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不做上海男人 作者:秦林-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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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内”的艺术
都说上海男人“惧内”。其实这种“惧”，也不都像山羊畏惧老虎那般真“惧”。在许多情况下，男人在老婆面前表现出来的“惧怕”只是一种假象，揭开这种假象的纱帘，走进男人的内心深处，你会从中找到不尽的对女人的禅让、取悦和诚纳。如果你想问他们这样的“惧内”有什么更深远的目的，想必谁也不会愿意直白地说：他的“惧内”其实就是一种计谋，一种策略。但计谋也好，策略也罢，有一点必须肯定的是，他们对女人都没有什么恶意，他们仅仅是想通过对女人虚荣心的利用来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如此而已。上海男人的“惧内”大抵就是“惧”于此列。笔者的一个上海朋友在谈起“惧内”这个话题时就兴致高昂地说：“我们上海男人能成功多半要靠老婆的调教。”此话怎讲？说到底就是上海的女人会当家，要当家，就先要把老公治好，不能让他无法无天——当然，这要看老公答应不答应。在上海，女人似乎不必为此而发愁，因为上海的老公们都很知趣：不就“惧内”吗？阿拉就“惧”吧，“惧”到侬阁心满意足为止。侬阁心满意足了，阿拉也就被侬阁爱死啦！如此看，一个男人“惧内”能“惧”到上海男人这番境界，那还真叫“惧”出福来了。但凡“惧内”者受众人所唏嘘，惟有上海男人却可以“惧内”为荣。因为“惧内”本意是对男人在老婆面前丧尽阳刚之气的一种嘲讽，而上海男人却将此当作一门艺术一般去领会，去演绎，去变通，去运用。用句风趣的话说，他们本身就是一出出“惧内剧”的导演兼演员。孙康宜读完龙应台的《上海男人》，就发表过这样的一段评论：“上海有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权。”（①孙康宜：《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一般都配有钱包。这个钱包除了老婆给配的，其他人是无权乱送的，即使他一再说明是自己购置的，也不会得到轻饶。再者，他的钱包的“容量”也是有“标准”的：里面该放多少钱，老婆都有硬性规定。从小资水准看，上海男人钱包里的钱数少则500元，多则1000元，那也都是老婆每天给“安排”好了的：少了给他加一些，多了就会从中抽出一些。但男人必须遵守一项规则：钱的去路要给老婆有个交待。如今社会，物欲横流，钱与色的陷阱给许多的家庭增添了不安定的因素。但在上海，男人们不管是富是穷，也不管有贼心还是没贼心，一个个好像都是早就被老婆拿捏好了的、既疼老婆又顾家的模范丈夫。听说很多地方的男人很潇洒——宴聚酒吧ＫＴＶ，保龄DJ桑拿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再有味也是不带老婆玩。因为这类场所绝不宜于夫妻共享。谁要是胆敢带老婆上如此之地，那么，他心里就先得把老婆想像得像只“母狮子”再说。会妥协算不上什么智慧，只有会利用妥协才是真正的智慧。对男人“惧内”的理解也是如此。上海男人就像会享受生活一样，把“海派版本”的“惧内”运用到极致——他们运用这种办法成功地改造“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女人；他们运用这种办法顺利地俘虏了对男人有极端“统治欲”的女人——然而上海男人“惧内”的本事并非都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当中更多的人是先领教过三个两个回合雌威的厉害，吃过三次两次雌威的亏——就这些，已足够让他们“悟”了。他们悟来悟去，悟出了一条“通则”：“惧”是为了“治”；有目的的“惧”就是有目的的“治”；“惧”得越像，“治”得越好。我想现代人若套用古人的“三十六计”来治家的话，该加新一计，谓之上海男人“惧内计”了。
沪版的“家庭体制”
很多外地的女人既嫉妒又羡慕上海的女人，因为上海的男人知道怎样顺着女人的意，忍得住女人对他耍性子、耍脾气、耍雌威、耍赖皮。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家庭中的丈夫就像是被妻子的“怀柔”政策所“赎买”和软化的角色。上海女人总能给家中的男人赐以一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足够让男人自觉地成为全能型男人。所谓全能型，就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也就是在外要像绅士，在家要会理家务。提起家务，上海男人还真无愧于普天下男人的模范了。上海男人是怎样撑起这个模范称号的呢？一个上海网友以他自己的经历在网上为我们介绍了如下经验：在训练我做家务的方面，妻显得立意高远，不骂不催、不“作”（极传神的沪语，如要说清全部含义须半个星期的日记，简言之：富艺术性和创意，让经受有的人生不如不死的感觉的那种‘闹’），全靠一个“哄”字诀，全由各式的表扬组成，那时候我没有社会经验，简直是主动地被驯服了。我想过，像北方的大老爷们一样坚守金刚之身不坠轮回，坚决不做家务，妻的态度明摆在那儿，只要我说这句话，她不会回娘家的，准会自己动手干的……我仔细盘算，觉得不做家务实际是亏大了，想想，你要了这权利，必得放弃其他的权利，那些北方的爷们除了可以甩手不干活以外，家里哪还有什么地方容得他们开口施政的？再说，从此往后几十年，对于咸淡软硬你只有吃的份，要议论，一句话就噎死你：“自己做。”……到了小孩子出生，我原先指望的“外援”都落空了，便独自一人把“月子”给包办了，8月的天，我没让她娘儿俩沾过生水，全部都是先烧开后冷却的熟水。那一个月，我的全部文化活动是看了30期的《新民晚报》。从此，谁都甭想用“家务”两个字吓我。后来，我又远离此道，那是妻顾恤我的身体。有时候想想，被“家务”这两个字折杀的英雄好汉其实是不少的，男人们在这个关节是上失分不少的，我见过畏于此而不敢结婚的，更有不敢离婚的，比如一个人怎么带小孩。笑话，那狗妈妈能把虎崽子喂大，当爹的就不能领个把孩子？男人被女人吓坏了，在这个小问题上……（①新浪网（佚名）：《上海丈夫》原文已作改动）尽管这个网友自始至终没有提到“惧内”，但从他对各种家务活由“逃跑”到“甭想用‘家务’两个字吓我”的认识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内心对“严妻”潜藏着的“敬”与“畏”。然而能把这种“敬”与“畏”转化成一种自觉干家务的动力，这就需要一种勇气，一种能“慑”于妻子的“阴威”而放下大老爷儿架子的勇气。这种勇气在外地尤其在北方的男子汉们来说难乎其难，但对上海男人而言，则不失为易事。说来也是，不就是多做点家务就能讨得女人欢欣吗？阿拉听从侬阁啦！前些年《中国新闻》发表的一份调查显示：在上海，90％的家庭由妻子掌握日常经济支配权；80％的家庭中，烧饭、洗衣等家务均由男子包揽。这份调查数字似乎可以表明这样一个社会认识：上海家庭真有点像阴阳颠倒，女人是主男人是从。如果人们把这种“不平等比例”完会归咎于男人“沪版”的“家庭体制”的依顺的话，那么我相信，如果有人试着给上海男人强加一些自信剂，必会有众多的上海男人不再愿意无条件地将这种“沪版”的“家庭体制”进行到底。除非他在工作上无所收获，在事业上无所盼头。事实也是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市政府出台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上海的机遇来了，上海人的机遇也来了——缱绻在家中聆听老婆的教诲围着锅台转的男人也随之减少了。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海派家庭以丈夫做家务为主的仅占5。3％，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仅承担购物和洗碗；57。6％的海派家庭以妻子做家务为主，另有一些家庭则是夫妻共同承担家务。此外，在共同财产支配方面，多达29％的丈夫承认自己的消费高于妻子，78％的丈夫认为自己用钱从没有不自由的感觉。尽管这种比例和全国家庭的比值还不能相提并论，但这也足够证明，上海男人打心眼里并不只钟情于家务，更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窝囊到只会以家务为荣的地步。
第五卷第二章
上海男人的婚恋观
“沪版”的“门当户对”
男女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这并不是上海人的专利，而是中国传统遗风里有关男婚女嫁的文化思考定式。这种定式在主流上秉承了古人对“郎才女貌”的道统的褒扬，以至影响后人。时至今日，在文化生活相对落后的农村，人们仍旧可以大言不惭地谈论“门当户对”，甚至以“门当户对”为天经地义，以“门当户对”为荣——究其因，想必有二：一是为面子；二是为光宗耀祖。城里的人因为受现代新文化新思维影响，在考量婚姻嫁娶时便不再将“门当户对”作为“不二”之选，即使非“门当户对”不可，那也只是排在其次的地位。上海作为中国新文化新思维的标志性城市，在诟病传统文化的愚顽中，不当其他城市的排头兵，至少也不应该落后于其他城市才对，可是，事实上如今上海人的“门当户对”情结却丝毫不见消退的迹像。别说上一辈人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婚姻嫁娶有“门当户对”的要求。即使是年轻人，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但凡对门不当户不对、双方条件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婚姻嫁娶都会毫不吝惜背后的嘲笑。“门当户对”——在上海人心目中可谓根深蒂固。然而上海人对此的解释却颇头头是道。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个上海的朋友陈一道去喝另一个朋友黄的结婚喜酒，一路上，他就喋喋不休地向我为黄的婚姻鸣不平。说是“黄太亏了，一个大学本科毕业、有人品有长相有前途有志向的才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裁在一个村姑裙下，可惜，太可惜了。”陈在一番“慷慨激昂”末了，还要补上绝对“沪版”的感叹：“啧啧……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喜酒，要是在我们上海，肯定是没人去喝的哩！他不要这张脸面，朋友们还要这脸面呢！”我对陈的这番话十分不以为然，便有心替黄反诘他：“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像你们上海人那样固守着‘门当户对’的老古董！”“‘门当户对’有什么不好？”陈非但没被我“镇”住，而且还愈发“嚣张”起来了。他说：“你以为像小黄这样的婚姻就能说明文化的进步了？愚蠢！‘门当户对’恰恰体现了人口高素质化前提下婚姻的平等关系。当然，这种平等也不是绝对的，最能让人接受的是，男人的条件总要比女人略强一些，而不是像小黄这样，双方相差十万八千里。走着瞧吧，过不了多久，这对子保准出事！”这“乌鸦嘴”接着又向我列举了上海人常用的一种比喻：在一切被人认同为“般配”的婚姻中，大抵是男人处于“上只角”而女人处于“下只角”，如果这两只“角”出现换位，那必定要阴阳倒挂、乾坤难卜了。当然，这只是过去。现在上海的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在过去，女人从“下只角”嫁到“上只角”是值得庆贺的。如果女人是“上只角”而男人是“下只角”，邻里在其后面就会叽哩咕噜地议论“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云云。如果是一个上海男人娶了个外地户口的老婆，那就更不得了啦——先是婆家亲友一开始就看不起新娘子，可想而知那刚过门的媳妇也必然会在众人前“唰”地矮了半截。问题是，都照着“男上角”“女下角”这种婚姻“规则”一脉相承，就会出现一些男人娶不起的女性。这些女性哪里去了？人们可以回想一下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海出现的“剩女不剩男”的怪现象，而那些所“剩”下来的“大女”，绝大部分的各方面条件都是相当“棒”的。为什么成了“大女”？一句话，没有找到能“般配”的“门当户对”。其实，在“门当户对”的定式下，上海女人累，上海男人也不见得轻松！他们不但要接受女方对自己的考量，同时自己也要恰如其分地考量女方。恋爱的过程本身就是彼此感情考量的过程，除感情之外，还有与婚姻相关的各种条件的彼此考量。比如未婚的上海男人，从心底里谁都想能娶到一个好女人做妻子，问题是，好女人对自己的意中人也都有自己的考量标准。男人要把好女人娶为“下只角”，首先自己先得像个“上只角”的样子。一般而言，“上只角”由“先天”和“后天”两部分组成。所谓“先天”，大抵是由“上海”这个符号而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地区男人的“部落自豪感”。上海男人一向以“身为上海人”引为自荣，原因就是上海这座城市很优秀，优秀的城市自然产生优秀的“户籍人族”。这种“户籍人族”的优势，正是他们滋生“先天性”“上只角”的资本。所谓“后天”，则是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哪方面弱就在哪方面予以弥补，尽量地达到让女方满意的“上只角”标准。从文化素质到社会地位，从经济收入到车房股保，从仪表仪容到言谈举止，诸如此类，在“沪式”“门当户对”的“门槛”里，未婚的上海女人对男人无一不是苛刻的。上海男人累，就累在这里：他们似乎从懂事开始就是为迎合女人“成龙”的考量而活着。毕竟，“后天”的“龙”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长期努力争取的积淀。
“剩女不剩男”归谁之过？
“门当户对”乍听起来似乎很合乎男女般配的自然情理，但这种情理决不能成为婚姻的准则，更不能作为婚姻必备的条件。它导致了许许多多真爱的恋人放弃成婚的权利；更由于“男上只角”、“女下只角”情结在祖祖辈辈上海人心中根深蒂固，使得十几年前传说在上海的“剩女不剩男”现象到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争的真实。“剩女”剩了什么女呢？才女！在知识与经济整体贫脊的年代，才女是社会的“尢物”，加之政客们几番过滤，才女一般是没有婚姻之忧的。然而在男女从小就被赋予平等教育发展权利的今天，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和男性一样成为“上只角”的才女俯拾皆是，传统认知里“女上只角”是不能下嫁“男下只角”的，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到了婚龄的才女一筹莫展，她们在地位上虽处于“上只角”光环里，但一旦下嫁“下只角”，心里又难以承受的“公允”之轻，因此她们一开始无不是按各自的理想挑啊挑，挑来挑去挑不到能与自己“般配”的对象，挑到自己的青春年华渐渐褪去，挑到对婚姻万念俱灰，直至干脆关闭情感的窗口，甘当无牵无挂的独身女郎。因而“剩女不剩男”便也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