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张抗抗 作者:张抗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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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子说那是个钟点工，名叫来弟，从安徽来的，在北京20多年了。　
　　老刘喜出望外地说，他在进行一项关于农民工的课题研究，正想搞些调查，是否可以和来弟聊几句呢？　
　　梅子到厨房去和来弟说，让她休息一会儿，那个朋友想和她说说话。　
　　来弟说我有什么说的啊，都是些没用的话，就干活还行。　
　　老刘把来弟打量了一番，说你还真看不出是农村人，到底在城里年头长了。　
　　来弟说，我这个人，生下来长得就白，城里人也有黑的呢。　
　　老刘就问她，钟点工一小时的工资是多少，一个月下来，总共是多少？　
　　来弟也不坐下，看了看墙上的钟，像是随时准备要走。匆匆回答说，如今一个小时是3块5毛钱，一次一般做4个小时，半天可以挣14块钱，一天是30块左右。如果晚上也做，大概可以挣到40块。　
　　老刘惊讶地说，那一个月差不多就有一千多块了，比我还多呢。　
　　来弟淡淡说，那还不算每天在路上的时间呢，从这一家到那一家，路上的时间又不算在工钱里。还有公共汽车票，车票涨价了，一上车就是5毛钱，一天下来，还不得两三块呀。还要租房子住呢，一间房那么点大，就要500块600块的，说涨就涨，这两年就涨了三回了。还有回家的火车票钱，火车票一年年涨价，从北京坐到合肥，硬座票从19块涨到40几，再涨到100多，涨了好多倍了……　
　　梅子插话说：来弟，过年前你走时，我就说工资该加了，什么东西都涨，你们的工钱也该随行就市的。要不然，我从今天就给你按4块一小时算吧……　
　　来弟连连摆手，说梅老师今天先别着急，也不是你一家人，我得一家家都说好了，大家都没意见，再一块儿涨不晚，这样谁也说不出什么。有的人家嫌贵，我就不给他做了，不能一家一个价，那不公平。刚过一个年，正好重新开始，做事总有个道理，我们钟点工也一样……　
　　老刘长叹一声，说想不到如今的保姆也这么头头是道的。愣了一会儿，又问来弟每天从这家到那家，累计工作时间一共是多少个小时呢？　
　　来弟问：什么叫——累计？　
　　梅子说就是总共。来弟想了想，说从早上出门算起，总共16个小时还多些。　
　　老刘感叹地搓着手，连声说，那你们太辛苦了太辛苦了，这……不符合劳动保护法……　
　　来弟的眼珠转了转，噗嗤一笑说：什么劳动保护，在外就靠自己保护自己。不好的人家，他要我干，我还不干那！挣钱哪有不辛苦的，要想舒服回家去呀。再说，我看梅老师，每天的工作时间，累计也和我差不多少……　
　　梅子也笑起来。　
　　来弟抬头看了看表，扭头就想走，老刘叫住她，说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老刘的问题是：既然做钟点工那么辛苦，居无定所，食无定源，像来弟这样的“资深保姆”，如果有一家人愿意出高工资来聘请她，请她住在家里做固定的保姆，报酬和她每月做钟点的钱差不多，她愿不愿意干呢？　
　　来弟有点兴奋地回答说：噢噢，真有这样的人家呢。我以前做过的一家人，男的不知干什么的，好像发了财，那女的一次在路上碰到我，还让我回去哩，开的就是你说的那个价。我怎么回去呀，我那么多主家，已经干了那么些年，一下子都辞了，家家都受影响。再说，我要是在她家干不长，不干了，怎么办？回头来找这边的主家，谁还要我？那不是把现在的主家都丢光了吗？　
　　老刘说：那你可以尽量往长了干嘛……　
　　来弟想也不想，坚决地摇了摇头：那也不干！　
　　老刘大惊，问她为什么不？　
　　来弟不语，想了一会，说：我不愿住在人家里，像个佣人，受人管。我干钟点多自由啊，出一份力拿一份钱，干完了就走，谁也不烦谁。再说，我自己还有个家呢，再破再小，也是自己的家啊……　
　　来弟又看了一次表，脸上略略显出了焦急的神情。她扭头对着梅子说：我还得去干活，你们说你们的吧。　
　　来弟走开后，梅子对老刘说：我发现，钟点工极少有重新回到人家家里去做全日保姆的。据我对来弟的了解，除了她自己说的那些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来弟自从做了钟点工，早出晚归，开始产生了一种上班的自我认定。整天奔波虽然很累，但她不再觉得自己是在给人做保姆，而是一份——工作。　
　　老刘茫然地点点头，又呐呐地问了几句，拿了资料便走了。　
　　梅子想，老刘做的调查，也不过是一项工作而已，他能真正懂得来弟这样人的心思么？进城来做工的农民，其实心里都有很深的伤痛，那是城里人不容易知道也并不想知道的……　
　　梅子看看表，已近5点了。本打算在下午把论文的初稿拉出来，让老刘这一搅，今天的工作计划就乱了。梅子恼恨那些不尊重别人时间的人。



一天做16个小时

　　17：00——　
　　来弟在厨房，开始擦洗油腻的炉台、水池和油烟机。　
　　她想那个姓刘的老师问那些干什么呢？就算上了报纸，又有什么用？钟点工按钟点拿钱，一天做16个小时，是自己愿意。放着老家楼上楼下的新房不住，跑到城里来住大杂院，不是为了多多挣钱拿回家去，到城里来受这些罪？　
　　电话铃响了，一连响了好几声，梅老师才去接。说话的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灌进来弟的耳朵，她听出那电话像是梅老师的女儿从外地打来的。来弟在梅家几年，发现梅老师的女儿多半在下午这个钟点打电话来的。梅老师每次接女儿电话，总是听得多说得少，听着听着就哈哈大笑，倒好像那不是她的女儿，而是一双挠痒痒的小手……　
　　来弟想起自己每天晚上回到家，小孙女都已经睡着了；她早上出门时，小孙女还没醒来。一星期能见到小孙女一回醒着的样子，她哪怕就是张嘴打个哈欠，自己也忍不住笑得像个弥勒菩萨。　
　　梅老师放了电话，到厨房来续茶水。　
　　来弟和梅老师打趣说：女儿离得这么老远，想不想啊？　
　　梅老师说：怎么不想啊，晚上做梦，没别的，都是她小时候的事儿……　
　　来弟觉得自己的魂灵一下子就从窗户里飞出去了，在城里一座座高楼的尖顶上游荡。魂灵轻得没有分量，像云彩一样任风吹着走。来弟喜欢刮北风，假如在刮西北风的冬天里，她的魂灵顺着风就飘到老家去了。她离开老家跑到城里来的时候，大的儿子7岁，小的女儿5岁，孩子长大之前，还没有跟她来北京的那些年里，她每天都像总是丢了魂灵一样，一点精神气都没有……　
　　来弟刚到北京那时，主家说她梦里都在叫着一个人的名字，问她那是不是她的丈夫，她羞红了脸，说那是她儿子的名字。儿子9岁那年，有一次掉在门口的水塘里，差点没淹死。事情过去两年后，男人才写信告诉她。那已是她来北京的第4年，来弟从到北京做保姆，一咬牙4年没有回家。主家的饭桌上，那孩子总是东挑西捡的，今天不吃肉明天又不吃鱼。来弟想起自家的孩子，怕是连肉的滋味都忘了，心里一酸，抱着碗就躲到厨房里，眼泪啪啪掉在饭碗里，那饭粒都是咸的……　
　　那时隔上三五个月，男人会有一封信来，三言两语的，给她说一说孩子的事情。她看不懂信，每次都让主家上学的孩子给念。家里来过两三次信了，她便求主家的孩子，给她写一封回信。平日里攒了那么多想说的话，看着那孩子不耐烦的眼神，她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在梦里想了一百回的话，就是让孩子好好念书。她想他们，想又有什么用？如果她不出来做事，两个孩子恐怕连学费都交不起，认不下字，又得像她一样做文盲，他们这一辈子还会有出头之日么？她这个做娘的，不要悔死么？　
　　来弟认为自己鬓角上一丝丝隐隐的白头发，就是那些年想孩子想的。　
　　到了儿子高中毕业，那年她回家过了年，就把儿子带来了北京。来弟去求她的主家，给儿子找一份儿事做。儿子先是在饭馆给人刷碗，又蹬过送货的三轮，替人换啤酒什么的，还在一家建筑包工队里挖过土方。儿子太老实，干的都是力气活。有一天，儿子说如今光有文化没有技术不行，把挣的钱都交了学费，去上什么电脑培训班。后来儿子就进了路边的一家店，在那里给人打电脑。来弟有一次特意绕道到儿子的店里去看他，见他两只手在一架机器上来回忙活，敲出嗒嗒嗒嗒的响声，比钟表的嘀嗒声还要快。就见桌上的电视里，噼哩啪啦地往上蹦字，像田坂里的蝌蚪一样密密麻麻，一会功夫，蝗虫似的飞起一大片。来弟看得发傻，欢喜得不行，心想自己到底是没白辛苦，儿子真是有出息了。儿子就在那店里认识了他后来的老婆，俩人一说都是安徽老乡，没几个月就定下了。来弟的儿媳妇是替人看摊卖衣服的，一个月挣得比来弟的儿子多好几百块，但她偏偏看上了来弟的儿子，说他脑子够用。　
　　来弟的儿子结婚到现在，一直还跟来弟在一起过。一间房拉个帘隔两半，儿子媳妇睡里边。来弟和女儿睡外面。来弟有时在睡梦中听见那边的动静，翻个身把被子一拽捂上耳朵，心想若是让男人也来北京，这屋子可怎么个住法呢？　
　　来弟的女儿士莲是初中毕业那年来的北京。女孩工作好找些，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来弟宁可一家人挤在一起，也死活不让女儿在饭馆里住。来弟认为那些进了城学坏的女孩，都是因为没有爹妈在一旁看管的缘故。　
　　其实，来弟在乡下那个时候，要说生上三胎四胎也是可以的，顶多交点超生费就拉倒了。但来弟不愿意。来弟对男人说，就是十个八个我也生得出来，你能养得起么？你要让他们当文盲，我宁可断子绝孙的。男人就不再提生儿子的事。婆婆兴许就是因为这个，才把那双筷子敲在来弟脑壳上的……　
　　来弟，快到点了啊——梅老师去卫生间路过厨房门口，敲了敲玻璃喊道。梅老师每次都是这样提醒她的。　
　　来弟看了看墙上的钟，还差12分钟到6点。她低头对了对自己的手表，发现梅老师家的这一只钟，慢了7分钟。　
　　来弟觉得自己的魂灵忽然就从窗外飞了回来。她每次干活的时候总这样胡思乱想，可从来也不会耽误手里的活计。这些活儿对她来说实在是太熟门熟路了，不用脑子也能干下来。钟上的指针嘀嘀嗒嗒地转，就像是蒙眼的驴拉着磨，一圈一圈地顺着磨盘走，就把米碾成了米粉……　
　　来弟告诉梅老师那只钟慢了。梅老师笑笑说，我看，是你的表快了吧？



眼睛里已是一片泪水

　　18：00——　
　　梅子见来弟解了围裙，洗净了手，却不忙着要走的样子，赶紧对来弟说，这一周的工钱放在门口的小柜子上了。来弟却说：梅老师，我想借你家电话用用，我跟李家大娘说好了，她让我今天6点给她打电话的。　
　　来弟打电话的时候，梅子在屋里听见她好像在说着有关租房子的事情。　
　　过一会，来弟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叹道：我的妈呀，这么贵呵！这可叫人怎么活呀？　
　　梅子出来送她，问她为了什么事。　
　　来弟这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梅子，说这次她从老家回来的当天晚上，房东就限她们一周内搬家。他们全家磨破了嘴皮，说尽了好话，那房东就是两个字：没门。一个星期之内，上哪里去找现成的房子呢？全家6口人，也不是说搬就能搬的。何况她去老家过年以前，刚刚交了两个月的房租，现在又不让住了，那两个月的钱都扔水里了不算，一搬家还得花钱。来弟做钟点的李家答应帮她去找房子，刚才在电话里答复她，说在六里桥有个大楼的地下室，16平方米，一个月800块。路远且不说，价钱比这大杂院要贵200块呢……　
　　梅子这才想起来弟今天来的时候，那付无精打采的样子，就像心里有事。但来弟并不打算求助于自己，她大概知道梅子这样的大学老师是帮不了她什么忙的。　
　　梅子便问来弟，那房东到底为什么要撵他们一家人走？是不是为了提价，故意找个理由，你不想搬就得加钱；或者是嫌他们家里人太多孩子哭闹；如果是那一个地区房子要拆迁，就必须早想办法了。　
　　来弟气呼呼地回答：搬家搬家，我这七八年，搬过多少回家了，从来还没遇上这样的事呢——那房东说了，不是他有意难为我们，这回是上头的命令，为了维护首都的安全，这一片地区统统不允许住外地人。　
　　梅子第一次听来弟使用“维护”和“首都”这样的言词，觉得新鲜；又想来弟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钟点工，也被迫纳入了城市的政治概念之中，心里很不是滋味，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来弟委屈地抱怨说：我们又不是坏人，我们一家都是本本分分、规规矩矩的老实人，要说三证齐全，我们家三个孩子，身份证、暂住证、做工证，一证都不少。就我还缺个做工证……可是谁来发给我呀？我不过是给人家里搞搞卫生的嘛……外地人怎么了，北京人全靠外地人服务呢……　
　　梅子说：来弟你先别着急，等我家老芦回来，我让他去想想办法……　
　　来弟的眼里闪过一丝亮光，嘴巴动了动，像是说了声谢谢，眼睛里已是一片泪水。



天已经完全黑了

　　19：00——　
　　来弟赶到周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周家夫妻俩白天全得上班，孩子上学，所以周家的钟点工，只能排在晚上。　
　　这一家的活儿特别多，每次都没有固定的时间，什么时候把活干完才算完事，然后按做的钟点结账。　
　　来弟一早从家出来，只能带一顿午饭；遇上必须连着晚上一直干下去的那天，她的晚饭就没了着落。好几年中，来弟出了这家又进那家，时间都是一环扣着一环的，耽误不得，根本没有吃晚饭的功夫。她路过街上的小吃铺，闻着一阵阵冲鼻的香味，把口水咽了又咽，也舍不得掏钱给自己买上一个热包子充饥。来弟的这一顿晚饭，是一定要等到干完了活，回到自己家里去吃的。走出主家门的时候，来弟每次都觉得自己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像喝多了酒似的，腿也软头也晕身子也晃，等到回家端上碗，有时是10点多，有时是11点，人都已经饿空了，前心贴后背的，只剩下了两张皮，像一只瘪瘪的布口袋，倒进去两大碗饭，都看不见鼓起来。　
　　来弟每次到周家时，周家已经吃完饭了。问来弟吃不吃，来弟总说吃过了。来弟不想占人家的便宜，做钟点有规矩是不在主家吃饭的。　
　　今天来弟真的是吃过晚饭了。来弟在路边上买了一个小小的烤白薯，花了一块一毛钱。那白薯好烫手，捧在怀里，像一个小火炉，吹在脸上的冷风都一下子变暖了。白薯的瓤很甜，烤得松脆焦黄的白薯皮边上挂的浆汁，有点像蜜糖。来弟小心地咬了一口，慢慢咽下去，她能感觉到稀软粘稠的白薯浆，顺着她干渴的食管一直往空荡荡的胃里流下去，那个缩成一团的凉肚皮，顿时暖和地酥胀起来……　
　　来弟再不敢像以前那样不吃晚饭，空着肚子一直干到十一二点钟了。　
　　春节回家前一个月的时候，来弟天天一到晚上就胃疼，像是有一根铁丝在一下一下扯着她胸口的肉，疼得她睡不着觉。那天来弟到梅老师家干活，胃突然就疼起来，疼得她一身冷汗，实在撑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