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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原本大学微言-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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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问学”为主导的性理学风,更为一般后起学者所欢迎。自朱熹以后,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皆宗奉朱子的学派,最为杰出。虽然宋室的政权,已在风雨飘摇,垂垂欲堕的情势之中。但被历史认为促使宋朝灭亡的先后三大名相,如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也都是忠奸莫辨的人物。其实,是因为他们复兴无功,建国无能,又在学术思想和政治作为上矛盾冲突,就弄得灰头上脸,遗臭万年。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乱,但在宋理宗时期,真德秀仍以儒家理学可以救时的用心,作了一部名著《大学衍义》,极力推祟“大学之道”便是千古不易的“帝王之学”。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为四大纲领,引证经训,大旨在端正领导人皇帝的“君心”,严肃宫廷的齐家之道,排弃幸进者的当权执政等三个要点,都是针对宋室术代衰乱的情形而立论,所以更被当权者所忌惮。史称其“立朝十年,奏疏数十万言,皆切中要务”,终亦不免遭受排挤出局的必然结果。
  我们姑且大略介绍南宋宁宗庆元六年,朱熹死了,韩侂胄当权的阶段开始,正当公元—二○○年后的七八十年之间,北方的金国亡于蒙占族的元朝。南宋末代的宰相贾似道求和于蒙古,反而促使南宋早亡于元。这些历史往事,都是发生在十三世纪的阶段。也正是人类文化在东西方历史上造成一个偏见的论点,那便是由成吉思汗的西征,造成西方人至今误解东方人为“黄祸”,以及附会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魔鬼,与东方中国龙的图腾,连在一起,谬论连绵,形成畏惧和仇恨东方人和中国人的偏见心态。
    当然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因为不大明白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人做详细的研究,理出公平的理念。中国本土的学者,也往往随便跟随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凡是中国人便统称蒙古族。也不仔细研究分析中国各民族,尤其是汉族,它和印第安族与蒙古族祖先的血缘传统关系等等。希望将来的学者能正视这些问题,不要认为是不相干的事,而忽赂过去,造成人类之间的大误会。因小失大,恐怕为将来世界上有些人借此挑起种族主义,或有色人种的战争,那就更加罪过了!
    现在我们简单地了解十三世纪这一阶段的西方历史故事:当在一二○三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三年,即一二○六年,蒙古族的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诸部,自称“成吉思汗”。同年,东罗马帝国建希腊帝国于尼西亚。一二○九年,法兰西斯派修道士会成立。一二一二年,西班牙十字军兴。一二一五年,英王公布大宪章,世界才有宪法之始。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一二二二年。蒙古灭回回国(花剌了模),成吉思汗西征军逼近印度。一二二四年,蒙古降伏南俄罗斯诸侯。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死亡。一二三七年,蒙古人进入俄罗斯。一二三八年,西大食建格拉纳达王国。一二四○年,蒙古将领拔都征服俄罗斯,于第三年建钦察汗国。一二四—年,蒙古大破欧洲诸国联军。一二四五年,教皇英诺森第四派蒲郎卡皮泥东来。一二五○年,埃及马木路克朝兴起,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埃及奴隶王朝。同年,法王路易第九派罗伯鲁克到蒙古和林。一二五四年,第六次十字军终结。德国大空位时代开始。一二五八年,蒙古灭大食阿拔斯朝,开建为依儿汗国。一二六四年(甲子),忽必烈在中国北京正式建都,改年号为至元。一二六五年,英国创立国会,是为世界上有国会之始。意大利诗人但丁出生。一二六九年,元朝才由帝师藏僧八思巴根据藏文创作蒙古字。一二六○年,法王路易第九发起第七次十字车,到一二七二年终结。一二七三年,德国哈布斯堡家族开始。路德福第一被选为德帝(德国的大空位时代结束)。三年以后,即一二七六年,南宋灭于元朝。一二九五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仕于元朝,后返抵威尼斯。我们大略看了这些对比的东西方历史文化,既很奇怪也很有趣,好像十三世纪,便是成吉思汗的世纪,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到此划分界限,成为黯然失色,大不如前的转折时代。

    成吉思汗为何西征?
    从中国远古史上研究中华民族上古氏族社会的渊源和分化,问题很大,也很复杂,暂且不说。如果只从中国北疆的蒙古、满洲,以及汉代所称的“西南夷”,与苗瑶等各个少数民族的血缘渊源来讲,古人也早有说明,认为原在远古,与我们同为一体血脉相承的共祖。例如在清朝初期的雍正,曾经为了满汉民族意识的争端,便亲自写过一部《大义觉迷录》。他的论点,虽然一直没有被汉人学者所承认,但也不能一概抹煞,从中华民族史学的观点来讲,应该算也是富有创意的论文。至于大元帝师八思巴对蒙古民族祖先的来源,用了印度小乘佛学上的观点,另行“高推圣境”,那是针对元初开国的恭维话,老实说,是凭空捉影,在人类学上和中国民族学上,实在无所根据,不必再加讨论了。
    我现在首先提出几个观点,以供诸位及将来学者研究作参考。
    一、蒙古这个名词的来源,很可能是从西汉初期“冒顿”这个名词的变音而来。等于现在西方人称中国为china,是从秦的变音而来。冒顿,就是汉高祖亲征时,把他围困于白登的那个氏族。
    二、自汉以后,匈奴、乌桓等族,喜欢尊称他们所敬服的君长叫“汗”。事实上,是从仰慕汉朝的用意而来的。“汗”就是“汉”的同音语,只是为了区别,中国的历史上便采用“汗”字,而表示刘氏王朝所建国的“汉”字,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正统。匈奴、突厥因景仰汉室的威风,也自己尊称为汉,是要降格以从,所以便用一个同音的“汗”字来替代了。换言之,“汉”字也好,“汗”字也好,反正都是自认同样是一个“大汉”的民族。所以到了唐代,因唐太宗李世民和李靖在武功上的威望,突厥便全体降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这个尊称的含义,就是把中原皇帝称“天子”的“天”字,加在“汗”字前面,便成为“天可汗”了。换言之,就是推崇唐太宗为皇帝的皇帝。因此,在十三世纪的开始,铁木真崛起蒙古,便自称为成吉思汗,也正由这种传统观念而来,并不是从“汗马功劳”的“汗”字取名的。
    三、在中外的历史上,凡是原先居住在北方地区的民族,如果崛起南征,大多数必定会占领南方,统一全国的。中国的历史,是有很多次的先例。欧洲各国的历史也是如此。甚至十七世纪新兴的美国,也不例外。孔子也曾经说过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的异同,那是从地球物理,与地区民族性的科学观点上立论,理由太多,一时说不完,而民不是本书的正题,就不多说了。
    但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上,无论是从地缘政治,或战争史实上来看,从北征南,江山一统的次数多,如汉、唐、宋、元、清。从南伐北,除了明代一次算是例外,几乎没有失败的结局。其中的道理太多,牵涉太广,也只提到为止。
    四、成吉思汗在蒙古的崛起,包括他的子孙,在几十年间之所以西征东讨,南征北伐,无往不利的条件,并非天助,也不是蒙古军别有好勇善战的武功。实事求是来说,那是因为蒙古军在当时,拥有了世界上强大兵种的关系。这也就是佛学上说轮王须有七宝中之一的“马宝”。十三世纪的东西各国,虽然也早已知道使用骑兵,但使战马繁殖群生,加以严格训练骑射等武功,而成为集团作战的骑兵,却以蒙古军最为成功。这等于是二十世纪初期,用拥有大量机械化的坦克部队,以压倒性的攻势,歼灭地面上的陆军,当然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了。但也不要忘了,能够崛起而领导人群的人物,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加以宽大坦诚的作风,有德才有威的形象,最为主要。成吉思汗便是这样的一代之雄,才能培养发展出史无前例的骑兵威力。
    五、成吉思汗崛起后,为什么不先行南征,打垮金国,直下江南而统一南宋的天下,却偏要远征西域而打到欧洲呢?这个问题,大家似乎都忽略过去。尤其是西方的学者,过去素来不了解东方和中国的历史背景,所以只以“黄祸”这一个观念,用来概括蒙古或东方,甚至是所有中国人的野蛮了。
    如果你熟悉中国史,不要说上占或西周,你只要从秦汉开始,展开中国历代的历史记录,几乎不论哪一朝、哪一代,百年内外,或几十年之间,没有所谓匈奴、突厥等等从西陲、北疆进入的侵略战争,这种事件不一而足。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胡人”,就是指由西陲和北疆所有侵略中原的各个民族的统称。而且历代以来的胡人,其中大多数早已是胡汉交流的混血种族。不管如何,凡是从西陲北疆入侵的胡人,以畜牧为生,牛马羊及骆驼的繁养,首先便需要占领西北和北疆的蒙古草原,才能立足。而草原在中国西北的边境,根本就无法严格划界。因此,西胡、北胡的入侵,首当其冲的便是蒙古各族。铁木真(成吉思汗)从幼小孤苦的心灵中,深受他族侵凌之害,而且也明白西胡的祸害特别深,所以一旦崛起,趁着屡战屡胜的余威,就长驱西向。所以他对被征服的各国说:“因为你们犯有滔天大罪,我乃奉天命来惩罚你们的。”这便是他西征的原因所在。
    至于他当时对于在南方的金国,和更南方的宋朝,还没有可以南征的认识,一直到他死后,他的儿子们南进,攻下全国所属的潼关,才知道中原故国也不过如此而已。因此,才敢奢望华夏,但仍要先派人和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再到宋理宗景定时期,公元一二六○年,由忽必烈在东北的开平建都开始,才入主中国,统一海内。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以后经历六个皇帝,或三年,或四年,或十三年,一共加起来,不到三十七年,只有最后亡于明朝的元顺帝,也和忽必烈一样,在位三十五年。

    藏密为主下的儒家
    总之,无朝建国,先后只有九十年(从公元一二七七年起,至一三六七年止),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伤残性就非常地大。
    一、元朝当时的蒙古民族,因为久处在中国极北边疆的草原,历来都受西胡、北胡的侵扰,防御和战斗,便是个常生活中的习性,本来就缺乏文化的基础,并不像辽、金两个民族,早已受华夏文化的熏陶。因此,自忽必烈首先进兵西藏,便受西藏密教喇嘛文化的感染,非常信仰。尤其他更惊奇十五岁的少年藏僧八恩巴的学识和神奇,就尊为国师,请他制作蒙古文字。到了统一中国以后,便和西藏的喇嘛共治中国,把大小的喇嘛分布全国各地,主导各省、州、县的教化。而且当时喇嘛还是以原始西藏密教的“红教”为主,大都从事男女合参的“双身法”。因此,使这些戒行有亏的番僧,得以仗势奸淫妇,侵占贪污,不一而足,民怨沸腾。至于传统的禅、道、儒、佛文化,受到密教的摧毁,几乎已一落千丈,从此欲振无力了。
    二、蒙古在元朝的时期,本身种族人口并不太多,而且在西征到欧洲,北伐到俄罗斯,南征到中国全国,要分派各地统治的人才,根本就非常缺乏。因此,就把原先西征途中早期投降过来的人,都派出到中国各地,充当统治的官吏,例如马可?波罗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从元朝开始,政府下达民间的公文,就有“各色人等”,或“色目”人等的文句。所谓“色目”,就是蓝眼睛的人。“各色人等”,就是包括黄种、白种、棕色及黑色各种民族。中国的历史,在元朝这个阶段,也可以说已经有过人种血统大混合的一段经历了。
    三、在元朝初期忽必烈统治的时代,好在还有一个金国的遗贤耶律楚材担任中书令的相职。同时还有一个和尚出身的汉人刘秉忠,都是受忽必烈所信任的人。耶律楚材是当时金国的禅宗正统大师万松秀禅师的弟子,而且对儒家、阴阳家、杂家等学说,都有深造。他和元遗山一样,都是金国末代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修养的学者。当成吉思汗兵临印度边境时,因为接受他的劝谏,才没有进攻印度。刘秉忠也是兼通儒、佛和阴阳家之学的特殊人物。因此,而使元朝初期,渐渐受到儒家学说的薰习,才能保存元气。但元朝以来的儒家学说的理念,大部分仍是宋儒的传统,尤其是以受朱熹影响的传承为主。
    四、元朝的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除了崇信西藏密教的佛法,和藏僧喇嘛共治中国以外,渐渐也开始认识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而且受到一般儒家学者臣工们的影响。忽必烈死后,由他的第二个儿子继承帝位,史称为“元成宗”的铁木耳,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而且这篇封号的文章“制诰”,实在胜过历代敕封孔子的“诏书”,不知出于哪位儒臣的大手笔。如云:
    制曰:先孔于而圣者,非孔于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可加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於戏!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为圣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并赐诸王《孝经》,到了“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史称“元仁宗”的第二年,又诏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许衡,并从祀孔子庙廷”。但元朝宫廷内外的重要大臣及其族众,始终是信奉喇嘛的密教为主;尊重儒家,但为俯顺士大夫们的习惯而已。古人所谓:“善于泳者溺于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此,到了元顺帝的时期,便有韩山童等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起义,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人间救世。跟着便有方国珍、张士城、陈友谅,乃至朱元璋等乘时而起,促使其亡。元亡于明的这个阶段.已经到了十四世纪即是公元一二三三年至一三六七年,西方的欧洲,正当意大利人文主义开始发达,商业都市勃兴。英法百年战争的兴起,也正在这一阶段。德国的帝位,正由诸侯选举所产生。日本也正在分为南北朝的时代。西欧的文化,仍处在基督教神学昌盛的阶段。从一三七八年开始,罗马教会大分裂,直到十五世纪的一四一七年为止。
  东方古老中国的文化,经过元朝百年以来的摧折,由平民起义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汉、唐开国的规模。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大度,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虽然朱明一代,与汉、唐、元都是一统山河的帝制政权,但前追唐朝,后观清代,无论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有人说,汉朝四百年,是刘家与外戚宦寺(太监)共有天下;唐朝三百余年,是李家与女后藩镇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与宦官(太监)共有天下;清朝两百余年,是爱新觉罗与绍兴师爷共有天下。这样的史论,虽然过于笼统草率,但也蛮有道理的。

    为朱元璋做个心理分析
    我们在前面大概约略地提过,在整个的历史上,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有牢不可分的关系。这正是《大学》所讲“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则要点所在。
    明朝三百年来的帝室政权,之所以如此的阴暗,完全由于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来。他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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