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香港(选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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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唐英年宣读就职后的首份财政预算案。在这份引人注目的预算案中，他引述市民的意见，强调要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他批评过去5年，以本地生产总值平均物价指数计算的累计通缩达到20％，但政府经营开支却增加了2％；他提出要消灭财政赤字，政府必须“先节流，后开源”。这种“以民为本”的理财哲学，让人们具体感受到了他“脚踏实地”的为人和作风。
唐英年是企业家出身，当过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在他看来，政府的账目犹如一个超级企业的账目，除了控制内部成本效益和经营开支，最主要的还在于增加收入，而财政收入离不开整体社会的经济增长。财政司长的最大职能，就是促进市场发展，活跃投资气氛，提供一个有利于营商的有鼓励政策的营商环境。为此，他提出给创意工业提供税务优惠，并开征与环保工业有关的税收以利推动汽车轮胎的循环再用。这种以税务优惠推动特定工业发展的措施，在香港有史以来是第一次。
唐英年目光敏锐地看到CEPA带给香港的巨大商机，并且认为要把机遇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利益，政府就要给予香港商人和专业人士良好的“装备”。第一，让企业招聘到各种人才。第二，提倡人流、物流、资金流双向流动。香港要大力发展物流业，在大屿山兴建物流园，发挥供应链的优势。第三，他希望发挥香港金融服务的优势，成为内地企业集资的中心，成为债券中心、资产管理中心。要形成这些中心，香港一定要融入内地，吸引更多内地企业和游客到香港，充分利用CEPA的机遇推动服务业和高增值产业转型。第四，把政府的资产盘活，为更大的基建项目筹措滚动资金，把桥梁、隧道、机场和铁路等资产债券化。
两年多来，唐英年在财政司长这个位置上，经历了香港经济从低谷到复苏的全过程。他把经济复苏的原因，归结为中央和内地同胞的关心和支持，以及香港人自己的努力。他就任以来，每推出一项举措，事先都要广泛征求各界别、各阶层人士的意见，事后通过电台和政府网页向市民解释；他还首创了一个预算案网页，任何人都可以就此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诉求或意见。可说是恪尽职守，做足了“功课”。
唐英年平稳、务实的作风，深受父亲唐翔千的影响。唐翔千一次对媒体透露：“我对英年说，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脚踏实地，付出一分劳累，得回一分甘荣，没有取巧的。现在他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还要参加各种活动和应酬。”原来唐英年“脚踏实地”的座右铭是源自于父亲的。
唐翔千是香港著名工业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上个世纪70年代，他打破美国棉花垄断的局面，成为第一个大胆使用国产棉花的香港厂商并获得成功；1979年，他在新疆投资创办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起当地第一家合资企业；两年后，又在上海投资建成第一家合资企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之一。
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唐翔千仍然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是香港赛马会会员，但他养的马夺冠时却没空去拉马头；他是香港高尔夫球会员，但入会50年，每月按时交会费，却从未去打过球。“人家告诉我，黄山和泰山如何宏伟、桂林如何美丽，我一次都没去过。”他这样教导员工做生意的诀窍：“如果哪家公司的总经理11点钟才上班，还带着小秘书回来，这样的公司，千万别跟他做生意。”在他看来，只管享受，这公司迟早垮台。
唐翔千没空游山玩水，但每年总要回到江苏省无锡市严家桥镇祭祖，这种家乡情怀对唐英年有着很深的影响。唐英年虽然出生在香港，但履历表上的籍贯从来都写着“江苏无锡”。他坚持唐家对家乡的约定：“凡严家桥镇的公益事业，无论大小，唐姓负责一半。”多年来扶助家乡的教育、老人和残疾人福利事业，从不间断，如今成为家乡人的美谈。2004年9月，唐英年出席江苏太湖博览会之余，还顺道回到故乡探亲。他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爱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一份感情完全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唐英年小时候的家教很严。唐翔千绝迹马场，很大程度是为了给唐英年立好榜样。“英年11岁那年，一天我从马场回家，一进家门，英年就迎上来说，‘爹爹，今天你养的马跑不出，是因为马姿不好。’接着他说出了一大串道理，让我听呆了。他为什么这样熟悉？我一下子警觉了。原来我去马场看，他伏着电视机旁看。从此我再不去看跑马了。”曾经当过教师的唐妈妈回忆说，唐英年兄妹四人读书的年代，“都自动自觉温习功课，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而放在桌上的大戒尺“也只是做样，未用过”。如今的唐家四兄妹都分别学有所成。
唐英年十多岁就留学美国，从小就培养起很强的独立性，也很有主见。1975年获得密西根大学文学士学位后，他返回香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纺织生意，从最基层做起，一步一步管理企业。加入政府前，他是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是成功的。他在1989年获颁“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年获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在1995至2001年间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并曾任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及香港赛马会董事。他在2000年获颁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
1997年起唐英年担任行政会议成员。他还曾参与多个政府委员会及公共机构的工作，包括香港贸易发展局、城市规划委员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香港城市大学校董会及电子和纺织服务业推广策略小组。2002年7月，唐英年获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负责处理与信息科技、电讯、广播、电影服务、创新及科技、对外贸易关系、工商业支持、保护知识产权及促进外来投资等有关的政策事宜。
与唐英年有过接触的人，都称赞他“脾气好，没架子，非常亲切，容易相处”。他出任临时建造业统筹委员会主席时，经常致电工会负责人，向他们了解实况，“完全没官僚作风”。他还会主动与其他人打招呼，并习惯“只唤名字不唤姓”。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他总笑容满面，透出儒雅、平和之气。
唐英年与太太郭妤浅青梅竹马，感情甚笃。有人曾问她是否支持丈夫做“财爷”，她义无反顾地回答：“他做什么我都支持。”身兼多职的唐英年，经常被工作占据私人生活空间，但忙碌工作并未阻碍其享受家庭乐。他非常疼爱孩子，对太太也呵护备至，不单常为四名宝贝子女推掉应酬，每逢周末还会尽量抽空与家人相聚，做“24孝”老爸陪子女逛街玩乐。
唐英年最为人熟悉的是其对红酒的着迷。据说他每年都亲自飞到欧洲四处搜罗红酒，还持有私人贸易酒牌，可直接从法国进口红酒。他每年买入当年新造的葡萄酒，每次买够一年的分量，存放海外，等够日子可饮用时再运回香港。他现在饮用的都是二三十年前买的。他在香港住宅的地库建有恒温酒窖，并把资料输入电脑研究分析，在英国也有相同的设备。香港媒体报道说，他仅在外国的藏酒就数以万支计，市值在100万港元以上。唐英年是个“美食家”，但他讲究之余并不挑吃。唐氏伉俪也非常好客，经常设宴款待友人，有时还在席间送出红酒，与客人分享饮红酒的情趣。
香港的酒税按出厂价征税，分烈酒（100％）、葡萄酒（80％）和淡酒（40％）三类，餐饮界、酒商最近几年一直希望政府取消红酒税，使香港发展成为酒类饮品的展销和批发中心。但直到2005年唐英年宣读他上任后的第二份预算案时，仍然决定不做任何调整。唐英年曾对媒体坦言：“红酒税是我上任后最棘手的一个问题。我一半酒已经课了税在香港，另一半在英国。如果我减红酒税，有人就会讲我想低税入口红酒；如果我加税，有人会讲我想藏酒升值。无论怎样做都会被人批评，所以这是一个包袱。”
唐英年几年来也是公认的特首人选“黑马”之一，他曾对做此猜测的人笑称“我养的马正好也是黑色的”。他对媒体表示，一个行政长官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第一是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第二当然是对香港要有承担与抱负；第三要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第四，是要有办事的能力；最后一点，因为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所以作为特首要有一定的包容。
当媒体指出“这五个条件您都具备”时，唐英年马上一本正经地说：“香港很多人都是可以达到标准的！”
唐英年简历个人背景：1952年生于香港；1975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文学士家庭状况：妻子郭妤浅，育有一子三女曾膺殊荣：1989年获“香港青年工业家奖”，1993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2000年获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任职履历：1976年加入父亲创办的半岛针织，加入政府前是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1991年起曾任立法局（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工商及科技局局长、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香港赛马会董事2003年8月，出任财政司司长，后兼任经济及就业委员会主席、扶贫委员会主席
领袖香港 第二部分
李国章：香港特区教育统筹局局长（1）
贵为香港教育行政主管的李国章坦言：最怕老师罚。因为当年他在课堂上总忍不住与同学交谈，结果经常挨罚，有时候甚至被轮流罚。“当年觉得读书很辛苦很枯燥，还要默书考试，觉得人生无乐趣……”
专访：求学不是求分数
您上行后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您为什么要做这些在许多人看来既困难又有风险的事情？
教育关乎一个社会的未来。港英统治时期一直把教育看得很重，样样都控制得很紧，但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却不再重视教育了，只关心政治。香港教育因此在20年多年里没有任何变动，与时代严重脱节。我当教育统筹局长后的第一年，也就是2003年，高中会考有2万多学生所有科目都不合格，第二年这样的情况有1。6万人。连续两年共有3。6万中学生所有科目都不合格，对我们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再不改革，香港的未来将不可想像。
我们的下一代如何认识国家，怎样具有国际眼光，以及培养自我学习的能力，对于香港是十分重要的。教育在这些方面责无旁贷。
在这一系列改革中，哪一项承担的压力最大？有没有失败的心理准备？
哪一项都有压力。由于20多年里都没有任何变动，所以一旦改起来难度自然很大。我的出发点就是为我们的未来和后代着想，如果对学生好我就做，反之我就不做。
我没有想过失败。因为我不能失败，只能成功。
改革推动至今，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香港人很聪明，一旦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学生好时，他们就会认同。比如“三三四”，也就是把现行的“3＋2＋2＋3”即七年中学课程、三年学士学位课程的学制，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这件事讲了20年都没有人做，现在都觉得是一件好事。首批高中生将于2012年升读大学四年制的学士学位课程。换言之，目前就读小学5年级的学生，将是新学制下首批修读高中课程的学生。
现在还谈不上满足感，因为所有的改革都要在若干年后才能看到成绩，不过我有信心——不只是说我对自己有信心，更重要的是我对香港有信心，对我们的下一代有信心。
您曾经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如今却由于出任政府官员而舍弃了专业，不觉得可惜吗？
我很怀念我的病人，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但与以前相同的是，都是在为人服务，只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
您在立法会上直指“民主派压制民主”、“为反对而反对，为破坏而破坏”，给市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为何不怕“引火烧身”？
因为我知道很多市民都支持我，他们为终于看到有人敢于站出来讲出他们心里想讲的话而高兴。他们看到了有的议员是从自私的角度来反对的。许多民意调查都显示，市民对一些议员的做法是很反感的。政府有人能站出来讲真话，对市民大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您推动“求学不是求分数”、“专题研习，启发思维”、“给我空间，发挥潜能”等教学新文化的动因是什么？成效如何？
我们东方人很注重教育，但传统的方法是死记硬背，很乏味，很难让学生有兴趣；而西方教育下的孩子不需要做什么功课，学得很轻松愉快。其实这二者都不全面，应该结合起来。特别是在现今资讯爆炸时代，学校课程并不可能将所有知识包含在内。所以，我们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改变我们传统的教育文化，让我们的孩子具有自学的能力和真正“乐于学习”的心态，不以上学为苦，不以读书为忧，多一点空间创新，多一点时间实现自己的想法。
当然，不是听任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适应学生不同能力、兴趣和需要，我们开设应用学习科目，如职业导向课程，为那些对学科缺乏兴趣的学生找“出路”，让他们重拾学习兴趣并为将来就业做好准备。
根据我们最近调查所得，有七成小学生说，比以前更喜欢上学了，也学得更轻松愉快；很多教师表示，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交流多了；还有更多家长表示参与了学校事务。这些都显示改革的成效。
母语教学受到欢迎也受到非议，您是如何看待那些非议的？
我了解有关的意见。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最好的教育，但是政府是帮助所有的孩子，而不是只面对少数人。有的人认为英语教学很重要，也有人认为普通话教学很重要。在我们看来，普通话和英语同等重要，推动“两文三语”（即中文和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和英语）是我们的方向。你是英文中学，普通话一定要教得最好；你是中文中学，英语一定要教得最好。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老师要跟上，当务之急是提升他们的水平。
您说过，“必须了解国情，才会对祖国产生感情”。教统局在推动爱国教育方面有何具体、有效的措施？
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做中国人。但只有了解国情，才会从心里对国家产生感情，而不是口头上讲爱国。由于100多年的殖民教育，香港不少人对国家缺乏认识。20多年来，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在国际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但对此真正了解的人还不是很多。有调查显示，至今还有六七成的香港人从没有到过内地，来来去去的都是那三成人。如果对自己的国家没有认识，他们怎么会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国家呢？
为提升香港学生的国民意识和增加对国家的认识，我们在2004年9月全港小学常识科的课程内，加设了“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的内容；所有初中学生都必须学习中国历史；新高中课程通识教育科的必修和选修部分，加入了国民教育的内容。教育统筹局每年投放300万于“认识中国文化活动资助计划”，协助学校推行相关活动。我们每年暑假还组织学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参加国情教育课程研习班，让他们实地认识国家，亲身接触祖国。我们有一批中学已经同北京、上海的学校结为姊妹学校，两地的孩子每年有两周时间“同住同食同上课”，通过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