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 作者:吴灿新-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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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说，一些腐败官员利用手上的权力进行卖官买官了。而公选作为一种〃制度〃选用人才的改革方式，用客观代替了主观，有力地克服了上述存在的一些问题。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必须肯定、支持和推进。当然，任何改革方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因此，制度选人也应当不拘一格，应当尝试多种方式选用人才；同时，公选在笔试和面试的具体方式和内容上，也要不断地探索和完善，特别要加强实践〃检验〃，加强客观性，减少主观性，减少〃身份〃特别是年龄等的限制，让更多更好的人都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人才是国之宝，人才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的大局，只有让千百万个出类拔萃的人才，真正找到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的位置，我们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
　　刚刚被新闻媒体采访完毕，我发现一个好像柳萍的女考生出来。走近一看，果然是她。柳萍这时也见到我了，她连忙上前来和我握手。她告诉我，她也从香港回来参加这次公选，竞选的职位是教育厅的副厅长。我问她，这两年到香港工作如何？她说，很好，很受锻炼。我们又就党校的一些人和事交谈了一番，然后道别各自回家。
　　一周后，笔试成绩出来了，我虽然分数不低，但在我所竞选的职位系列中，排名第十一。而入围者为前十位，我当然是〃名落孙山〃了。然而我却很高兴，因为能够让那些比我更优秀的人才，或者说更愿意从政的人才入选，是一件大好事。我有一种解脱之感，让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并非幸事。世界上的位置多的是，但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幸福的事。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报纸上公开了最后被选用上的考生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我看到柳萍被选用为教育厅副厅长。
　　信仰就象一朵昂首挺胸、洁白无瑕的百合。
　　克．罗塞蒂语。
　　《希望》

　　舌战〃群儒〃
　　我又一次前往东方明珠香港，这次到香港是来开〃生态伦理〃国际研讨会。
　　参加〃生态伦理〃国际研讨会的代表主要来自西欧各国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研讨会一开始，争论就特别激烈。对于〃关爱自然、保护生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会者都表示支持和赞同。但是就生态伦理的基础理念〃价值〃问题却争议颇多。
　　西方学者认为，价值是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用我们的话来说，也就是〃价值是第一性〃的。我表示了异议，我认为，这种认识是把事物的〃属性〃本身，误作为〃价值〃。事物的〃属性〃无疑是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但就事物的〃属性〃本身而言，它不能生成〃价值〃；它只不过是为价值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基础。任何事物的〃属性〃，只能在与主体的需要关联中才能生成〃价值〃。也就是说，〃价值〃本身，既不是一个〃物质〃性的范畴，也不是一个〃精神〃性的范畴，而只能是一个〃关系〃性的范畴。
　　例如石头对人来说，不具有〃充饥〃的〃价值〃，而粮食却具有〃充饥〃的〃价值〃。这不是因为石头与粮食具有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是否能〃充饥〃的〃价值〃；而是由石头与粮食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属性〃，与人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属性及其需要，在发生一定的〃关系〃后才生成。
　　同时，也正因为价值〃客体〃（如石头或粮食等）先在的、自在的、内在的属性具有客观性，又因为价值主体（人）的需要具有主观性（因为人的需要是随着一定的时空而发生变化的，比如人在十分饥饿的情况下，粮食其〃充饥〃的〃价值〃大些；而在已经饭饱酒足之后，精神〃充饥〃的〃价值〃就小些，甚至会变得毫无价值，或负价值），因此，价值是一个主客观统一的〃关系〃性概念。
　　因此，我们考虑生态伦理问题时，自然是基础，但人的需要（长远的、全局的可持续发展）却是关键。没有离开〃人〃的伦理问题，即使在生态领域也是如此。离开了〃人〃去谈论生态伦理问题，既非现实，也不能实现。
　　在我与西方学者的争论过程中，由于我的英语口语水平不高，让我的一位在中国北京大学执教的老同学于烈担任翻译。然而他多次在辩论中打断我的话对我说，老伍，你不懂，别再争论了。
　　我根本不去理会这位自认为自己很〃懂〃的老同学，也对他这种极不礼貌的〃学术霸权〃行为不屑一顾。
　　会议代表大致分成两种意见，争论非常激烈。
　　在休会期间，我又碰到这位老同学。作为老同学，为他着想，我终于忍不住批评他说，我即使不懂，也有发言与学习的权利，可你有什么权利来阻止我的讨论？这一点咱们故且不论，可你在会上的发言，态度比牛还要牛，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你凭什么牛？你在会议上所说的哪一句话是你自己的话？你只不过是把老外的东西重复一遍而已，因而，你最多不过是一个不错的〃翻译〃，一个麦克风而已。当然，我不反对你去当一个〃翻译〃，一个麦克风，但我反对的是你那种以西方学术标准为标准的崇洋媚外与〃学术霸权〃的恶劣行为。
　　他听了我的批评，很不服气。正想与我争辩，但中休时间结束，会议又继续进行。他只好瞪了我一眼，怏怏不乐地走进了会场。
　　晚上，到香港参加会议的我的一些老同学和朋友，不约而同地来到我的房间。
　　开始，我们都互相关心地询问各自的发展近况，谈论最近学术理论界的一些动态，交流一些学术理论观点。后来，在北京师大任教的女同学肖帆非常关切地对我说，老伍，你在我们同学中也算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你留在党校太可惜了，还是早点到高校去吧。你瞧一瞧，在座的除了你之外，全部都已经是高校的博士生导师了。可你现在还只是一个硕士生导师，这太委屈你了。
　　在清华大学当博导的同行朋友冯师君这时也语重心长地接着对我说，老伍，肖帆的话可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党校有什么好留恋的，不仅对你没好处，反而有害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在当官的，没有几个不腐败的，你整天与他们打交道，也难免不受他们的坏影响呀。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位在政法大学当教授的孔恒水也劝告我说，老伍，我们几位在北京的熟悉你的同仁们每每谈到你时，都为你感到惋惜。正如大家所说的，党校决非是一个搞学术理论研究的好地方。我们几个人中，虽然你是第一个评上教授的，但是现在我们个个都在学术理论界有头有脸；可你呢，只要一介绍你是党校的教授，就一点儿也不值钱了。说句不中听的话，你在党校付出了你的青春和血汗，可又有多少价值呢？腐败的官员越来越多，贪污受贿的数额越来越大，你们作为党校的教师，难道不负有一定的责任？
　　说到这个份上，我不能不说话了。
　　我说，各位的好意和好心我都心领了，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但是，你们的一些看法我不敢苟同。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是在党校工作价值大还是在高校工作价值大的问题。我认为，各有各的价值，这两种不同的价值既同样重要，也不能进行比较。至于我是当博导还是当硕导，是做高校教授还是做党校教授更有价值，虽然从世俗的看法来说，是有很大区别，但我觉得重要的不在虚名，而在于实实在在对社会的奉献。
　　其次，是对党校的科研成果与高校的科研成果的评价问题。我认为，从高校科研的整体水平上来说，党校不如高校。这一点儿也不奇怪。高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累，有着一支庞大的教研队伍，这对党校来说，是望尘莫及的。党校的正规化教育始于1983年，一方面，文化底蕴比较薄弱；但另一方面，20年来党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批批从高等院校毕业的硕士和博士充实到党校教育中，使党校的科研也不断走上新的台阶。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高校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党校则侧重于应用理论和对策研究。如果高校只用一种标准学术性标准（事实上也往往如此），来评价党校的科研成果，只能做出学术性不强，科研水平较低这种偏颇的结论。但如果用效用性标准来评价的话，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再有，是对党校及其学员的评价问题。党校在提高广大干部素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绩。几乎可以这样说，今天的干部的成长，没有党校的教育培训是难以想象的。至于官员腐败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体制性根源，又有素质性根源；既有社会环境因素，也有个体心理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说，官员的腐败与党校教育既有关系，又无关系。说有关系，是凡是当地党委对党校建设不重视的地方，把党校教育搞成形式主义，应付中央的地方，与其官员的腐败就多少有些关系。说无关系，是说没有必然关系，也不是根本性的关系。但有一点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党校教育，腐败的状况还可能更严重。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党校教育，是构筑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一环。因此，把官员腐败的账算到党校身上，完全是本末倒置，颠倒黑白。
　　我讲到这里，在中国北京大学执教的老同学于烈反驳我说，老伍，如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也应该把视野投向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他们的廉洁度就能这么高？说到底，只是因为我们一党专政嘛！我们的民主就比不上人家，如果搞普选，搞多党制，搞三权分立，腐败问题就很容易解决。我们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小打小闹，这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听了于烈的这番反驳，我禁不住拍案而起怒斥道，老于，你的立场和情绪很有问题。虽然我心里很清楚，你的出发点还是想把中国搞上去，但是你有没有认真地好好想一想，我们党虽然是执政党，但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历来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又何来的一党专政？你说我们的民主比不上人家，你的标准是什么？是普选制还是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确，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实行普选制，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也不是都实行普选制，就连以〃民主〃著称的美国也没有实行直接的普选制？因此，实行何种民主形式，由各国的国情而定。而西方民主，讲穿了，不就是金钱的民主，大资产者的民主；没有极其雄厚的金钱为后盾，没有大资产者提供雄厚的金钱，你就没有资格参加竞选。
　　说到这里，我口气稍稍缓和了些接着又说，当然，由于我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还不长，我们目前的选举制度还很不完善，我们的目标也要朝着普选的方向发展。但是，目前实行普选制还时机不成熟。我们现在广大农村搞村委会选举，就是一种学习和实践民主的好方法。至于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其中虽有一些合理成份如权力不能高度集中、权力要进行监督制约等精神，我们要学习，但不能照搬照套。西方好的东西，到了中国后，也只有中国化了才能取得好的效果。马克思主义不就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吗？在中国革命史上，我们不是曾经犯了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严重错误吗？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目前除了中国共产党，你说还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率领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中华民族振兴的伟业？！我们的党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利益，而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利益。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对于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和新矛盾，都必须冷静思考和应对，绝对不能情绪化。最重要的是，我们知识分子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党的立场上去看问题，绝对不能以西方标准为标准，现代化不是西化，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能够解决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问题，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我一口气说到这里，于烈听罢还是不服气地说，老伍，你讲的话，我怎么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老左派讲的话？火药味太浓了嘛！一个知识分子应当以追求和坚持真理为已任，应当不偏不倚才对呀。你总是为共产党唱赞歌，就不能中立一些吗？
　　我立即回应说，我们知识分子为追求真理而奋斗，这是可敬可佩的。但是，我们知识分子却常常犯政治幼稚病。一是只知道真理是个好东西，却不知道，真理离开了实际，也会变成谬误。二是只知道好心去办事，却不知道，好心也往往会办成坏事。三是只知道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却不知道要把一件事情办好，也要按照客观规律，循序渐进。四是只热衷批评和拆台，不知道建议和补台。五是只知道所谓的中立，却不知道我们一旦忘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会出问题。
　　我喝了一口茶后又接着说，我们过去是犯了左的错误，突出所谓的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我们现在又很容易走上另一个极端，不讲政治，缺乏阶级观念。在当前世界上，政治和阶级难道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你不讲，别人讲。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反共势力，至今还在以中国为敌，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围剿中国，而且在其他所有的领域，都以扼制中国的发展为宗旨。现在世界上，真正希望中国强大的有几个国家？你拆党的台，究竟谁高兴？究竟谁得益？目前中国政治腐败虽然比较严重，但我们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又何以能够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这时，一向沉默寡言的一位同行朋友赵鲁贤开口说话了。他说，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不是一下子可以讲得清楚的，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能够解决的。我们还是谈点别的东西吧。
　　于是，我们就转换了话题，又天南海北地聊了一阵，看看已近深夜，大家才分头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
　　虽然同学和朋友们都走了，可是我的心里一直难以平静。从今天的唇枪舌剑来看，未来中国在思想界的分歧将会越来越大，如何保持主流意识和主流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必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话题。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校教师，一个党内知识分子，又该担当怎样的历史使命呢？
　　我夜不能寝。
　　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苏洵语。
　　《论管仲》

　　走私案发
　　人类历史翻到了一个新的世纪。尽管世界各国都在为〃究竟是2000年还是2001年才算真正跨入新世纪〃而争论不休。然而，当2000年的新年钟声一响，整个世界都为之沸腾。
　　就在这一天，当善良的人们正昂首阔步走入新世纪之际，丁官明和李燕俩人却以贪官的身份走进了〃双规〃之境。听到消息后，我为他们的堕落感到非常的失望和痛心。
　　丁官明从南方党校参加市厅局级班学习结束后，调到深海市任常务副市长。而李燕也在南方党校县处班学习毕业后，不久也调任到深海市当商检局局长。
　　根据传来的消息说，丁官明和李燕俩人的暴露，是由深海走私案引发的。在这场〃地震〃式的反走私案中，被双规的党政官员多达几十人，沾边的党政官员则多达两百人。其中涉及到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