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说客-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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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确实如此。”长时间的停顿。接着他又说道，“咱们要狠狠地敲敲他们！”
　　“我尽力而为。”
　　“你结婚了吗？”他坐直身子，瞧了瞧表。
　　“没有。你呢？”
　　“离了。喝杯啤酒去！”
　　“好啊。到哪里？”
　　“你认识墨菲牡蛎酒吧？”
　　“当然。”
　　“咱们到那儿见。”
　　我们踮起脚尖，从唐尼·雷床前走出房间，向坐在前面门厅摇椅上抽烟的多特告了别，暂时离开了这一家。
　　凌晨3点20分，一阵电话铃声，突然把我从梦中唤醒。要么是唐尼·雷去世了，要么就是有架飞机一头栽到地上，戴克正紧急追踪！否则，有谁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
　　“鲁迪？”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电话线路的另一端传了过来。
　　“包娣小姐！”我叫道，连忙一骨碌坐起来，开亮了灯。
　　“这个时候打电话给你，真对不起。”
　　“没有关系。你还好吗？”
　　“哼，他们对我真卑鄙。”
　　我闭上双眼，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重又躺了下去。我听了这话怎么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谁卑鄙？”我随口问道。到了这种地步，我即使想关心她，也无能为力了。
　　“琼最卑鄙，”她答道，好像她已给他们排好了座次等级。“她不想让我呆在她家里。”
　　“你跟朗道夫和琼住在一起？”
　　“是呀。糟透了，真糟糕。我连吃饭都提心吊胆！”
　　“为什么？”
　　“里面说不定会放了毒药呢。”
　　“别逗了，包娣小姐。”
　　“我可不是说瞎话。他们全都眼巴巴地盼我早点死，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签了一份新立的遗嘱，让他们如愿以偿。是在孟菲斯签的字，你知道。后来就到了坦帕。头几天他们倒真是很孝顺。孙子们也常常来看我，给我又是鲜花又是巧克力。后来德尔伯特带我去做了体检。医生做了全面检查，对他们说我的健康极佳。我想这不是他们希望听到的消息，所以他们非常失望，第二天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琼露出了真面目，又成了原先那个卑鄙的小娼妇。朗道夫又忙着打高尔夫，从来不回家。德尔伯特成天泡在跑狗场上。薇拉讨厌琼，琼也讨厌薇拉。那几个孙子呢，你知道他们大多没有工作，只要一起床，马上就连影子都不见了。”
　　“你为什么这么大清早给我打电话？”
　　“因为，嗯，因为我只好偷偷摸摸地打呀。琼昨天对我说，以后不准我用她家的电话。我去找朗道夫，他说我一天可以用两次。我放心不下我的家呀，鲁迪。家里好吗？”
　　“一切都好，包娣小姐。”
　　“我在这里不会住很长。他们把我塞到一个小房间里，洗澡间小得不成样。我过惯了有许多房间的日子，这你知道，鲁迪。”
　　“是的，包娣小姐。”她在等我开口，主动提出去接她回家。但这显然为时过早。她去了还不到一个月。在那儿多待点儿时间，对她有好处。
　　“朗道夫现在又纠缠不休，要我签一份委托书，授权他处理我的一切事务。你看怎么办才好？”
　　“我决不会劝说我的当事人签署这种东西。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虽然我的当事人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但这对她明显不利。
　　可怜的朗道夫！他气急败坏地竭力想染指她那笔2000万美元的财产。一旦他弄清了事实真相，他将怎么办？现在包娣小姐已经觉得事情十分不妙。将来恐怕还要更糟呢。
　　“哼，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她的声音变得微弱无力。
　　“别签字，包娣小姐。”
　　“还有一件事。昨天德尔伯特，噢噢噢……有人来了。得挂了。”咔嗒一声，对方挂断了电话。我仿佛可以看见，包娣小姐正由于未经授权擅自使用电话而被琼用皮鞭狠狠地抽打。
　　包娣小姐打来的这个电话，并没有了不起的重大意义，反倒显得有点儿滑稽。如果她真想回来，我就去佛罗里达接她。
　　我折腾了一会，重又进入了梦乡。
　　
　　36
　　我拨通了劳役农场的电话号码，要求与我第一次探访奥托时见过的那位女士通话。根据规定，一切探视都必须首先通过她。我想在录取他的证词之前，再去看看他。
　　我听见她在键盘上敲打了几下。“博比·奥托已经不在这里啦。”她说。
　　“你说什么？”
　　“他在3天前获释出狱了。”
　　“他告诉我在这里面还要呆18天呢。这句话才说了一个星期呀。”
　　“太糟糕啦。可他已经走了。”
　　“他会去哪里呢？”我不信地问。
　　“我怎么知道？”她说着挂断了电话。
　　奥托信口开河，对我撒了谎。第一次我们虽然有幸找到了他，可现在他又转入了地下。
　　我一直害怕接到的那个电话，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终于打来了。当时我正像屋子的主人一样坐在后院里，喝着咖啡看着晨报，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打电话的是多特，她告诉我说，她是在一个小时前发现的。他昨夜入睡以后，再也没有醒来。
　　她的声音有点颤抖，但她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我们谈了几句，我发现我的喉咙发干，我的眼睛变湿。在她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一丝松了口气的意味。“他还是现在这样好，”她一次又一次地说。我对她说，我很难过；今天下午我一定去她家。
　　我走过后院，来到吊床边，倚在橡树上。擦去脸上的泪水。我双脚着地，坐在吊床边缘，低垂着头，为唐尼·雷做最后的祈祷。
　　我在家里给基普勒法官打了电话，把唐尼·雷的死讯告诉他。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这就为我带来了一个难题。对大利公司总部雇员的取证，预定于上午9点开始，一直要持续好几天。克利夫兰的那几位仁兄肯定已经来到孟菲斯，此刻可能正坐在德拉蒙德的办公室里对着摄像机进行最后的彩排。德拉蒙德办事就是这么周密。
　　基普勒叫我明天9点钟务必准时出庭，别的事他自有办法对付。我说我已准备就绪。我当然理该如此。我已经用打字机打好了可能对每个证人提出的全部问题，而且法官本人也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再说，戴克也已经仔细看过一遍。
　　基普勒隐隐约约地暗示说，他或许会把取证推迟，因为明天他要主持两场重要的听证会。
　　怎么都成！此刻，我真的是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赶到布莱克家时，左邻右舍的人们都已前来致哀。街上和车道上停满了汽车。老人们或者在屋前院子里徘徊，或者在门厅里坐着。我微笑着向人们点头致意，穿过人丛走进屋子，在厨房里找到了多特，她正站在冰箱旁边。屋里挤满了人。厨房的桌子上柜台上摆满了馅饼、焙盘和烤鸡。
　　多特和我满怀温情地相互拥抱。我只用“我很难过”几个字来表达我的哀思，她感谢我的光临。她两眼通红，但我觉得她的泪水已经流干。她指着食品招呼众人，并且叫我随意。我从她身边走开，让她和邻里的妇女们呆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饥肠辘辘。我用纸盘装了烤鸡、煮豆和酸卷心菜，走进小后院，一个人独自吃着。老天保佑，巴迪不在他的车中，她大概已把他锁在卧房里，以免他出来使她难堪。我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听着从厨房和屋子窗户里传来的人们轻轻的谈话声。吃完一盘，我又去装满一盘，回到院子里。
　　过了一会，有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说来也怪，他的脸我觉得特别熟悉。“我是隆·布莱克，”他说着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那个双胞胎。
　　他身材不高，瘦削然而健康。“见到你很高兴。”我说。
　　“这么说你就是那位律师啰。”他手上拿着一听软饮料。
　　“我就是。鲁迪·贝勒。我为你兄弟感到难过。”
　　“谢谢。”
　　多特和唐尼·雷一直很少提到隆，我对此印象非常突出。他高中毕业后不久就离开了家，去了很远的地方，而且一直不回家。其中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
　　他没有心思滔滔不绝地讲话。句子很短，言谈勉强，但我们最终还是触到了骨髓移植的事。他说他早就做好准备，愿意献出骨髓来挽救兄弟的生命；而且科德医生亲口对他说过，他的骨髓和唐尼·雷完全匹配。我早就知道这些事实，但他的话又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明证。我对他说，他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向陪审团讲清这一切，他表示十分乐意。他就这件诉讼提了几个问题，但对他本人可能会从这桩官司中分得多少金钱，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
　　我相信他此刻一定十分伤心，但他却没有流露出悲哀的心情。我打开了通往兄弟俩童年的门户，希望能听到所有的孪生兄弟都会拥有的一些温情的回忆；他们是怎样恶作剧，是如何拿别人开心。然而，结果是零。他在这里长大，在这座屋子里，在这个街区，但过去对他显然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举行。我敢肯定，隆·布莱克将乘5点钟的班机飞回休斯敦。
　　人们走的走来的来，但食物依然充足丰富。我吃了两块巧克力蛋糕，隆喝了一瓶没有冰镇过的汽水。坐了两个小时后，我已筋疲力尽，便告辞回家。
　　星期一，在法庭的一头，面色严峻身穿黑色西服的那套原班人马，围坐在列奥·F．德拉蒙德身边。
　　我已做好准备。虽然浑身疲倦，怕得发抖，但要提出的问题已全写在纸上，放在手边等着。即使我完全说不出话，我也可以读出问题，照样让他们回答。
　　看着这帮公司大亨满脸惧色缩在一边，着实令人开心。他们接到法院通知，命令他们今天在此出场，不仅出场作证，而且要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在此坐等，一直等到我录完他们的证词。接到这份通知时，他们对德拉蒙德、对我、对基普勒、对所有的律师，特别是对本案中的律师，会骂出多么难听的话，我可想而知。
　　基普勒登上法官席，首先召集本案的有关人员。我们原定在隔壁本周空着的法庭上录取证词，就在法官大人身旁，以便他可以随时插进脚，让德拉蒙德规规矩矩。他召集我们，因为他有话要说。
　　我在右边的位置上坐下。来自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4位仁兄坐在左边。
　　“不记录，”基普勒对书记官说。这不是列在日程表上的听证会。“德拉蒙德先生，你知道唐尼·雷·布莱克昨天上午去世了吗？”
　　“不知道，大人，”德拉蒙德严肃地回答说。“我很遗憾。”
　　“葬礼将于今天下午举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贝勒先生是抬棺人之一。实际上，他此刻本应和那一家人待在一起。”
　　德拉蒙德站起来朝我看看，又朝基普勒瞧瞧。
　　“我们将把取证推迟。叫你的人下周一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地点。”基普勒瞪着德拉蒙德，等着他表示反对。
　　大利公司的5位重要人物，将不得不重新安排他们忙忙碌碌的生活，改变日程，下周再来孟菲斯。
　　“干吗不在明天开始呢？”德拉蒙德惊愕地问。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问题。
　　“负责这个法庭的是我，德拉蒙德先生。我不仅管取证，而且我肯定还要管庭审呢。”
　　“法官大人，请听我说一句，我并不是想和你辩论，不过，录取证词并非一定需要你在场嘛。这5位先生克服了很大困难，好不容易今天才来出席。下周或许就无此可能了。”
　　这正是基普勒想要听到的话。“哦，他们一定得来，德拉蒙德先生。下星期一上午9点，他们一定得准时来这儿。”
　　“嗯，请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不公平。”
　　“不公平？这些证词两周前在克利夫兰本来早就可以录好了，可是你的委托人玩了花招！”
　　处理这样的事务，法官有权不受约束地做出决定，而且无法上诉。基普勒正在惩罚德拉蒙德和大利公司，但照本人的愚见，他做得有点儿过了分。再过短短几个月，本案即将在此开庭审理，因而法官大人正在树立自己的威信。他在告诉这位自命不凡的大腕律师：他，法官大人，将是这次庭审的主宰。
　　我觉得挺好。
　　在孟菲斯城北几英里之外，在一座小小的乡村教堂后面，唐尼·雷·布莱克将永远在此安息。我是8个抬棺人之一，因而遵命站在家庭成员坐着的椅子后面。阴云密布，寒风阵阵；唐尼·雷落葬，老天好像也悲哀。
　　我上一次参加的是我老爸的葬礼。但我竭力不去回想当时的情景。
　　人们挤在一棵树叶已经转红的大树下，聆听年轻的牧师朗读《圣经》上的词句。我们低头望着周围放着鲜花的灰色棺木。我可以听见多特在低声哭泣。我可以看见巴迪坐在隆的旁边。我把目光从棺材上移开；我在想象中离开了这个地方，梦想着愉快的事。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急得团团转。桌旁坐着他的朋友，那个私家侦探布齐，紧身高领毛衣下突出两块巨大的二头肌。这是一个性格卑劣的家伙，两颊通红，穿着尖头皮靴，看样子就是个喜欢狂饮滥赌行为放荡的人。戴克为我们做了介绍，把布齐说成一个客户，然后给了我一本拍纸簿，上面用毡头笔写了一行字：“别谈任何实质性的话，好吗？”
　　“葬礼搞得怎么样？”戴克边问边抓着我的手臂，把我领到布齐坐的桌边。
　　“一般。”我答道，目光茫然地望着他们俩。
　　“那一家人还好吗？”戴克问。
　　“我想还可以。”布齐迅速旋下电话耳机机盖，朝里面指了指。
　　“我看那个孩子现在不再受罪倒是桩好事，你说呢？”戴克说。
　　布齐指着耳机内盖上粘着的一个小小的、圆圆的、黑颜色的装置，我看着它，目瞪口呆。
　　“你不认为那孩子现在反倒好一点吗？”戴克一边用手肘顶顶我的胸口，一边高声重复说。
　　“对，是，说得对。他的确是解脱了。不过，还是很令人难过。”
　　布齐熟练地重又把电话耳机装好，朝我耸耸肩，好像我完全明白以后应该怎么办。
　　“我们出去喝杯咖啡吧。”戴克说。
　　“好主意，”我说。心情越来越紧张。
　　走到外面人行道上，我停住脚步，望着他们。“怎么回事？”
　　“我们朝这边走，”戴克指着前面的街道说。离这儿一个半街区的地方，有一个附庸高雅的咖啡馆。我们朝它走去，谁也不说一句话。走进咖啡馆，我们钻进一个角落里，就好像正在躲避杀手的搜捕。
　　情况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布鲁索和普林斯消失以后，我和戴克一直在当心联邦调查局。我们以为他们至少会公开跑过来，找我们问几个问题。我们就联邦调查局这个题目谈过许多次，但我却不知道他把这一切统统端给了这位布齐。我对此人可是不那么相信。
　　一小时前，布齐来到事务所，戴克叫他瞧一瞧我们的几部电话机。布齐说他不是窃听器专家，但多少懂得一点。结果，一下子就找到了窃听器，3部电话机里装的全是相同的玩意。他们本来还想再设法寻找，但转念一想，决定先等我回来再说。
　　“还有窃听器？”我问。
　　“是呀。就像微型话筒那样小的玩意儿，办公室随便哪里都可以藏，电话机逮不着的声音，它能把它传出去，”布齐说。“要找到也相当容易。只要拿一块磁化玻璃，把房子里密密麻麻统统扫一遍。”
　　戴克的双手真的在一个劲儿地抖动。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用我们的电话跟布鲁索讲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