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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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教士又告诫道：“快讲本文吧，施罗德太太，快讲本文吧，临终涂油礼
十一点开始。”这个前景似乎对老人家心理上一点影响也没有。

“每个星期他都要送鸡蛋去给我那位住在苏黎世的姐姐，”老太太又重
新开始道，“我那可怜的亡夫阿尔伯特总是把篮子系在他的摩托车的后面，
快到天黑才回来，他每次总是大清早就出发，大约五、六点钟，总是穿一身
整整齐齐的黑衣服，戴一顶圆顶礼帽。谁看见他都要跟他亲热地打个招呼。
他骑着车，穿过库尔，来到乡下，一路上用口哨吹着他最喜欢的那首歌：《我
是瑞士好小伙儿，我爱我亲爱的祖国》。这一天是一个炎热的仲夏日子，就
在联邦国庆节的后两天。这次等他回到家里都已经过了半夜了。我听见他在
浴室里洗呀刷呀弄了好久，我走进去一看，见我那亲爱的亡夫身上全是血，
衣服上也都是血。‘我的天啊，好阿尔伯特，’我说，‘你出什么事啦？’
他只是愣愣地瞧着我，半晌才说：‘一点儿小事，妈咪，我马上就好了，去
睡吧，妈咪。’我也就去睡了，虽然我有点纳闷，因为我没看到他身上哪儿
有伤。可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吃早饭时，他在吃鸡蛋，他每次都要吃四只蛋，
还要吃面包和果酱。我看报纸，知道有人在圣高尔州杀死了一个小女孩，用
的凶器可能是一把剃刀，我立即记起来昨天晚上他在浴室里洗一把剃刀，虽
然他总是在早上剃胡子的。我突然像上帝给了我启示一样醒悟过来，就非常
严厉地对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说：‘亲爱的阿尔伯特，正是你杀死了圣高
尔州的那个小姑娘，是不是？”他停住吃他的鸡蛋、面包、果酱和泡菜，说：
‘是我干的，妈咪，我没法子不干呀，这是上天的指示。’说完了他又接着
吃了。我想到他病得这么不正常心里很乱，我也为那个小姑娘难过，我想打
电话给齐希勒尔博士——不是那个老大夫，是他的儿子，那也是一个非常好
的大夫，也很富有同情心的。可是接着我想到了我的姐姐，她会如此地幸灾
乐祸——那不是她生平最得意的一天要到了吗？所以我仅仅是对我亲爱的亡


夫阿尔伯特板着脸，非常严厉地告诉他，这种事以后再也、再也、再也不允
许发生了。他说：‘是，妈咪。’‘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呢？’我问道。‘妈
咪，’他说，‘我骑摩托车去苏黎世经过瓦特威尔时，常常遇见一个穿红裙
子有金色发辫的小姑娘。那地方离我走的大路很远，要绕弯路，不过自从我
在一个小树林附近见到那小姑娘后，我总忍不住要绕这段弯路——这是天上
的一个声音下的命令，妈咪——那声音命令我跟小姑娘一块玩；接着天上的
声音又命令我给她巧克力，接下来我又不得不把那女孩杀了，这也是天上的
声音说的；妈咪，我干完了便躺在附近树林里的一个灌木丛中，等天黑了才
回到你这儿来，妈咪。’‘好阿尔伯特，’我说，‘你再也别骑摩托车上我
姐姐那儿去了，我们以后把鸡蛋邮寄去吧。’‘是的，妈咪，’他说，又拿
起一片面包，厚厚地抹了一层果酱后便走到院子里去了。现在我真的必须到
贝克神父那里去一趟了，我想，让他跟阿尔伯特好好地谈一谈。可是当我从
窗子里望出去时，看到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在太阳底下那么忠心耿耿地、
安静地干着他的活儿，有点忧郁地在兔笼那儿拾掇什么，是在补兔笼哪。我
看到里里外外都这么干干净净，井井有条，我就想道：已经出了的事情再也
无法挽救了，阿尔伯特是个好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小伙子，而且，同样
的事情反正是再也不会发生了。”

这时候护士又到房间里来了，她检查了机器，重新把管子放放好。床上
的小老太太似乎又筋疲力尽了。我紧张得连气都不敢出，汗珠从我脸上直往
下流，我也不去管它。突然之间，我打起冷战来了，想起我方才居然以为老
太太要捐钱给警察局，不免觉得分外可笑。还有这么多鲜花，所有这一束束
红玫瑰、白玫瑰、火一般的唐菖蒲、紫菀、百日草、石竹花，都不知是从哪
儿弄来的，更有满满一大瓶兰花，惹眼得让人觉得十分俗气；还有那窗帘外
面的太阳；那教士一动不动的、庞然大物般的身影；那大蒜气味——这一切
都那么可笑。我觉得自己很想大发雷霆，逮捕这个老太婆——但是现在再这
么做已是毫无意义了。她马上要接受临终涂油礼了。我坐在那里，穿着我那
套星期天的好衣服，严肃，一本正经，却也是无能为力。

“接着往下谈吧，施罗德太太，”教士耐心地劝告道，“接着往下说吧”。

于是她便继续说了：“后来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真的好些了。”她用她

那平静、温和的语调解释着，真像是在给两个小孩讲童话似的。在这个童话

里，丑恶、荒谬的事真的出现了，而且和善良的事一样神奇。“他不再去苏

黎世了。可是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又能用我们的汽车了，是我

三八年买的那辆别克①，我亲爱的亡夫高尔瑟买的那辆实在太过时了，因此我

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常常开了那辆别克带我出去兜风，有一次我们还到了阿

斯考那呢。我就想，既然开车能给他带来那么多乐趣，还是让他再往苏黎世

跑跑的好——不管怎么说，在别克汽车里是不会出事的，因为他得集中注意

力开车，听不到上天向他说话的声音。于是，他就开始驾车去我姐姐那里，

忠心耿耿地运送鸡蛋，真像个乖孩子一样，有时也送一只兔子去。可是很不

幸，有一次他又突然半夜之后才回到家中。我径直到汽车房去——我立刻就

回想起来，最近这些日子里，他突然不断从糖果盒里取走巧克力球。果然，

我发现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在洗汽车的内部，车里面到处都是血。‘你

又杀了一个小姑娘吗，阿尔伯特？’我问，我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妈咪，’

①　一种美国汽车的牌子。——译注

他说，‘不用担心，不是在圣高尔州，是在施维茨州，上天的声音叫我这样
办的。这个小姑娘也穿红裙子，有黄辫子。’我十分不安，我比第一次更加
严厉了，我几乎都发火了。足足有一个星期我不让他用汽车，我还想为这事
上贝克神父那儿去——我的确是下了决心的。可是我的姐姐一定会喜出望外
的，我可不愿看到这种情况，于是我把我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看得更紧了，
因此有两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直至他又干了第三回，因为他没法不服从
上天的声音。我可怜的亡夫阿尔伯特呀！他心都碎了，他哭呀哭呀，我马上
就发现糖盒里的巧克力球又少了。这回是苏黎世州的一个小姑娘，她也是穿
红裙子，有黄辫子。母亲居然让女儿穿戴得这么危险，这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呀。”

“这小姑娘的名字是葛丽特利·莫赛尔吗？”我问。

“她名叫葛丽特利，另外那两个叫索尼娅和埃维利。”老太太答道，“我
把三个人的名字都记住了。可是这时我的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又越来越不安
分了，他老是往外跑，我每件事都得跟他说上十遍，我整天都得呵斥他，就
像他是一个小孩子似的。在1949　年或1950　年，我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时候了，
反正是葛丽特利死后几个月，他又变得坐立不定、烦躁不安了，连鸡埘也肮
里肮脏的，母鸡整天咯打咯打叫个不停，因为他没有按时好好地喂它们。他
又开始驾了我们的那辆别克往外跑了，半天半天都不回来，虽然他仅仅说：
‘我出去转一转。’突然之间我又注意到糖盒里的巧克力球又少了。我就密
切注意着他，当他把剃刀像支钢笔那样地插在口袋里，偷偷地走进小客厅时，
我就走上前去对他说：‘好阿尔伯特，你又找到一个姑娘了。’‘天上的声
音哪，妈咪，’他回答道，“请让我干了这一次吧，上天的命令就是上天的
命令，而且她也穿红裙子，有黄发辫。’‘阿尔伯特，’我严厉地说，‘我
不答应。那姑娘在哪儿？’‘离这儿不远，在一个加油站上。’我那亲爱的
亡夫阿尔伯特说，‘求求你，求求你，妈咪，让我服从吧。’这一次我真的
是非常坚定。‘不行，阿尔伯特，’我说，‘你答应过我的。快去打扫鸡埘，
给母鸡喂点吃食。’这时候，我那亲爱的亡夫阿尔伯特勃然大怒了，我们婚
后一直是很和美的，他发火还是第一次，他真的冲着我大叫大嚷：‘我只不
过是你的佣人！’——瞧，这个可怜的人儿病得有多重——接着他拿了巧克
力球和剃刀便往外跑，跳上别克就开走了。十五分钟之后，人们打电话通知
我，他和一辆货车相撞，受伤死去了。贝克神父和警察局的波勒军士都来了
——他办事老练极了，我的遗嘱里没忘记留了五千法郎给库尔的警察局，原
因就在这里，我也给了苏黎世警察局五千法郎，因为我在弗莱艾街有一些房
产，你明白吗；我姐姐带着她那位司机也来了，完全是为了刺激我，他们把
我的丧礼都给破坏了。”

我定睛瞪视着这个老太婆。捐款毕竟还是来了，我一直等待着的这笔捐
款。这仿佛是一场专门为了嘲弄我而设计出来的非常巧妙的讽刺剧。

可是这时候一位老教授带着他的助手和两个护士进来了，他们让我们出
去，我就向施罗德太太道了别。

“再见了，好好保重，”我说，脑袋里空空的，感到很尴尬，我唯一的
念头就是赶紧离去。可她却嗤嗤地窃笑起来，老大夫向我投来了古怪的眼光。
这个情景让我狼狈得无地自容。我终于离开了老太婆、教士和那一帮人，我
一个人来到走廊上，简直是如释重负。

到处都是一堆堆来探望病人的人，带着一包包礼物和花束，到处都是一


股医院里的药味儿。我逃了出来。出口处很近，我马上就可以进到花园里去
了。可是这时候一个高大神气的、穿着一身整齐深色衣服的娃娃脸男人推了
一辆轮椅车从走廊那端过来，车里坐着一个满脸皱纹、颤颤巍巍的老太太，
她穿着貂皮大衣，抱着一只极大的花束，使人觉得她满怀都是鲜花。也许这
就是那个九十九岁的姐姐和她的司机丈夫吧——我又怎么知道呢？我回过头
去，提心吊胆地望着，直到他们消失在私人病房那边。接着我简直是开始奔
跑了，我冲出楼房，穿过花园，从坐轮椅的病人当中穿过，从正在康复的病
人和来访者当中穿过。直到我在皇冠餐厅里坐下来，直到一盘肝泥丸子汤放
在我的面前，我才稍稍平静下来。


三十

从皇冠餐厅出来，我驱车直奔库尔。不幸的是我不得不把太太和小姐带
在身边。那天是星期天，我早答应陪她们一起玩的，可我又不愿向她们作无
法说清楚的解释。我一句话也不说，发疯似地开着车；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可
以把局势扭转过来。当然，不能让我的家人在加油站外面等候太久。在小酒
店里面，一帮粗野的家伙在纵酒狂闹；安妮玛丽刚从教养学校放出来。天气
虽然很冷，马泰依却穿着修车工的工裤，坐在外面的板凳上，抽着一根方头
雪茄烟，散发出一股苦艾酒的气息。我在他身边坐下，简明扼要地把事情告
诉了他。可是我完全帮不上忙。他似乎连听话都不会听了。片刻间我都不知
道该怎么办才好，接着我钻回到我那辆奥佩尔牌汽车，向库尔驶去。太太和
小姐已经很不耐烦，她们饿了。

“那不是马泰依吗？”我太太问道。外面的事，她照例是不太清楚的。

“是的。”

“怎么啦？我还以为他上约旦去了呢。”她说。

“他没有去成，亲爱的。”

到了库尔，我们花了好大气力才找到一处停车场。点心店里人山人海，
全是苏黎世人，他们到这里来填饱肚子，热得浑身冒汗。还有许多高声喧哗
的孩子。但我们还是设法找到了一张桌子，要了茶和点心。这时我太太重又
把女招待叫了回来。

“请再给我拿半磅巧克力球来，小姐。”她说。

她略微感到有些惊奇，因为我连一只巧克力球都不去碰。天哪，我才不
吃呢。

现在，我亲爱的先生，你愿意怎么处理这个故事，就请便吧。爱玛，开
帐单来。


司法

一

毫无疑问，我写这份报告，是为了按规矩办事，是出于某种书生气的缘
故，我要让这份报告存入档案。对于导致一个杀人凶手得以无罪释放，并且
又将一个无辜的人置于死地的那些事件，我要迫使自己再一次加以审核。我
要再一次仔细回顾我被诓骗的前前后后，我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以及可能会遗
漏的细枝末节。我还要认真探究一下司法工作上也许仍然保留着的种种机
会。然而，我写这份报告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有很多时间，至少有两个
月。我刚刚从飞机场回来（从机场出来后，我还去过几个酒吧，这就不算了，
我眼下的身体状况也是无关紧要的。我现在已酩酊大醉，不过明天我又会清
醒过来的）。我到达机场，握着打开了保险的手枪，跳出我那辆大众牌汽车
的时候，巨型飞机正载着伊萨克·柯勒荣誉博士离开地面，插入夜空，呼啸
着、轰鸣着朝澳大利亚飞去。估计柯勒这个老家伙是知道我的意图的，他在
上飞机之前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可算是他的一大绝招了。我没有钱乘飞
机去追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我无可奈何，只有等待，等他回来，也许要等到6　月，或者7　月。要么
去喝酒，是偶尔去还是经常去，那要由经济情况来决定。再就是伏案疾书，
对一个穷极潦倒的律师来说，这是唯一符合身分的工作。不过，在某一点上，
柯勒这位州议员完全打错了算盘：他的罪责绝不会由于时间的推移而洗刷
掉，不会由于我的等候而减轻，不会由于我的酗酒而一笔勾销，也不会因为
我把它写下来而得到宽恕。我通过叙述事情真相把它深深印在心头，我要等
到6　月，7　月，或者随便哪个月他回来的时候（他总归要回来的），到那时
不管我是烂醉如泥，还是神志清醒，我都会把我此刻只是出于冲动想要干的
事情有意识地付诸行动。我写这份报告不仅仅是要说出我要杀他的理由，而
且也作为杀他的准备，一次正义的谋杀的准备。

我现在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又清醒过来了。正义只有通过我杀死他这
样的方式才能得到伸张。杀掉他以后，我就去自尽，这是无法避免的。我倒
不是想以此来逃避责任，正相反，只有这样做，我才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
责，虽然法律上说不通，可是道义上却是合乎情理的。我掌握了事实真相，
但又拿不出证据。在关键时刻，我缺少见证人。我自杀了，即使没有什么见
证人，也容易博得别人的信任。我不像一个为了获得知识，拿自己的身体进
行试验的科学家那样去死，我死，是因为想要了结我的这桩案子。

作案现场：这个作案现场一开始就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戏剧大饭店
以其洛可可式的建筑外貌，在这座建筑上搞得不伦不类的城市里，堪称屈指
可数的著名的建筑之一。饭店有三层，这一点，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大多数
人只知道有两层。在漫长的上午——在我们的城市里，人人都早起——可以
看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