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香港(选载)-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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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亦加深了不少。特区政府2004年发行的“五隧一桥”证券化债券和200亿元政府债券的零售部分，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认购超额多倍。
“五隧一桥”债券和200亿元政府债券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反映了国际市场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也显示香港已具备必要的专业技能和基础设施，成为亚洲的发债中心。我非常高兴见到内地企业踊跃到香港发债。到2005年7月，已有超过2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发债并将债券挂牌上市，筹集约560亿港元的资金。更令我们鼓舞的是，当中300多亿是在最近一年多集资的，为市场发展增添了动力。
您怎样看待香港资产管理业在内地的商机？
香港资产管理业在内地的商机庞大。内地近年来储蓄率高，有相当庞大的资金可引向海外投资。我们也见到内地开始采取措施，逐步容许内地资金，包括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到境外投资。可以预计，越来越多的内地资金将会转移到海外投资以分散风险和争取更好的回报。
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务在亚洲区内名列前茅。2004年年底，在香港管理的资产达3600多亿元。香港在这方面的发展潜力很大。我们将把握内地的机遇，配合国家的政策，互惠互利，达至双赢。
香港在争取成为国际和国家首要的资产管理及金融服务中心方面，具备哪些条件和优势？
香港金融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拥有多方面的优势。
在制度方面，香港多年获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例如我们没有外汇管制，资金可以自由进出香港，外币自由兑换。此外，香港的金融体系灵活稳健，市场在有效和具透明度的监管下自由运作，监管制度达国际水平。
在人才方面，香港拥有国际级的金融专才，包括银行家、会计师、律师、基金经理、分析员等，他们具备相关的专业资格、国际视野和丰富的经验。相比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服务从业人士，香港的专才过去多年服务内地，与内地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更容易掌握服务内地企业的学问。
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汇聚了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例，香港是全球第十四大、亚洲第三大的银行中心，全球最大的100家银行中有70家都在香港有办事处。我们的股票市场以市值计算，全球排名第九，在亚洲是第二。在2004年，以集资额计算，香港的股票市场更超越伦敦，位列全球第四，全年集资超过360亿美元。在保险业方面，香港是全球最开放的保险中心之一，到2005年3月底，香港共有180家保险公司，当中87家是来自海外的。
香港的金融市场还成功吸引大量海外投资者和资金。在2003年到2005年7月，海外投资者占香港股票市场总交投量35％～40％。2004年，香港基金管理业的资产总值中，来自外地投资者的资金占63％。这充分反映海外投资者对香港的认同和信心，也使香港有充足的资金支持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内地，我们将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精益求精，以巩固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融资和投资平台的地位。
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融资的前景如何？
香港的股票市场属于国际级，发展成熟。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到2005年7月已经超过7万亿港元，是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5倍多。这个比例高于英国的1。3倍、美国的1。4倍和日本的72％。香港的股票市场近年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地发行人。自1993年首家内地企业青岛啤酒在香港上市以来，内地企业已在香港集资超过9000亿港元。到2005年7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内地企业超过300家，占在港上市公司总数的28％（在香港总共有11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占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约三成；2005年首六个月的成交额占香港交易所总成交额的四成。内地企业的参与，深化和扩大了我们的股票市场：香港的股票市场以往一直倚重地产类股份，内地企业的参与使我们上市公司的类别多元化，有能源、电讯和工业等。在此，我特别感谢国家及各省市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支持，让不少内地企业利用我们的股票市场集资。
事实上，相比其他海外市场，香港股市对内地企业更有吸引力。香港的投资大众对内地企业的认识较海外投资者为多，兴趣也较浓。因此，内地企业在港上市的流通量，远比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高。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中，只有少数同时在其他海外市场挂牌，而这些企业的股份交易，多达七成是在香港进行的。
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除了可筹集资金以促进企业业务发展外，更可向国际投资者作“质量保证”，显示他们已达到国际金融中心的上市标准。更重要的是，企业可透过市场力量，更有效地推动企业化改革和完善企业管治，为企业打好基础，走进国际市场。我衷心希望有更多内地企业利用香港股票市场集资，将企业做强做大。
香港在证券市场方面的经验，对内地来说有哪些借鉴意义？
投资者的信心，是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首要条件。记得2002年7月我初上任时，香港股市很差，每日大市成交曾低至40亿元，与现时每日成交超过200亿元比较，当时的市场可以说是处于谷底。曾有记者问我，香港是否应学习有些国外市场的做法，将公司上市的门槛降低一些，让更多公司在香港上市，以此搞活市场。我明确地告诉他。香港必须保持市场的高素质，而降低上市的门槛，对长远只有负面影响。香港采纳的信条，是政府、法定规管机构、交易所本身以及其他执法机关共同携手努力，建立公众对市场的信心。
除了国际水平的规管外，香港也可与内地企业分享企业管治方面的经验，一起进步。
马时亨也是从社会底层打拼出来的。
马时亨幼年时代，家境与当时香港大多数人一样——“很穷”。一家６口蜗居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板间房里，与好多户邻居共享一个厨房和浴室。“当时大家都有君子协定，谁家几点用厨房、几点用厕所，都要预先约定。最难以忍受的，是住户将盛粪便的马桶放在厨房里，但当时许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生活的。”
由于居住环境很差，“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要上床钻进被窝里看书，考试要去图书馆温习功课。”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学生一样，马时亨曾经沉迷金庸的武侠小说，“可惜生活迫人，看课外书的时间并不多”。为了补贴家计，他很小年纪就在香港文华酒店一间鞋铺当杂工，月薪180元，负责每天将客人订做的尺码、式样送到工厂，再将做好的鞋送回铺面。当时还没有海底隧道，他每天就在天星码头过海，有时一天要搭十趟八趟船，在炎热的夏天，衣服一天到晚都像在水里泡过似的。
读中学时，马时亨曾因交不起16元学费，一度几乎无法继续学业。“我惟有硬着头皮向校务主任求情，最后学校破例容许延迟交学费。”这件事在马时亨心里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时隔30多年，回忆起来还如同发生在昨天。
在香港大学读书时，虽然有政府贷款，但日子一样难过，马时亨平时只能在学校吃一元一餐的快餐，只有当自己考了好成绩时，才到大学附近的“莎厘娜餐厅”掏四元吃一餐当作庆祝。为筹得学费，他替人补习和代课，最“高峰”时竟有两份补习、两份教书。“当年还没有地铁，我在油麻地授课后，搭船过海，再转巴士去太古城补习，很浪费时间。如此条件下怎能安心读书？我能以荣誉学士学位毕业，很幸运。”1973年，马时亨从港大文学院毕业后，很快在一家美资银行找到一份见习生工作，月薪1600元，当时已算高薪。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大的他，挣来的工钱大部分用来养家，其余的用来偿还学费贷款。因为时时担心失去这份工作，所以他特别卖力，屡获上司的赞扬，在事业上也开始步步高升。
谈起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马时亨感慨万端：“现时不少香港人叫穷，那个年代的港人更穷。而他们不但挺过来了，而且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香港各行业都有很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这正好说明了香港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希望的地方。”
一般人总认为，因为当年香港经济起飞，很多港人才得以脱贫。但马时亨却从不同角度看：“香港经济能够起飞，是港人前仆后继地拼搏来的。港人只有保持这种逆境自强的精神，并在教育方面做好准备，才会有发展和成功的机会。”
凭着这种人生经历和体验，马时亨无论在商界还是在政坛，也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压力，都坚信“不经历风雨，就不会有彩虹”。2002年他初入政坛的经历就是一例。
2002年，在香港交易所关于细价股的一份公众咨询文件公布后，二三线港股全面下挫，不少小股民损失惨重，这就是香港有名的“仙股事件”。当时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还不到一个月的马时亨根本不知情，但因为是政府主管官员，一时成为各方批评的主要目标。最后，他不仅成为首位问责制下在镜头前“鞠躬谢罪”的局长，而且其民望一度跌至三司十一局的倒数第一，并创下特区政府官员支持度的最低记录。
虽然“出师不利”，但靠着勤勉努力和显著政绩，加上其后香港经济逐步回升，如今马时亨的民望已显著上升，金融界对他也多有赞扬。忆述这段“官场辛酸”，他豁达地说：“我永远是个survivor（生存者），过去曾遇到过无数逆境，我都是从逆境中找出路。事情发生后，我不会停留在那宗事件中回想自己是否无辜，相反，我会想办法继续尽力服务市民，让时间去证明我真的可以奉献给香港。”
有29年商界生涯的马时亨，早在1990年出任熊谷组（现名香港建设）董事时，就已是年薪超过千万的“打工皇帝”，并在英国和加拿大等地拥有物业。2001年转任电讯盈科集团财务总裁时，获李泽锴主席赠送的电盈股票当时市值就达2300万港元。只是出于“一种无法言喻的使命感”，他毅然放弃了高薪厚禄，走到政治舞台的最前沿。谈及商场和官场的不同，他坦言做官较从商难。“在商界工作，面对的只是股东和上司，只要做好业绩便可以；但做官面对的却是全港六百多万市民，时刻要处身市民的角度看问题，有时就算做对了，也可能会挨骂。但服务社会就要有挨骂的准备，只要对市民大众有益的事情，就要一往无前去做，并尽力做到最好。”
虽然表现得笑骂由人，但从以往高高在上的“打工皇帝”，变为经常被责骂的政府官员，马时亨承认“有好大压力”。酷爱打高尔夫球的他，便借此减压。“我40岁开始打高尔夫球，从此就爱上了这项运动。因为高球场有山有水，又不用讲公事，感觉非常的好。”高尔夫球不但令他减压，也让他领悟到人生的道理：“打高球不能用盲力打，击球不是斗高斗远，而是要讲策略，否则你要经常在水中找球。即使开出好球，也不能因而自满、松懈，否则最终会被对手追过；相反，即使开球之初打得不理想，只要抱着不认输的心态，坚持到底，很大机会反败为胜，就算跌入丛林的球也能救出来。”
谈到为官之道，马时亨认为，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真心、具诚信、谦卑、智慧、宽恕、坚持和慎言。为官不应有个人偏见，要真心为人民服务；不应自以为高人一等，自诩为王；不仅要宽恕攻击自己的人，还要宽容持不同意见的人，和自己所不喜欢的人——即使自己是真理在手，绝对正确；而慎言并不是要谨小慎微，有话不说，藏在心里，而是在面对攻击和批评时心平气和，不说“过头话”。
在特区政府高官里，马时亨人缘好是出了名的。他2002年7月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以来，在加强同各方沟通方面下了很多工夫，证券业界和监管机构之间的矛盾比以前大为减少，他还十分注重和传媒的关系，连续两年自掏腰包举行“烤羊大会”，让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旗下的高级官员与传媒见面与沟通。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夫人和女儿的一幅幅照片引人注目外，还醒目地摆放着参加部门内部活动时同事赠送他的纪念品：一件是下属创作的花鸟画，一件是用彩纸精心折叠的孔雀。他这个外来的问责局长与公务员同事的融洽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也足见他对这份情意的珍重。
对于有人说他“圆滑”，他这样回应：“我的成长经历，令我自小就要学习如何生存，对任何人都抱以谦卑之心，在任何时候都待人以诚，为人着想。我做人的哲学如此，绝对不是刻意的。”
在马时亨看来，投身政府令他损失最大的，不是丰厚的收入，也不是每天要面对攻击和责骂，而是“不能去台湾”。而令他恋恋不舍的，不是台湾的风景，也不是台湾的食物，而是台湾的一个亲人——他的舅舅。“（著名艺人）曾志伟的爸爸是我舅舅，志伟是我表弟。我们家境不好，多亏舅舅帮我们，病了都是他给钱看医生。所以，我们家人一直很感激他，与他的感情也很深。他后来去了台湾，我没有加入政府之前，经常去看望他。自从加入政府后，就不能去了。”
马时亨1979年与大学同学王培琪在加拿大结婚，20多年来夫妻非常恩爱。太太是多年的基督教徒，马时亨则于2003年受洗。马时亨夫妇有一对非常引以为傲的女儿。小女儿是英国会考十Ａ状元。2005年她前赴北京参加一个交换生计划，立志要学好普通话。大女儿在英、美两地完成学业后，在港大攻读教育学博士。问及他有何“秘方”，能够教出这样两个出色的女儿？他轻松地说，其实他一直没有给她们压力，最重要的是灌输他们正确的思想、价值观。鼓励她们，总好过敦促她们，也不会将他们与别人比较。言谈中，他也透出当中玄机，就是太太对女儿的培育。“这全是太太的功劳。学校的功劳也很大。”
马时亨读过不少名人传记。“我是读历史出身的，读传记可重温历史，温故而知新；也学习伟人们的处世素质。”这些伟人，有公司总裁、外国领导人，如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也包括中国领导人。“我读了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治国心得。他们的高瞻远瞩、胸襟广阔，令我衷心敬佩。”
认识马时亨的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记忆力过人，很多与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下次见面他都能说出那人姓啥名谁。他当年在商界的朋友则称他为“超级太傅”，赞扬他知识“十分广博”。
谈及成功之道，他认为一个人要成功，必须具备“3A”：Aptitude（热忱）、Ambition（抱负）和Attitude（态度），其中态度最重要。人生好多事情，都是不如意、不理想的，最紧要的是时刻保持积极态度。
马时亨简历个人背景：1952年出生于香港；1973年获香港大学文学士，主修经济及历史家庭状况：与妻子育有两女任职履历：先后任职于摩根大通私人银行、美国大通银行、熊谷组（香港）及加拿大多美年证券，并曾在纽约、多伦多及伦敦工作近十年曾任香港联合交易所理事、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成员、港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地产代理监管局委员，电讯盈科财务总裁、执行董事兼执行委员会成员2002年7月，出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领袖香港 第三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