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 作者:吴灿新-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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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汤潮这样讲，我根本就不加任何思索地回答说，看来不能。真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的话一出口，就立即意识到，这样直筒筒地拒绝，肯定会引起汤潮对我的误会，以为我看不起他，不屑同他合作。
当然，我之所以会这样回答，不仅是我过于率直的本性所然，更由于我曾经与羊城晚报理论部主任叶祥有过一个君子协定。叶主任认为，在报上尤其是在晚报上写理论专栏毕竟是一种新的尝试，风险较大；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限度，只允许我一个人炮制，而不要把其他的人也拉进来，这样才有可能保证专栏的质量和风格。我正想进一步解释，但是自从我的话一出口那瞬间，汤潮的脸色就变了变，所以我还没有来得及作任何解释，他已经扬长而去，只留下我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
误会虽已铸成，但事后，我本还可以找机会解释的，然而我的本性却阻止我这样去做。因为我从来都不愿意为自己的委屈去做什么解释的，我也不愿意把心思和精神放在这些方面。我也知道，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人事体制下，一个人的生存发展之命运，往往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一些领导人的手中，所以才有许多人挖空心思去讨得领导的欢心。在许多人的眼里，不要说领导没有想到，做下属的都要主动地去为领导着想了，而只要领导稍有那么一丁点儿意思，就应该不辞劳苦地去为领导〃分忧〃。而当领导主动提出要求时，而不去顺应者，必定不是傻瓜就是笨蛋。
正如他们所言：〃天上掉下金元宝都不懂捡，不是傻瓜就是笨蛋〃。可是，如果人类社会没有这些傻瓜和笨蛋，这个社会不是缺少很多美丽的色彩吗？！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
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
办学冲突
硕士研究生部成立后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开办在职研究生班。
为了谨慎起见，学校决定先在三个地级市委党校做试点。
首先，是在三个地级市以省委组织部和南方党校联合发文的形式，通知所在地的党员干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条件的可以自愿报名。其次，由三个地级市的组织部对报名的党员干部进行资格审查。接着，审查合格的党员干部在自己所在地的市委党校进行入学资格考试，并由当地组织部、纪委和南方党校三家进行监考。最后，根据省委组织部批准的招生指标数按分数择优录取。
应当说，在招生这一个环节上，总体上我们做得还是比较规范的。但是，在教学这一环节上，一开始问题就比较突出。
在各个教学点上，给在职研究生班学生上课的，几乎全部都是南方党校派出的老师（只有一些基础性的公共课程，如外语等，如果当地党校的师资力量也可以胜任时，就聘请他们上），而且基本上都是硕士生导师和正副教授。各个专业的课程也基本上与全日制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一致，只不过根据在职研究生都是在职的党员干部的特点，增加或替换了几门实践性比较强的课程。在这些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哪么，问题在哪里呢？
我作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也承担了在职研究生班的一些课程。当我第一天到广禺市委党校教学点给在职研究生班上课时，我发现，来上课的学员只有该班总人数的一半。我问在座的学生，其他同学为什么没来上课？他们的答复是，他们大多都是领导干部，可能工作很忙，没空来上课。我一听，心里就很不舒服。既然忙，没空来上课，就不要来报名读书；在职研究生班虽说是函授式的教育，但面授非常重要，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既然要读书，就必须来上课，然而怎么才能保证他们的到课率呢？
作为主讲教师，我当即做出决定，进行课堂点名，凡是未到的学生，一律以旷课和补考论处。
我的决定刚一宣布，在座的学生纷纷跑出去，给自己熟悉的未到的同学打电话。大约20分钟左右，未到的学生除了已经出差在外的几乎全部赶来了。
在点名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名是一位领导干部的秘书，因领导出差不能前来上课，而来代领导听课。我当即又宣布，这次例外，从今以后，不允许任何领导干部找秘书来代听课，一经发现，以旷课论处。
从这次事件中，我感觉到，要保证学员的到课率，必须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来予以制约。于是，我向研究生部就此事作了汇报，并提出了我的一揽子设想：第一，必须实行严格的点名考勤制度。第二，拿出15％的分数作为考勤分。第三，凡是迟到、早退的必须扣去相应的考勤分。第四，实行严格的请假制度，凡是经过请假而累记两次缺课以上者，必须进行补课，交纳相应的补课费；只有经过补课的学员才有资格参加课程考试。第五，凡旷课者一律取消本课程的考试资格，并在毕业前实行一次性补考。第六，多门课程旷课者，取消其学员资格。对于我的提议，研究生部基本没有更多的异议，并很快就作为在职研究生的管理制度确定下来。
这一制度的确立，有力地保证了学生的到课率，从而也有力地保证了教学质量。
为了让学生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自律性，我在上课的时候，反复告诫学生说，你们是一批特殊的学员；这种特殊性，并不是说你们在学习上有什么特权，而是指你们都是党员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领导干部，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当好学习的表率。你们如果只是来混个文凭，这不仅最终会害了你们自己，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到你们文凭的〃含金量〃，甚至还会严重影响到党校硕士研究生的命运，以及整个党校教育的声誉乃至党的威信。
对于课程的考核，我们原来设想是按硕士研究生教育和考核的方法，让学生独立写一篇五千字以上的课程论文。但是，在批改课程论文的时候，在少数学生的课程论文中，我又发现了三个问题：一是有的论文是找人代写的。因为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对每个学生的基本水平心中还是有个数的，而上交的论文水平远远超过了他本人实际的水平，这显然是找了自己的秘书或下属或其他人代笔。二是把别人发表的一些论文，东搬一段西凑一块地拼凑而成。三是同学之间相互抄袭。我于是当即又做出决定：一方面把此类课程论文全部打成〃0〃分，按补考处理，要求学员重新写过；另一方面，对课程考核进行改革，分成两次进行。一次是考基础理论，一次是写课堂论文，全部在课堂上当场完成。这样，从根本上杜绝了课后写作论文的弊病。
这个决定我报告给研究生部后，他们也同意了我的做法，并形成制度。同时，为了保证学生三年后能够独立自主地写出有质量的毕业论文来，又决定，每一个学期结束前，都要写一篇专业课程的课程论文。
在职研究生学习两年后，第三学年进入写作毕业论文阶段。为了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第三学年我们实行导师制，为每一位学生配备一位导师。导师实行责任制，对每一位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进行全程指导。但是，在对在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考核问题上，我又与主管研究生部工作的晋副校长发生了正面冲突。
第一届在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基本完成以后的一天，我在校园散步，刚巧碰上了晋副校长。出于对在职研究生工作的关心，我问晋副校长，研究生部有没有研究过，如何去考核在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问题。晋副校长说，他们已经考虑过了，并且已经请示过校领导，准备让每一位指导老师，给他所指导的在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打个分就行了。
我一听晋副校长这样说，心里真是大大地吃了一惊。万万没有想到学校在处理在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这件关键事情上，表现得如此草率和如此幼稚。我当即提出，这样的做法是无法向社会做出交代的，党校在函授教育中，多年来就已对大专和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都实行了答辩制度，堂堂的在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居然可以不答辩，这如何说的过去！
晋副校长听我如此指责，心中大为不快。说，说不说的过去，由我负责！我想，在职研究生的问题的确责任问题与我无关，我既不是研究生部主任，更不是校领导，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追究到我的头上来。听晋副校长的语气，似乎是嫌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但是，作为一个教师，一个知识分子，必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因为，教师，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必须具有一种批判精神和牺牲精神。因此，我不顾晋副校长的不快，针锋相对地说，晋校长，在职研究生在直接的层面上，似乎只是研究生部和学校的事情。但是，在实质上，它是党和国家的事情。在职研究生一旦出问题，就不仅是研究生部和学校的问题；还是党和国家的问题。也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党校的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党的形象。这一切，是晋副校长你能负得了责的吗？！
话讲到这里，晋副校长十分生气地冲着我说，伍星啊伍星，你的口气太大了！我一生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一生吃过的油比你喝过的水还要多，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话讲到这个份上，我只能一言不发地默默走开。
然而，在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考核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在职研究生的质量问题和党校的声誉问题。我也无心再继续散步了，立即赶回家去，给常务副校长古毅打电话，希望能够提请学校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在电话中，我把我对在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考核问题的想法和看法都说了，并提请校委会注意，要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特别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一定要严把质量关。否则，就必然会严重地影响在职研究生乃至学位研究生事业的发展，甚至会影响到党校的声誉和党的形象。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古校长在电话中虽然还是耐心地听取我的意见，但自始至终他自己却没有说一句话。等到我说完后，他只是淡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伍星，你的意见我会考虑的〃。然后，电话挂断了。
不久，研究生部关于在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考核规定出台了。规定说，考虑到第一届在职研究生班是试点班，所以今年的在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考核，只抽出部分在职研究生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以后，逐渐发展到全体在职研究生都要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答辩通过者，方能获得毕业资格。
我看了这个文件，心里还是感到十分不舒服，决定再力谏一下。
于是，我直接找到古校长，把我坚持要让全体在职研究生都必须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的意见提了出来。古校长说，据研究生部反映，之所以目前还不能让全体在职研究生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是由于我们的研究生导师力量还不足。我立即反驳说，这个理由不能成立。不要说我们的师资力量基本上可以胜任这一工作，即使真的力量不够，也还可以聘请其他学校的教授来帮忙嘛。
古校长听罢，说道，伍星，文件都已经下发了，今年就这样吧，等以后再说吧。
权力在领导手上，我们还能做什么？我十分茫然。
当然，我也知道，这个规定，显然是一种折中的产物。它一方面说明，我的据理力争毕竟有了一定效果；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警告〃终究还是没有引起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因此，我不仅为我的〃警告〃最终究都没有引起校领导的高度重视而感到遗憾，更为在职研究生乃至学位研究生事业的发展前景而感到担忧。
果然，事过数年后，《中国青年报》一位派驻南方的记者，写了一篇震动了整个党校的报道。
报道对南方党校办在职研究生班一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平心而论，就报道所〃揭露〃的事实，有些是张冠李戴的，有些是讲不清的。张冠李戴者，是把其他一些院校办的硕士学位进修班（后也改为在职研究生班）的问题挂到南方党校的帐上，例如招收在职研究生不进行入学考试等问题。据报道，有的地市级党校的门口上，还挂起〃不用考试，欢迎报名参加在职研究生学习〃的标语，以动员和吸引学生。
按教育部有关规定，参加硕士学位进修班学习的学生是不用参加入学资格考试的；学习完毕，只发结业证书，不算学历；通过各项规定考试的合格者，方有资格作学位论文；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者，方能获得相关的学位。而党校的在职研究生，从一开始就必须参加全省的入学资格考试，然后择优录取。但由于其他一些院校在地市办硕士学位进修班和在职研究生班也是挂靠地市党校的，所以就把两者混淆了。
讲不清者，是由于不仅南方党校在地市办在职研究生班是挂靠地市党校的，而且其他一些院校在地市办在职研究生班也是挂靠地市党校的，在一定角度上，笼统地算在党校（而不是南方党校）身上也没有完全算错，但结果给人的印象却是算在南方党校身上。同时，办在职研究生班，虽然总体上和主流还是好的，但也的确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有个别地市级党校管理比较混乱，甚至违反有关规定扩招学生和安排〃插班生〃，也严重影响了在职研究生班的教学质量和声誉。因而，报道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南方党校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困境。
事实上，南方党校的困境，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一方面，由于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干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而干部的水文凭、假文凭问题，也遭到了广大民众猛烈的批评。这种不满和批评，就集中在党校办在职研究生班问题上喷射出来。另一方面，党校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培训干部，当年是为了解决干部〃四化〃问题而插入了函授教育。由于函授教育的兴起，抢走了高校大量的生源，利益之争也使教育界对所谓〃捞过界〃的党校函授教育深恶痛绝。在这种不利于党校函授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南方省委立即作出了南方党校停办在职研究生班的决定。
决定一出，南方党校的声誉立即遭受到严重的损害，而首当其冲者，既包括已经毕业的函授大专生、本科生和在职研究生，也包括属于国民教育系列的硕士研究生。其巨大的损害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南方党校的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和学位文凭的〃含金量〃大幅度地下降。一些单位在招工和招生时，公开声明不要党校的硕士研究生，从而严重影响了党校硕士研究生的就业难度。可怜！党校的硕士研究生何辜？他们学习比许多高校的学生还要刻苦和勤奋，他们中有不少人的学位论文的质量甚至受到来自北京著名学者的赞扬，可是让他们来品尝本不该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