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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原本大学微言-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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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余论文化与文明之辨
    由于秦穆公的崛起,威望日隆,雄踞西北边疆,就使当时还在过原始游牧生活的西戎等部落大为震撼,因此戎王便派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由余做代表,东来秦国观察。史载:
    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穆)公贤,故使由余观秦。
    由余,他的上代本来就是晋国的人,因为对晋国内政有意见,就由上辈带领,出走晋国,流亡居留在西戎。但他仍然会说晋国的语言,了解中原的文化。
    “秦缪(穆)公示以宫室、积聚。”秦穆公为了接待由余,特别请他参观秦国宫廷殿堂的雄伟建筑,以及展示国家财货储备的富有。
    由余看过以后,便说:“这些伟大的建筑和繁华,如果是役使鬼神来造成的,那也未免太劳神了!假如是使人来造成的,恐伯使人民们太过劳苦了吧!”
    缪(穆)公怪之,问曰(秦穆公听了他的评语,觉得非常惊奇!便问他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这是秦穆公质问由余的问题。他说:“中国的文化,以诗、书、礼、乐、法度(冶),做为政治领导的中心思想。但还随时会发生变乱,不能长治久安。现在你们僻处边疆的戎夷,没有固定的文化思想,那用什么来做为政治领导的中心?岂不是很困难的事吗?”
    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治),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此类也。”
    这是由余对答秦穆公的问题。他笑着说:“你所讲的正是中国的乱源所在。从中国的上辈圣人轩辕黄帝开始,创制了礼、乐、法度(治)等人文文化,并且从他本身开始实行,也只能得到小小‘治平’的成果。到了后世,社会承平成为习惯,逐渐养成骄奢淫佚的风气。人们设法阻挡了上有法度的尊严,只以法治的威力,督责下面来遵守。因此,致使下层人民疲敝不堪;反过来,便由下面怨望在上位的,认为做为上层的领导者,都不合于仁义道德的政治标准。所以形成了上下交争,互相埋怨的现象。从此为了争权夺利,乃至造成上下篡位,弑杀夺权的行为,终至于灭宗亡国。这些历史事实,都是由于自认为有文化思想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啊!”
    夫戎夷则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这是说,至于僻处在边疆的少数民族戎夷嘛,从表面看来,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思想。但他们在上位的,只是内含着原始浑厚德性的纯朴作风,诚实地对待下属的人民。而在下面的人民,也只知道恪守忠信来奉事上面。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犹如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没有什么头脑和肢体的分别感受),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便能自自然然地治理好国家了,这样,才是真正的合于圣人之道的“无为而治”原理呢!

    怎样对待邻国的圣人
    于是,缪(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
    这是说秦穆公和由余对话以后,回到内宫,就对他的亲信重臣廖说:“我知道古人说的,邻国的境内、有了圣贤的人物,那才是敌国真正值得忧虑的重点。现在看来西戎的由余,的确是一个贤才的人,对我们秦国关系太大,那才是秦国的隐忧,你看怎么办?”
    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遣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缪(穆)公曰:“善。”
    这是秦国的内史廖向秦穆公提议的谋略,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大政策”和“大战略”。他说,戎王还僻处在中国的西北境的边地,过去,还没有接触过中原的华夏文明教育。你现在试着先派遣一班擅长文艺康乐工作的青年女战士,能歌善舞的,送给他,先使他的意志沉醉在享受声色的迷惑之中。并且,特别提出推荐由余,要戎王再提升他的权位,使戎王对由余产生怀疑,离间他和戎王之间的信任。而且故意挽留由余在秦国多住一段时间,不要马上使他回国,拖延了他原有规定的任务时间。因此,戏王一定会责怪由余,怀疑他有二心。这样,便使他们君臣之间,互相猜忌而不信任,你就顺势把由余虏归己用了。而且戎王沉湎在声色歌舞之中,对于国内政务,必定会荒疏懈怠,那就有机会可图了。秦穆公听了廖的建议,便立刻说:“好啊!”照办。
    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察)。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遣戎王,戎王受而说(悦)之,终年不还。
    这是说:秦穆公便留住由余,坐在一起的时候,便和他相隔不远,有时候还故意要他靠近自已,同坐一排。吃饭的时候,还把自己吃的好菜,送到他的面前去请他吃。顺便就问问他西戎的地理形势和军事布置的情形,因此,全面了解了西戎的一切。同时,使内史廖,选了一班年龄不超过十六岁,受过严格训练的文艺康乐队,先送去西戎演出。戎王接受了后,非常欣赏迷醉,过了一年,还不肯放送他们回来。
    于是,泰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穆)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缪(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
    这是说,到了这个时候,秦穆公才放还由余回到西戎。由余看到了戎王已经非常堕落,上了秦王谋略的大当,便几次劝谏戎王,要重新振作自强。但戎王再也不肯听信由余的劝谏了。并且在这个阶段,秦穆公又特别派遣人员,到西戊去慰问由余,邀请他再到秦回来。由余终了衡量形势,知道西戎必然会失败,不可久居,就来投降了秦国。秦穆公始终以上宾的客礼待他(等于请他当顾问),问他征伐西戎的战略。因此,不超过一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干里,遂霸西戎。”
    了解了秦穆公这段历史故事以后,对于曾子所说“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以及“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等所涵的内义,就可以迎刃而解,完全明白他是从引用《秦誓》以后,“以史证经”的章法了。

    从三方面来看秦穆公
    但是,我们既然讲到历史,尤其对于秦穆公这一段事迹,还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也可说是“读兵书而流泪,为古人担忧”的余事而已。
    —、由历史的经历来看秦穆公,他的器度格局,的确非凡,何以在当时春秋的初期,却不能完成对中原的霸业,而只能雄霸西陲呢?答:对于这个问题,便有两个关键,一是春秋的初期,秦穆公正生在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两雄之间,犹如后世历史上东汉末年,时代的机运,只能形成曹、刘、孙吴的三国局面一样。秦穆公果然器局不凡,但仍然缺乏间鼎中原的基础。二是秦穆公当国只有三十七年,在他雄霸西戎以后的第二年就死了,假如他能再活十多年,或二十年,齐桓公、晋文公都成过去,那么,当时的天下局面,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很难说了。
    二、秦穆公的一生,果然是雄才大略,光明磊落。但生在那个时代,风俗习惯,仍然还没有脱离神鬼迷信的鬼道。最遗憾的,是历史上记载他死后殉葬的人,达到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史载:
    秦之良人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云:苍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因此,司马迁也说:
    君子曰:泰缪(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人之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之不能复东征也。
    其实,殉葬是古代社会最残酷不过的“鬼道”迷信。不过,也可能是在王位之间,权力斗争,铲除异己的最好借口,稍有理性的古代人君,并不采用。如果以秦穆公的一生器度,居然在死亡之际,仍然会有这种举动,实在有大大违反其平生的所为之疑点,就此一举,便抹煞他一辈子的作为,这都是不值一顾的戏剧性而已。但如多去了解历史的故事,也许可以为他辩护说,这种残酷的作法,并非是秦穆公生前的本意。
    例如从前印度的名王阿育王(公元前二二六年左右间,秦始皇的时代),威重一时,在他晚年临危的时候,他还想做一次“供僧”的布施。可是马上要准备继承王位的太子和财政大臣们,都阳奉阴违,并不听命照办。阿育王自己也心里明白,当他正在口啃最后的一个梨子时,便问太子和权臣们说:“现在的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权力威望最大?”太子和大臣们,都马上很恭敬地说:“除了大王你以外,更无别人了。”阿育王听了,便说:“你们不要再阿谀(拍马屁)骗我了。我明白,我现在的权力威望,只能达到这半个梨子,其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了。希望你们能遵守诺言,把这半个梨子,为我送去我师优波鞠多尊者的寺院里去供养僧众吧!”说完了,也就闭目而逝了。
    由于这个历史的故事,大家便可真正了解到人生,无论你生前是有如何的权力和威望,或者是多么的富有和荣耀,到了真的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所有的美德和才华、功名和富贵,都如昙花泡影,毫无用处。甚至在你活着的时候,暂时属于自己的几十斤肉骨头,也只好随便由人摆布,了无是处了。所以说,以秦穆公一生的英明,死后要人殉葬的事,或者未必是出于他的本意,也未可知。所以贤如曾子,也便不理秦穆公身后的史实,只采用他生前“文告”的名言,做为参考。
    三、在中国的历史上,后世的英雄帝王们,受秦穆公作为的影响,甚全想学他做榜样的也大行人在。但是,一个人生成的器度,到底各有不同,学习榜样,往往变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例如在三国的时候,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便做过一件事情,很像学秦穆公的举动,而到底限于器局,便成为完全相反的结果。
    这事是在曹操北征乌桓以后,威震北方。因此,匈奴就派了一位使臣来到内地,侦察汉朝的虚实。当然主要是看看曹丞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曹操本来是一个白面书生,并不是如后世戏剧里把他丑化,扮成那个“鬼脸”。他伯自己不够威武,压不住匈奴派来使臣的气势,便在部下中挑选了一个面貌身材很有气魄的,来扮作“曹丞相”,他自己却打扮成为丞相身边的一个卫士,手里把握着大刀,站在丞相所坐的座椅旁边(那时候,座椅也叫胡床,是初由西域传过来的家具)。他是用这样一个图案画面来接见了匈奴的使臣。事后,曹操便派人和匈奴的使臣周旋,侦察他的观感意见。派去的那一个人,在谈话中.便故意问那个匈奴的使臣说:“你看,我们的曹丞相是哪一种人物呢?”那个匈奴的使臣便说:“很奇怪,久闻曹丞相的英名,但看来,只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平庸之辈。倒是丞相身边那个‘床头捉刀人’,大有英雄的气概,将来恐怕并不简单。”那个派去侦察的人,便回来据实报告。曹操一听,大为惊震,马上就意识到:“邻国有贤才,敌国之忧也”。此入不可久留,就暗地派人,在匈奴使臣回归塞北的路上,把他杀了。
    这个历史故事,充分说明曹操之所以为曹操,并不能如秦穆公,所以生前不能完成霸业。他当然也读过秦穆公渴求由余来归的历史,但在作为上,就大不如秦穆公的器度,“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的行为了!
  我们为了讨论《秦誓》的一段话,引申了历史上所载秦穆公的事迹,作为研究的说明。现在再回转来继续讨论《大学》后段“治国平天下” 之道的结论。必须重新提起大家的注意,在“治平”一段的内涵,我们把它划分为六个要点。
    第一,首先肯定以“孝道治天下”做为大经大法,这是他秉承儒家传统文化的不易信守,由此推广,以“敬老尊贤”为“治平”的重点,因此而和顺上下左有,终归于“絜矩之道”,为政治道德的准绳。有关“絜矩之道”的意义,我们曾经在上面讲过,就是至公至正的“持平”之道,或者也可说是公正的“平衡”作用。但在古文的用辞,就叫做“秉国之钧”的均衡作用。
    所以第二,就引用周朝中期卫武公“秉国”时期的政绩,说明怎样才能做到如“民之父母”,得到为人民所公推拥戴的荣耀。接着第三,说明既有人民群众和封疆“国土”,就须明白“财货”的分配运用,它与国家的权位,和民心向背之间有息息相关的重要。因此,第四、五两节,特别提出天命无常“惟(天)命不于常”的关键所在。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天下是人人的天下。它毕竞不是永远属于某一姓某一家之所有,唯“有德者居之”。所以必须“选贤与能”,以治其国,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要。总之,无论为“治国平天下”,或者为个人私家保有财富,必须要彻底了解“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的必然性。最后,第六,再重申提出政治伦理道德和财货分配运用的重心,只在于“义利之辨”。
    “大学之道”就是这样的一篇大论。这是曾子秉承“孔门之学”的“明德”外用的极则。但在最后一段结语,也是说明了自三代以下“家天下”的诸侯邦国政治体制,须要怎样均衡“财货”,和“经济”关系的“治国平天下”之道的一贯思想。从秦、汉以后,便一直为中国儒家学者们“经世治平”、“死守善道”的信条。

    民富即国富,国富则民强
    讲到这里,我又习惯性地想起两句常用的古文感言:“其然乎!其不然乎!”这样感叹,也就是表示问题并不简单,正须值得切实研究。不过。在研究讨论这一段结语,首先须要简单解释一下《大学》的原文。如说: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与人口消费来说)。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也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以及兼带手工业的生产情况来说)。
    这的确是千古不易的名言。无论是十八世纪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二十世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都不能否定他的卓见。
    其次,原文便说:
    仁者以财发身(这是讲,能知仁道的人,围善于运用财富,便可以发展一身的功名事业)。不仁者,以身发财(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来拼命搏斗,求取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这又是说到当家治国的领导作风,以及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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