚出任财政司长时的百分之八点多相比下降很多，处在40多月以来的最低位，而总就业人数则达到历史最高位。您如何看待可见将来的就业形势？
我常常用2003年8月接任财政司长后就业数字的变化来评估经济的情况。从那个时候到2005年5月，总的就业人数增加了16万人，但总的失业的人数却没有下降那么多，原有30。9万人，现在还有20。5万人失业，只下降了10。4万人。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随着经济好转，有更多的人进入了劳动市场，劳动力不断增长，2003年8月总的劳动力是350。7万，但到2005年5月增加到356。3万人，总的劳动力增加了5。6万多人。
2005年下半年就业情况将会有改善的空间。因为有很多旅游项目如迪斯尼主题公园等可以投入使用，全香港新增加了一万多间酒店客房，加上其他相关服务如餐饮、零售等，就业的机会将会随之增加。在2008年之前，还将有一大批新酒店陆续兴建，在建造过程中和落成启用后，可以吸纳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就业。
在经济全球化和香港经济转型的形势下，失业问题有结构性的成因，人力资源出现严重错配的现象。所以，未来的挑战仍然相当艰巨。有关评估显示，到2007年，香港需要的高学历人才估计将短缺10万人以上，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则多出23万人。前瞻就业市场的变化，我们要通过各种培训和提升途径，并改善经济，鼓励投资，尽可能提高就业率。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将怎样协助内地企业打入国际市场？
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首要的国际融资中心，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的市值已占香港股票市场总市值的三成。过去10年最大型的上市集资，如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人寿保险等，均是来自内地的企业。除了筹集资金，内地企业也可以通过在香港上市，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内地企业在香港融资的渠道非常多元化，除了股票市场，还有贷款、债券、创业基金等。其中债券市场是一个有效的融资渠道。香港债市已经逐渐成为区内流通量最高的市场之一。香港以往发行公营机构债券的经验证明，香港具有必要的专业能力和基础设施推行大型债券发行。
有人担心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和国家首选的资产管理中心，会成为一些人“洗黑钱”的地方。这个担心有道理吗？
香港打击“洗黑钱”的力度和成效在全球都是有名的，是认真、有力的。我们不断加强和改善银行的监管，资金在流通的过程中，始终处在银行的严格监管之中；打击“洗黑钱”要有一个网络，全球化地联手，而我们和世界各地许多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不断交换资讯。所以，当立法会上有一位议员提出这个问题时，我马上以事实予以强烈的反驳，这个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您对推动CEPA和“9＋2”非常积极。但听到香港有人讲，特区政府在协助工商界更好地利用CEPA和“9＋2”的机遇方面，角色过于被动，令商界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您怎么看？
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驻京和驻粤的办事处等机构和贸发局等，不断地在做促进工作，但单靠这些部门、机构的能力终究有限，而且我们国家很大，情况千差万别，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今后还要不遗余力去做。政府和民间的团体特别是工商界团体目标是一致的，今后应携手开拓。
您曾经提出，香港与内地合作应由“原设备制造”走向“原设计制造”和“原品牌制造”，如何推动这一理念有效实行？
根据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以劳动密集模式生产的产品发展到某个阶段后，便不能继续单靠价钱便宜与新崛起的对手竞争，而是必须走向资本密集，提高生产力和产品附加值，建立新优势，开拓新市场。在两地仍然拥有各自优势的今天，我认为双方优势互补仍然是最佳出路，问题是我们要更清楚认识、更全面发挥彼此的优势，在设计和品牌方面取得“1＋1＞2”的效果。
在特区政府官员中，您给公众的印象都是笑口常开。这是您的个性作风，还是您亲民的需要？
这是我个人的习惯。
我的生性一向是乐观的，就算有时碰到挫折和困难，我都是从积极、正面的角度去看。但同时我也要审慎，在期望好的结果时还要有危机意识。
您出身世家，家族有庞大的企业。您是如何了解基层市民的生活和感受的？又是如何领导扶贫委员会工作的？
我来自企业界，是从企业最基层一步一步做起来的。1991年进入立法局后，我有很多基层和工会的朋友，我常常和他们交换意见，了解各阶层的问题。我也有很多机会在不同地方走动，通过不同的方式了解民情民意。我不敢说我对各阶层的问题很了解，但我认为最主要是要有一定的认识。
作为扶贫委员会主席，我深知社会的期望。基层人士的生活面对不少困难，希望能有所改善。虽然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内地不是同一层次，但在一个国际大都会里却显得特别突出，贫富之间的差距显得很悬殊。扶贫委员会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面对，首先是致力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次是通过教育和培训，让每个市民都有机会发挥所长，提升自己，摆脱贫困。同时，在公共房屋、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方面投放资源，编织可靠的社会安全网，给有困难的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我们通过地区的人士了解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解决。作为扶贫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选了三个地区，是香港平均收入最低、也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三个地方，希望通过地区人士和政府、商界携手合作，逐步消除贫困问题。我们还设立了2亿元的携手扶弱资金，用来推动政府、商界和社会福利界三方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共同扶助弱势社群。
2003年8月，唐英年在香港经历非典疫情的洗劫之后，接替梁锦松成为特区政府第三任财政司司长。临危受命，他以“脚踏实地”四个字表达自己的决心和打算。
2004年1月，唐英年宣读就职后的首份财政预算案。在这份引人注目的预算案中，他引述市民的意见，强调要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他批评过去5年，以本地生产总值平均物价指数计算的累计通缩达到20％，但政府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