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不做上海男人 作者:秦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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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货”，不是指外国货，要真是外国货，上海人扔钱都来不及，他们心里的“外货”就是上海以外的国货！这种事，男人又是充当急先锋：“洋装虽然穿身上，我心依然是上海心”，因此，他们的西装领带的牌子自然是“非沪即洋”；啤酒被人称为男人的饮料，上海男人的明知上海生产的啤酒不怎么样，但他们宁可喝“洋”的也不喝外地的好啤酒。谁要是想在上海喝外地的好啤酒，对不起，你就要接受变相的惩罚（价格卖得比洋啤酒还贵）；想到书店买些孩子读书用的参考书籍吗？什么这版那版的，除了京版，上海男人只认识沪版。有人说，现在的上海男人不像过去的上海人那样排外了，而我却不这么认为。仅从依旧不改的嫌“外土”、在外地人面前讲上海话这两点看，上海男人排外的思想就依然很浓烈。之所以不再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地欺负外地人，那也是因为土著人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新移民潮肢解了的缘故。而这些移民中，大都是有背景有文化有实力有地位的人，上海男人在这些人面前或多或少会有某种说不清的脆弱与胆寒。但一旦遇上面目颇似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下人，上海男人的排外本性又会得到充分暴露。据报摘，有位在上海某出版社工作的江苏人，开着一辆江苏牌照的桑塔纳，他时常遇到这样的事：在一条拥挤的马路上，他规规矩矩地跟着前面的车等候前行，这时候往往有骑车的上海人用手敲拍他的车窗，仿佛堵车是他的过错。他淡然一笑说：嗨！不就是欺负外地人嘛！另一位在京城工作多年又回故乡的上海人，因为习惯成自然地一口普通话居然经历了这样的尴尬：一个下雨天，他在单位办公大楼前的脚垫上蹭蹭鞋上的水，免得踩脏楼里的大堂。没想到，他自认为很文明的举止却惹来了保安的喝斥：“喂，别在上面踩！”他气愤地用地道的上海话告诉他的同乡：“你知道吗，上海人没什么了不起！”而那位保安则惊奇地迸出一句：“哦，原来你也是上海人呀！”（①《光明日报》：《文化改变着上海人》2001/07/20）
国人为什么爱“爆”上海男人的笑
世界上什么样的人最可笑？这个问题似乎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的答案。其实，只要大家一留意便会发现，那些既没什么本事但又善于一本正经地张扬自己的人正是不断制造笑料的人。比如一个人逢人便说自己的爸爸在国务院工作，人们本来很钦佩，但后来人们知道他的爸爸原来仅仅是在国务院当一名保洁员，你能说这个爱张扬的人不贻人笑柄吗？再比如，有一种人仅仅在外表上的某些方面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特质，他便在众人中把自己标榜为“国际男人的样板”，但当人们发现他更多的方面连“老土”都不如时，你说这个“样板”不也是一种莫大的笑料吗？然而，如果你与上海男人相处久了，便会发现，与这类笑料相差无几的事儿俯拾皆是。如果多个人与上海男人相处久了后又聚在一起，那么，有关上海男人的笑话便能装出一箩筐。然而笑来笑去，人们又会找见另一番感受，那就是：上海男人真的不像男人。把他们当作“国际男人的样版”，那么世上的男人该死光光了。上海男人既可笑又可气之处莫过于他们的自私与小气。因为一点点的私利，他们可以放弃一切的谦让和应有的随和，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占别人的小便宜而没有半点的自责。比如“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上海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①易中天《《上海滩》》）这种顾己不顾人的行为若发生在一个缺乏教养的女人身上，或许人们还会给予一定的理解，但要发生在一个自称素质是全国第一位的上海男人身上，人们可以再想像一下那一幕的情景会是咋样？无怪乎人们在气愤之余还要“爆”上海男人的笑！爆笑的东西往往是出自于杜撰，几乎没有真人真事也没有人去信，但却从某种角度上反映了被爆笑的人的精神面貌。比如，人们谈论到上海男人的小气，但凡我所能听到的笑话大都是出自人们超凡的想像力。像“喝醪糟都上脸”、“鼻涕当盐使”之类有损男人的人格尊严的比喻，人们似乎都习惯性地往上海男人身上扣。这还不够，前些日子我就听到这样两个小段子：一段是说一个上海男人在一家餐馆吃馄饨，吃到末了突然问店家，“你这碗馄饨怎么少了一个？”另一段是说一个北方籍的妻子在别人面前就这样数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睡觉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关于上海男人小气的笑话不但种类多，而且版本也多，人们杜撰起来也特别放肆，但又栩栩如生，问题是听者只要不是上海人，多数人会听得津津有味，而且还时不时地也搀入一些同样可笑的上海男人的笑话。同类情况要是轮到其他城市，显然没有他的市场。外地人“爆”上海男人的“笑”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上海男人身上的一些自私与小气的固疾确实贻人笑柄。对于笑柄，若不“爆”之以“笑”，指不定上海男人“傲”得要踩着天走路了。上海男人也知道，在上海以外的人们口中传说的很多有关上海男人的“爆笑”故事很荒谬。所以，上海的男人觉得很委屈，也很窝火。但委屈也好，窝火也罢，上海的男人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天大的事也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准则”。即使动不了手动笔也未尝不是一种文明的自卫，于是前些日子市场上出现了一本上海人号召全国人民《向上海学习》的“好书”。孰写书人不知，这本书出版后，上海男人又增添了多少贻人笑柄的素材！还有一种纯属于误解嘲笑者用意的，以为人们的嘲笑完全是冲着上海男人“怕老婆”而去的，于是仍以上海男人惯用的“文斗”方式出现，不吝言词挖苦嘲笑者。比如张远山在他的《世纪中国》中就提到：“国人嘲笑‘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其实指的是不像典型的中国男人，而典型的中国男人，恰恰是毫不尊重妇女的大男子主义者。因此，嘲笑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就是嘲笑上海男人居然身为男人却不欺负女人，就是嘲笑上海男人居然身为男人却不是大男子主义者。而按照典型的中国逻辑，只要不欺负老婆，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就是小男人，就是怕老婆，于是理应受到嘲笑。”读张远山这段表白，让我想起了什么叫心里发虚。因为心里发虚的人总是要找一种绝对的理由来为自己壮壮胆。但张远山以这种莫须有的骂街方式来诋毁国人，正也是充小人为君子的一种具体表现。他指认国人嘲笑“上海男人不像男人”是由于怕老婆，这就是小人，谁不知道，怕老婆是整个南方男人系的“通病”？之所以把此“通病”归之于上海男人独有，然后说仅此而被国人嘲笑，我想无非持有两种目的：一是为上海男人身上真正值得国人嘲笑的那种小气、虚伪、粉饰、琐碎的弱点欲盖弥彰；一是借机以上海男人的名目巧言令色地嘲笑“典型的中国逻辑”。他主张嘲笑上海男人是一种“中国常态”的“人性丑恶”，惟有“上海男人是中国男人中最文明、最有知识、最尊重妇女、最守信用、最敬业、最符合现代精神的一个男人群体。中国其他地方的男人应该向上海男人学习，而不是嘲笑和奚落他们。因为愚昧者、野蛮者、无知者、不尊重妇女者、不讲信用者、不敬业者、不符合现代精神者对上海男人的嘲笑，只会加剧中国人的传统陋习，只会推迟中国的现代化，只会阻碍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①张远山：《世纪中国》）读《世纪中国》，方知张远山不过又是个典型的海派笑料罢了。
何必与“全国人民”“为敌”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格格不入，说明格格不入的两方各有各的问题；一个人和很多人格格不入，说明这个人自身有问题。当“上海男人”被有关媒体善意地作为话题让公众讨论时，竟在全国各地引发一阵阵“讨伐”，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上海男人自身确确实实有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抵触的态度，对揭示其问题者以牙还牙，以讽还讽。在“上海男人论坛”里，我就很难发现有谦逊的“海内派”。好不容易在最近和一本由上海人自己写的书里发现了这种“谦逊”，文章承认“上海男人，在中国女人的漫画图景里，已经成了一种类21世纪的会说话的工具，是中国男人雄性力不多的中性动物；在上海男人自己眼里，那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①《向上海学习》石磊等著）我以为这是替上海男人进行的一番反思。当我把这本书读完后，方觉得作者全然是借“向上海学习”的“战斧式口号”来昭示上海人的种种优点。学习就学习吧，把“全国人民”为靶子，捕风捉影地进行羞辱、嘲讽，这岂不意味着向“全国人民”掷“板砖”？后来再一看作者，原来所署的石磊、七格、袁敏等三位后生均系上海人，便释然了。因为这就是上海人最惯用的说话方式。女人也是如此，男人也莫过于此。上海男人的说话能力确实是很有一套。他们好像生来就是“政工干部”的料子，他们虽不像广东男人那样说话慢条斯理，也不像北方男人那样骂娘开道，但他们确实有一种让绝大多数男人永远也学不来的、自成一格的语言表达能力，说起话来娓娓动人。一般人实在很难在他们的话里挑出什么毛病。这也许正是中西语言文化在上海男人身上最合理的综合表现。上海男人的语言是中国的，但表现力是杂糅中西的。不能否认的是，任何地方的男人身上或多或少地都带有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遗痕。比如反映在北京市井男人身上的那种油、痞、懒、吹等特性，就会让人联想起务虚不务实的八旗后裔；比如反映在广东市井男人身上的那种忙、猾、忍、阔等特性，恰恰映衬出这个城市多少代以来一向以商为本的内蕴。当然，北京的男人也好，广东的男人也罢，都有排外的现象，因此也都逃不离被外地人所诟病。但必须承认的是，人们诟病北京人和广东人都不像诟病上海人那样，矛头直指上海男人。这是为什么呢？对此，上海人的《向上海学习》用自己的说话方式，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解剖”。中国人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学会了“打倒”这个书面语，并且用得如疱丁解牛般迎刃有余。先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再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再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再是打倒苏修反动路线，再是打倒黑五类臭老九，再是打倒官倒。还好，90年代之后，社会越来越法制化理性化，“打倒”这个书面语终于被自己打倒了。中国人即便对愚蠢的***及死不改悔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硬派，官方的语言也只是“打击”、“揭批”、“反对”等词语。原先那种比较情绪化的用词，几乎是销声匿迹了。想来想去也是的，如今到处都成了国际友人国内同胞，哪里还有什么一整块大大的坏人肉身，还能供你去打倒后还能踩上一万只脚的？可是寻常老百姓过日子，磕磕碰碰总会积点怨气吧？战争时期还可以全出在敌人身上，可到了和平时期，这怨气又能出在哪儿呢？总归得有个宣泄的口子吧？否则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老百姓的智慧真是如同大浪淘沙，掏啊掏啊，他们终于“掏”到了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做这块刀俎上的鱼肉，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首先，他们形体比较修长，或者说细长，不符合好汉所要求的膀大腰圆的标准。中国人个个都知道水浒，什么样的长相算是好汉一条，人们可是清清楚楚。其次，他们性格比较文静，或者说文气，不符合好汉所要求的冲冠一怒的条件。中国人个个都知道三国，什么样子的脾气算是英雄一个，人们也是明明白白的。读过这段话，让我突然想起同样也是上海版本的一段小故事：一个小孩吐痰吐在一个过路人的皮鞋上，遭到那个过路人的呵斥：“你怎么这么没教养？”小孩哭了，这时小孩的母亲走过来，拉着小孩的手说：“孩子，没看到人家是大人吗？你是小孩，小孩应该让着大人。懂吗？”从这段落小故事里，我觉得“全国人民”就是那个过路人，上海男人是那个小孩，《向上海学习》的作者是上海男人的母亲。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因为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得有谁能洋洋洒洒地著一本厚厚的书来“号召”天下人向自己的地域学习的魄力。向上海学什么呢？首先得向上海人学习。学习他们宁可被“全国人民”“打倒”也“不跟全国人民斗嘴”的“涵养”。当然，并“不是上海人笨嘴拙舌，上海人也不缺理论工具，上海人实在是觉得加入这样的争论，无趣兼无谓（味），一点也不实惠，远不如去忙别的事情。”作者之意无非是说：我们上海人都是干大事的。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小人们”对我们无中生有的置喙。既然如此，那就真正地做出些姿态，让“全国人民”在上海人面前自惭形秽，而不是以“向上海学习”的名义嘲讽“全国人民”。因为这只能引起更多人对上海人的反感。即使说上海男人有让人可学之处吧，你大可以有理有据地表明上海的男人特有的“文气”和“文静”，但你不能把外地人对上海男人善意的批评说成把上海男人当“刀俎上的鱼肉”；你大可以说上海男人连“吵架都很文雅”，但你不能把外地人亲历的事例说成是无事生非的“虚拟拷问”或“虚拟批判”；你大可以以“我就是上海男人”而自豪，但你不能因为外地人不喜欢上海男人而说人家是“酸涩的口水”；你大可以说国人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才不具有上海男人那样的“算计”本领，但你不能把“聪明”的上海男人当作国人“愚昧”的“打倒”、“打击”、“揭批”、“反对”的参照物……再说了，《向上海学习》难道就没有文过饰非吗？我看也未必尽然。因为我接触过太多的上海男人，除了他们的穿衣打扮之外，要是真的让我从他们身上找到“文”，我只能从他们“非武”方面去反证了。作者的逻辑莫非正是“非武即文”？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待后面再去探讨。《向上海学习》一书出版后，一向对图书炒作现象持谨慎态度的《新民晚报》对其做了一篇题为《上海人终于说话了》的报道，作者说：“此书一出，似乎是给了全国人民一个信号，一向沉默的上海人，终于要站起来清清嗓门说话了，而且上海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上海人“一向沉默”？不见得吧！比如笔者在读《向上海学习》之前，就读过一篇题为《我就是上海男人》的文章，作者马尚龙。马先生是沪上哪路文坛精英我不知道，但从他挖苦之能事来看，使我想起了“文革”期间的上海文痞姚文元。姚文元的“本领”在于只需用三两句自嘲式的反语就能在全国上下掀起一阵阵的群众斗群众的狂潮，而马先生则是三两段落话就可能引发上海男人仇视“全国人民”！请允许我援引马先生文中的几个“段子”吧：上海男人就是那么矫情。上海男人也看足球，但是寒冬腊月还赤着膊为本地球队叫嚣的兴趣，肯定是不会有的；上海男人看球也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