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 作者:吴灿新-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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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都能平静地对待这次竞聘上岗的结果。
看到我已入选，蒋英急忙联合古薇，联名上告校方和省纪委，依然将〃阿姆斯特丹事件〃搬出来，指责校方使用有〃问题〃的人是错误的，必须将我从入选名单中〃清除〃出去。同时，古薇见自己没有入选，除了不断地寻找校委要〃说法〃外，也上告省纪委和省组织部。但他们的上告，并没有得到校委和省纪委及省组织部的支持。一周后，正式的聘任文件下发，我被聘任为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而我们原副主任朱海南则聘为研究生部的主任，副教授钟荣生和黄高强为我们部的副主任。而古薇依然落岗，成为〃调研员〃，保留处级待遇。
文件下发后，古薇突然不辞而别，乘飞机上北京，扬言要到中央上访控告南方党校校委对她的迫害。然而几天后，校方接到古薇在北京的同学的来电，说古薇在北京突然发狂，不吃不喝，总是怀疑茶水饭菜里有毒；整天披头散发地叫喊，闹着要找江泽民和朱总理去告状，控告有人阴谋要杀害她，希望党校赶紧派人把她领回去。校方接到电话后，汤校长当即派出匡主任与机关党委办公室新上任的成主任赶往北京，并将情况通报古薇的丈夫余滨。但是余滨却说他不管，古薇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把汤校长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匡主任他们到了北京后，用尽办法，好不容易才把她哄上飞机。
把古薇从北京接回来的那天，我正好在校招待所门前遇上他们。看到古薇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古薇似乎已经认不出我来了，直着眼看着我一个劲地傻笑。我跟着他们走进为古薇在招待所里临时安排的房间，看着闻讯而来的医生不停地为她忙乎着，心里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悲哀，整个脑袋瓜子一下子变得昏昏沉沉；往事像电影一样飞也似地从我脑海中闪过。当年一个多么可爱的姑娘，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般模样？
当天晚上，我几乎失眠，为古薇的变疯感到十分的痛苦和可惜。思前想后，古薇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因为她官瘾太重，以至一旦从〃官位〃上摔下来，心理上接受不了，导致了神经错乱的悲剧？
第二天一早，校保卫处发现古薇穿着一身睡衣裤，大字形仰面朝天地躺在校门口的正中央。保安人员怎么劝，她也不起来。陪同她睡觉的匡主任大概这几天太累了，一觉睡醒才发现古薇已经不在房间里了，急得到处去找人，好不容易才在校门口找到古薇。而这时，保安正在与古薇僵持不下。匡主任立即打手机给招待所，派出几名身强力壮的女招待员，把古薇半哄半拉地从校门口带回招待所。
在征求古薇丈夫意见的基础上，校委决定把她送往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
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省纪委又接到蒋英的一封匿名检举信。信中说汤校长等人借两校院合并进行人事改革之机将古薇迫害成疯，当然信中也少不了把我也捎带进去。于是，省纪委又派人前来调查，调查的结果当然是诬告，并对蒋英进行了严厉批评。蒋英一气之下，打报告要求内退。校委经过研究之后，批准了蒋英的内退报告。
各部门的领导班子配置完毕后，中层领导班子进行了分工。我提议由黄高强负责管理教研部的教学工作，钟荣生负责管理教研部的科研工作。接着，又召开了支部大会，进行了支委会的改选，并在新成立的支委会会议上，我被推举担任党支部书记。
在各部门支委会重新改选的基础上，机关党委也接着进行了党委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换届改选工作。首先由各支部按比例选出参加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和两位新上任的副主任被推选为代表。接着，我们参加了全校党员代表大会，并通过这次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的机关党委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我作为新一届机关党委委员的候选人，最终以排名第五的票数而当选。
当一系列合并工作徐徐落下帷幕时，我在部里进行了两项基础性的工作。一项是在教研部内部分建三个教研室：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二是伦理学教研室，三是科技哲学教研室。根据每一个教师的专长安排在相应的教研室中，每个教研室都〃任命〃了一位教研室主任（我们部正副主任不兼任室主任），负责该教研室的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第一，由于教学对象素质的提高，更需要我们教师要有更深的专业理论功底；而通过教研室的形式将教师的主攻专业方向确定下来，能够更好地进行专业业务的交流，促进专业教研水平的提升。第二，为了适应党校高学历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要求，通过设立教研室，实现每个人的优势互补，加强集体攻关，以集体的优势去申报新的硕士学位授权点，并最终以利于向博士学位授权点发起总攻。第三，建立教研室，可以更好地在内部引进竞争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每一个教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另一项是完善教研部的制度建设。过去在我当副主任期间，推动着教研部建立了一些制度，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比较显著的成效。现在由我主管整个部门的工作，这就为我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这些制度主要由四大类制度构成：一是教研部总制度，对整个教研部的整体问题、宏观问题和一般问题作了相应的规定。二是教学制度，主要是对教学全过程中和所有教学班次的教学（主体班、硕士生班、函授班、国民教育班等）作出相应的规定和要求。三是科研制度，主要对科研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成果奖励问题设定了相应的规定。四是党支部工作制度，主要围绕着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机制建设、能力建设等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都经过了我部全体教师与全体党员的充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无记名的表决通过。这些制度的建立，由于充分发扬了民主，因此教师们都能够自觉去执行。而作为我们正副主任，也能够从许多琐碎的事情和行政工作中脱身出来，保证了我有较多的时间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之中。
在教学和科研的管理中，我们部最大的特色不仅是制度管理，而且是量化管理。特别在奖勤罚懒方面，实行分值制。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民主选举先进、优秀人物等都奠定了比较科学的基础，真正体现了鼓励先进，促进后进的作用。而我部的作法，对于推动全校院的奖罚的公正性起到了启示作用。过去长期以来，由于缺乏量化管理，在评比过程中，常常出现许多人治性的不良因素的干扰，例如领导的倾向性、人情关系、表面印象等，甚至于出现〃干的好的不如讲的好的，讲的好的不如关系好的〃情况。
尤其在过去的科研评比中，这种情况比较突出。我记得有几年的科研评奖会，我都作为评委参加了这些会议。在会议上，科研管理部门根据有关领导的意见和一些部门的意见，实行所谓的〃平衡原则〃，即不管各教研部门和各学科的科研成果水平如何，按比例分配一二三等奖的数量；而评比也只是在这样一个原则下进行。这样的结果，就势必会使一些教研部门和学科的高水平的成果级别由于受到比例的限制而降低级别，甚至于落选；相反，就会造成一些教研部门和学科的低水平的科研成果入选和取得高级别的奖励。比如说，我们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一些教师在中国最高级别的哲学专业杂志《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或者在中国最权威的社会科学文摘性杂志《新华文摘》上转载的论文，就有可能因为这种原因而不得不屈就成〃三等〃。同时，有的教师因不善交际甚至说话尖锐而常常无意中得罪人，虽成果突出，由于领导不喜欢和人情关系等因素作怪，也往往会降级甚至于落选。
鉴于这些问题，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强烈要求打破〃平衡〃模式，建立量化评比制度。我知道，我提出这些建议，虽然是有道理的，但由于涉及到相当一部分教研部门、学科和人的切身利益，势必遭到反对，甚至于影响到自己的科研成果的评奖。然而，我为了〃公正、公平〃也就顾不得这么多了。果然，意见一提出来，就遭到许多人的批评。有一位教研部主任居然指斥我这是狭隘的〃小团体主义〃；还有一位老教授更指摘我〃骄傲自大〃。面对这些批评我虽然据理力争，但却不能不〃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我部钟荣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由于这种〃平衡〃，被评为三等奖；而我在由省宣传部组织评选出版，并列入〃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文库〃的一本著作（这本著作是经过省委宣传部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评选出来的），也给无记名投票弄成个二等奖。
中国的人情关系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助于人们之间的互助友爱，有助于人们之间的心灵慰藉，给人予温暖。另一方面，它的非理性化容易变易为庸俗化，成为现代法治与科学理性的公敌，使公平公正往往难以真正实现。
人们的灾祸常成为他的学问。
伊索语。
《伊索寓言》
小妹受伤
三年一次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申报工作开始，校委经过充分讨论筛选，决定让我上报。
经过省政府审核和筛选后，我的申报材料由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最后被国务院批准。
紧接着，省委宣传部为了贯彻落实中央两个文明一起抓的精神，推动本省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解决〃只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的突出问题，激励和扶持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人才，启动了两项工程：一是〃十百千人才培养工程〃。在全省选出三个层次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人才进行培养，即十个特别重点培养人才，一百个重点培养人才，一千个一般重点培养人才。经过推选，我有幸被选入〃百〃字号人才培养行列。
二是评选十位〃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这是一项在全国具有首创意义的活动。这项工程要经过三个程序：第一个程序，是由各单位根据评选条件推荐候选人；南方党校又将我推荐出去。第二个程序，是由专家们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进行评选，他们根据各候选人的工作业绩，特别是科研成果的质量进行评选；他们最后从全省推荐的50多名候选人中，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15名入围者。第三步，是由主管舆论宣传系统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主持，召开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其他有关单位和部门的主要领导参加的联席审批会议，从15名入围者中最后选出10名当选者。结果，我又有幸地成为十位〃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之一。
然而，就在〃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名单向社会公示期间，〃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和省宣传部都收到一份检举我的材料。材料来自深海市〃大鹏〃集团公司的一名叫容骅的员工，材料上检举我说，我曾在《新华文摘》上被转载的一篇题目为《市场经济的价值评价》的论文，是抄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师范学院学报》中上官放言教授发表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认识》一文。材料中还附有我曾在《新华文摘》上被转载的论文的复印件，以及上官放言教授发表《市场经济的价值认识》一文那一期《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的原件。
〃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和省宣传部收到检举我的材料后，高度重视，立即打电话给深海市宣传部，让他们调查核实。深海市宣传部到深海市〃大鹏〃集团公司，找到这位名叫容骅的员工。他说，他一直对哲学有兴趣，特别对好的文章他都会复印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他偶然地发现我曾在《新华文摘》上被转载的一篇题目为《市场经济的价值评价》的论文，竟和《喀什师范学院学报》中上官放言教授发表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认识》一文几乎完全相同。比较的结果，上官放言教授发表《市场经济的价值认识》一文的时间是在1995年3月，而我在《新华文摘》上被转载的论文发表的时间则是在1996年6月，因此，他断定是我抄袭了上官放言教授的科研成果。本来也就算了，没想到我却评上了〃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所以就不能沉默了。
深海市宣传部把他们调查核实的情况上报到省宣传部，省宣传部又拨通了上官放言教授及其编辑的电话，他们都在电话中，证实了上官放言教授的确于1995年在《喀什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认识》一文，并把一份刊载他文章的《喀什师范学院学报》邮给省宣传部。
事情到了这一步，〃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和省宣传部一致认为，检举材料属实。所以他们一方面决定取消我当选〃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的资格，另一方面通知南方党校，要对我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南方党校常务副校长汤潮接到省宣传部通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在多次讯问之后，才知道自己没有听错。以汤校长对我的了解，他根本就不相信我会干出这种事来，更不相信我有什么必要去干这种事。然而，省宣传部言之凿凿，好像又是真的一样。为了对我也更是对南方党校负责，他决定先把此事稳住，找我了解情况并令人进行调查后再作处理决定。
当汤校长找到我了解情况时，我简直差点没当场气晕过去。我一方面坚决申明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另一方面，我告诉汤校长，我曾在《新华文摘》上被转载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评价》一文的主要观点，事实上早在1986年11月，我在参加省的理论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商品经济的道德影响》中就已经有了；而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市场道德论》中又有了进一步的论述。我强烈希望校方一定要调查清楚，还我一个清白。
最后，我指出，这一定是有人蓄意陷害我，要弄清真相，最重要的必须到新疆喀什去一趟，找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的主编和责任编辑以及上官放言教授了解真实情况。
汤校长听取了我的意见，立即派出两位纪检干部前往新疆调查。他们到了新疆喀什，找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的主编和责任编辑，但是他们却说，根本没有发表过什么上官放言教授的什么《市场经济的价值认识》一文，他们学院也根本没有上官放言教授这么一个人。他们把1995年全部六期杂志都拿了出来，从头到尾就压根儿没有上官放言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认识》的文章。两位纪检干部把1995年《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全部六期杂志都拿了一套回来，与举报材料中的《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二期一比较，发现两本杂志有两个地方不同。
一是举报材料中的《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二期，要比两位纪检干部从喀什带回来的同期杂志多一篇文章，这就是所谓上官放言教授发表的《市场经济的价值认识》一文；二是举报材料中的《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二期中的编辑部电话，与两位纪检干部从喀什带回来的同期杂志的编辑部电话也不同。很显然，举报材料中的《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二期杂志完全是个不折不扣的假冒品；也很显然，这是一起蓄意谋害事件。
校方与省宣传部通报了调查情况，省宣传部再去找容骅时，这位举报人却已不见踪影。再打电话找所谓的上官放言教授和责任编辑时，也根本没人接。于是，省宣传部让南方党校写一份调查报告上来，并重新决定，撤销原有取消我当选〃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资格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