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云路2夜与昼-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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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海，你他妈的也装开蒜了。中国能有多大？他那号人掌权，咱们干什么？”　　
　　“行了，别说了，不同政见者来了。”凌海扭头看了看，拍了拍赖平和顾晓鹰的肩膀。黄平平正在朝这儿走来。“对她得防着点，别是刺探情报的。”赖平看了黄平平一眼，压低声音说，“和李向南是一路货。”　　
　　这时，院子里突然有个女人破口大骂。　　
　　人们不知外面出了什么事，喧嘈声低下来，舞曲也停了。最后整个房间都静了。人们面面相觑地呆在原来的位置上。　　
　　骂声在深夜的黑暗中显得格外响亮：“你还要脸？要脸就不要干不要脸的事。过去你有权有势，搞女兵、搞护士，搞得够半个排了。没冤枉你吧？现在没权没势了，不能在外面胡搞了，跑到家里乱搞。《红楼梦》里有人扒灰，你也扒灰。你这当爸爸、当公公的要脸吗？儿子是你的，不是我养的，我不怕嚷出来难听。……”　　
　　房间里的人们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难堪。空气似乎也凝冻住了。　　
　　凌海紧咬住下腭，脸色变得阴沉铁青。他目光可怕地一步步慢慢向小兰走去。小兰一点点瑟缩到角落里，眼里噙着屈辱和恐惧的眼泪。她像只无助的羔羊眼看着狼逼上来，可怜地颤抖着。凌海抡圆胳膊很响很重地打了她一记耳光：“你给我滚出去。滚——”　　
　　小兰捂着脸无声无息地走了，像片树叶一样地消失了。　　
　　屋里依然是尴尬的沉默。　　
　　凌海一伸手按下录音机键，舞曲又响了。他把音响开到最大，然后脸色阴沉地挥了一下手。人们相互看看，纷纷不自然地说起话来，重又邀起舞来。他们力图尽快打破这个令人难堪的局面。　　
　　人们在舞曲中旋转着，喧闹声又响起来了。周末俱乐部照常进行着它通宵的活动。　　
　　凌海又走近顾晓鹰这伙人，他的脸色除了略有些阴沉外毫无表情。“还接着说你们的事吧。”他平淡地说，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　　
　　“对对，咱们还接着说。”赖平立刻应和道，似乎人人都有责任打破刚才尴尬的气氛，“咱们刚才说什么来了？对，咱们说李向南来了。”　　
　　“你刚才说那份‘内参’也不一定太有力。的确，而且，上面老头子们也不一定都能看到。”顾晓鹰看着赖平补充道。　　
　　“对对。”　　
　　“对什么？”凌海平静的目光里突然露出不耐烦，“‘内参’没力量不会再搞一份材料？老头子们看不到，不会想办法往他们手里一人送一份？”　　
　　“对。”　　
　　“还有，你在你老子那儿多使点劲儿，不就都有了？”凌海又对顾晓鹰阴冷地说。　　
　　小莉站在一旁，急速地思索着这一切。　　
　　　　
　
　　　　　　　　　　　　　　　　　　　　　　　　　　　　　　　　　　　　　　　　　　　　　　　　　　　　　　　　　　　　　　　　　　　　　　　　　　　　　　　　　　　　　　　　　　
　　　　　　　　　

第十章　　
　　和李向南告了别，黄平平往家走。快到南池子大街的街口时，她又回转身站住，远远看见公共汽车驶到站，李向南提着行李上了车，车门一关，呜呜地很快驶入灯光浩瀚的天安门广场，远去了，消逝了，她这才一笑——笑自己这样张望——折转身回家。　　
　　天安门广场夏日的夜晚有一种独特的色彩和韵味。它像个黄色的大灯笼，朦胧而温热。宁静，不是清淡透明的宁静，而是那种溶化了过多白日的喧闹后的一种黏稠混沌、隐隐带着嗡嗡声的不透明的宁静。　　
　　进了胡同，黯淡的路灯光下，远远看见大姐黄春平（瘦高的个子，短发，细长的脖子，一看就是她）大姐夫曾立波正在院门外不远处歉疚不已地送别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两个儿子，十三岁的大海，十二岁的小海，跟在他们后面。小海怯怯地低着头。　　
　　“我们没教育好，给学校和老师添麻烦了。”　　
　　“还麻烦您跑一趟。今后一定好好教育他。”　　
　　“我当班主任的有责任，咱们以后相互配合吧。”那个妇女显然是孩子的老师。　　
　　“平平，回来了？”春平送走老师，看见黄平平打了个招呼。　　
　　“怎么了，大姐？”　　
　　“小海的班主任家访，小海在班里欺负女同学。”　　
　　“你好好站着。吊儿郎当的，简直像个小阿飞。”曾立波冒火地指着低头原地溜达的小海吼叫着。小海哆嗦了一下，站住了。　　
　　“好了，跟小姨进去吧。好好认个错，写个检讨，保证以后不再犯。”黄平平摸着小海的头说道。　　
　　“不要。”春平说，“我们领着他到外面走走，找个地方谈谈。”　　
　　“那让大海跟我一块儿回家吧。”　　
　　“也不要，他最近学习一塌糊涂，马上就要考初中了，还不抓紧。也要和他谈谈。”　　
　　“回家谈吧。”　　
　　“家里太乱了。”　　
　　“又是谁和谁吵呢？”　　
　　“那就别说了。等你回去，‘节目’可能又变了。”春平说话总是那么细声慢气的，“平平，你准备明天开始管家？”　　
　　“我起码管一两个月吧。二姐不是要陪着爸爸出国吗？”　　
　　“唉，咱们家也够乱的，你怎么管啊？”　　
　　“那让谁管？”　　
　　春平想说什么，无奈地叹了口气：“好，那你先回家吧。”　　
　　迎面惨淡的路灯光下是青灰色的砖墙，布着一片片苔藓；呆板寂寞的方形门洞黯黯的；两扇油漆斑驳的沉重木门老气横秋地半掩着。这是一种既沉闷窒人又嘈杂哄乱的家的气氛。这么一大家子住在一块儿，又怎么能不乱呢？拉出个人物表来，谁也会咋舌摇头的。　　
　　大姐春平、大姐夫曾立波都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现在都在建筑设计院工作，每天忙得连管儿子的时间都没有。　　
　　大哥卫华，三十五岁，插过队，当过工人，上过工农兵大学，现在工厂的职工子弟学校教物理。大嫂赵世芬三十一岁，在饭馆开票。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　　
　　二姐夏平，是个三十四岁的老姑娘。　　
　　三姐秋平，三姐夫梁志祥，在外地插队后当了工人，刚调回北京，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　　
　　二哥小华，二十九岁，从内蒙古兵团病退回来，在工厂当工人。　　
　　四姐冬平，二十七岁，外语学院刚毕业，在等待分配。　　
　　她——黄平平，最小的一个。　　
　　一家之长是七十多岁的父亲黄公愚，东方艺术协会的主席。　　
　　还有，就是跟随他们家几十年的老保姆祁阿姨了。　　
　　三代十六口人挤在一个小院生活，原本就嘈乱；前年母亲去世，又使这个大家庭失去了惟一能维系的中心，从此这个家就更显得败落了。父亲除了把工资的绝大部分供给这个大家庭外，对全家人毫无维系力。后面，胡同尽头处，远远传来大姐夫的吼骂声，小海的哭声、大姐的嗔斥声；前面，院子里传来时高时低的吵架声。她硬着头皮推开了半掩的大门（这门的沉重每次让她感到沉闷与压抑）。　　
　　从明天起，她就要接手管这个家。她要好好治理治理它。　　
　　面前已经是小小的四合院了。四面连客厅、厨房在内共十间房，亮着灯或黑着灯。厨房里响着大嫂赵世芬泼辣的吵嚷声。　　
　　“你打孩子干什么，你不会和他好好说？”春平一把拉住丈夫的胳膊——丈夫的胳膊因暴怒而绷紧着——却被一下甩脱。　　
　　“我就要打，你不要拉。”曾立波吼道，“小小年纪就学得这么坏。他那不是一般的欺负女生，简直是调戏。是小流氓。”他抓住小海的胳膊，使劲朝他屁股上劈劈啪啪打着。小海嗷嗷叫着，转着往母亲身后躲。大海害怕地藏在路灯的阴影里。　　
　　“你疯啦，这是你孩子你知道不知道？”春平挡住孩子，又气又急。　　
　　“你挡什么？这样的孩子我不要了，我打死他。”曾立波又抓住小海使劲打。　　
　　“你要打死他是不是？你要打，打我吧。”春平拦挡不住丈夫，她声嘶力竭了。　　
　　“就是你们一天到晚惯孩子，才惯成这样。”　　
　　“你们是谁？”　　
　　“你，还有你父亲。”　　
　　“你这当爸爸的什么时候管过孩子？”春平眼里闪出泪水，“你就知道自己写论文，要出国，要成名成家。你配当孩子的父亲吗？”　　
　　“要你当母亲的干什么。”　　
　　“我不和你一样忙吗，我为你牺牲的还少？孩子的作业不都是我看，你看过几次？”　　
　　“我忙来忙去难道就是为自己？”　　　　　　　　
　　“你就是考虑自己。你太自私了。”　　
　　曾立波咬紧牙盯视着妻子。头发凌乱的春平把小海揽在身边，微微喘息着，也盯视着丈夫。有人骑自行车路过，留下狐疑的目光。这就是他妻子的话——自私。这就是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理解自己的人的目光。她竟然这样仇视地看着他。这个骑车的看什么？可恶。　　
　　你打吧。你凶，你有劲儿，你现在动不动就打孩子。我劲儿没你大，挡不住你，你太野蛮了。你不配当丈夫。不配当父亲。　　
　　赵世芬站在立柜的穿衣镜前，麻利地梳理着头发，每梳一下，就朝后抖一抖，让头发瀑布般从肩上披泻下去。她欣赏着自己浓密黑亮的头发，欣赏着自己朝后抖动头发时动人的姿态，欣赏着自己漂亮的容貌。她那波光闪闪的眼睛在凝视着自己——不，是在凝视着一个想像中的人而妩媚地微笑。恍惚中，她眼前又浮现出上次舞会的情景。那一双双几乎贴近她脸颊的热烈的眼睛，那些殷勤的笑脸，那些带着烟气和挑逗意味的热烘烘的呼吸，那旋转中令人兴奋的身体的接触——她感到自己的乳房在弹性地颤动，那里还留存着美妙的接触“记忆”。一个个风度翩翩的男子向她走来，彬彬有礼地伸手邀请她，旋转的人群中都是注视她的目光，她的脖颈能感到男性目光的烫热和女性目光的嫉妒……这又是谁的目光在注视自己？她回过头，脸上陶醉的微笑顿时消逝了。　　
　　是丈夫黄卫华那张难看的凹形脸——他坐在床上一边给五岁的女儿小薇擦着脸上的汗，一边抬眼看着自己梳头。舞会已经烟消云散，眼前是拥挤不堪的小屋。床，桌，立柜，书柜，箱子，一件挨一件，桌上、床上、窗台上堆满了东西，铁丝上晾满衣服。　　
　　“看什么？”她没好气地白了丈夫一眼。　　
　　“你不看我，能看见我看你？”卫华讨好地开着玩笑，显出老实和笨拙，“我看你梳头梳得有滋有味的。”　　
　　“讨厌。”赵世芬扭过头继续梳头打扮，不理他了。　　
　　她从心里厌恶他。厌恶他的矮个子，像个树桩，厌恶他没点男人气的老太婆脸，厌恶他的小眼睛扁鼻子，厌恶他的窝囊劲儿。自己那几年简直是瞎了眼，找这么个丈夫。就是因为自己出身不好？就是为了图他的干部家庭出身？　　
　　“今儿晚上你又是要……”卫华小心翼翼地察看着妻子的脸色，欲言又止。　　
　　“想问什么就问哪。”赵世芬把梳子往抽屉里一摔，呼啦又关上。　　
　　“你是去……跳舞吧？”　　
　　“怎么了，不让啊？”赵世芬别着发卡，讥讽地问。　　
　　“我……不是那个意思，”卫华不安地笑了笑，“我是想问，你半夜才回来——”　　
　　“怎么了，怕我去胡搞？”　　
　　“要不要我去接你？”　　
　　“不用。”赵世芬别好发卡，双手捋着，朝后抖了一下披泻的乌发（好像要抖掉她和卫华的关系一样）。　　
　　她坚决不用。她还嫌这么个丈夫丢人现眼呢。瞅他这巴巴结结的样子，一点男人气都没有。连向老婆问个话都没胆，吞吞吐吐，没一丝血性。　　
　　“我不去舞厅，我在路口等你。”　　
　　“你有完没完了，就不怕别人讨厌？”　　
　　“好好，我不去接你还不行。”卫华继续给小薇擦着脖子上的汗，孩子正汗津津地坐在床上搭积木。　　
　　赵世芬一看又火了：“让你给孩子烧点热水洗洗，怎么还没烧啊？”　　
　　“煤气炉秋平她们用着呢，等一会儿再……”　　
　　“等，等。什么都往后让。孩子都要热出痱子了，你知道不知道？”　　
　　“秋平他们……”　　
　　“他们，他们。刚才是给你爸熬药，等，等。现在又是秋平煮东西，还等。你是后娘养的怎么着？跟着你，到处受窝囊气。去，直接拿脸盆热点水。”她拿起脸盆搡到丈夫手里。　　
　　“稍等一会儿再……”卫华坐在那儿为难地不动身。　　
　　“你是干什么吃的？”赵世芬火冒三丈。她爱跳舞，爱打扮，爱出风头，爱风流，可她还爱自己的女儿。那是她一手带大的。是她的心肝。她从来没有让女儿穿过一件脏衣服，从来没有让女儿嘴上受过一口罪。女儿长得漂亮可爱，完全像她。要不是因为五岁的女儿，她早就把他这窝囊废蹬了。　　
　　她抬腕看了一下手表，从卫华手里一把夺过脸盆来：“你不去我去。”　　
　　厨房里灯光昏黄。煤气灶上，一个火口烧着一壶水，一个火口铝锅里煮着挂面。秋平守在灶旁。她在学生时代原是俊秀甜润的妞儿，现在依然苗条娇小，但脸上已显出憔悴来，头发也有些干燥发黄，记录着十几年来农村插队和在一个偏僻县城的小修理厂里当钳工的辛劳生活。“你别一块儿守在这儿了，”她用筷子搅动锅里泛着白沫的挂面，回头对站在身后的丈夫轻声说，“该干什么去干什么吧。”　　
　　梁志祥个子不高，正伸着脖子看锅里的挂面，这时咧开厚嘴唇笑了笑。“要不要我回屋去拿两个鸡蛋磕在里面？”他也压低声音说道，瓮声瓮气的一口北京腔。　　
　　“不用了，别人看着不好，要磕，把锅端回屋里再磕吧。”　　
　　“那哪能熟啊？”　　
　　“你走吧，厨房里怪窄的，别都挤在这儿，有人进来，碍人家事。”　　　　　　　　
　　“这会儿又没别人来。”　　
　　“那你也走吧。”　　
　　她和丈夫说话声音很低，生怕惊动人似的。他们刚从山西临汾调回北京来，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落脚，挤进了这个已经相当拥挤的院子里。她像个刚进门不讨人喜欢的农村小媳妇一样，怀着深深的自卑感，低着眼在这个大家庭中无声无息地生活着。或许更因为觉得不该挤进这个已经很拥挤的家，扰乱了全家人；或许是因为觉得自己这些年没干出啥样来（还是个没文凭的三级工），自惭形秽；或许是因为找了一个出身于市民家庭的平庸丈夫——既无才华，又没仪表，只有一颗任劳任怨和体贴人的好心；或许更因为她对这个家怀着一种深深的歉疚感——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贴过大字报，声明和黑帮父亲划清界限，许多年来一直沉重地压迫、折磨着她；她始终感到没有脸在家中抬起头来。她和丈夫从工厂下班回来，就缩在自己的小屋里。别人用水龙头时，他们不去用；别人用厨房时，他们避开；客厅里的彩色电视，他们也几乎从不去看。星期六把女儿从托儿所领回来，也不让她到别的房间玩耍。关门、开门、打水、泼水、说话、出入，他们都是不声不响的，家里人常常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家。　　
　　“我再等会儿，面好了，我帮你端。”梁志祥说。　　
　　“不用，你快走吧，等会儿来人……”秋平的话一下止住了。　　
　　赵世芬端着刚接的半脸盆水步子很响地走了进来。她扫视了一下厨房，带刺地说道：“你们两个火都占着呀。占一个还不够？”　　
　　“这壶水是爸爸做上的，他急着要沏茶。”秋平小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