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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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成熟，还不脱热衷科名的念头，元年《除夕述怀》诗可以为证。那时的吴敬梓决做不出一
部空前的《儒林外史》来。
丁巳（乾隆二年，1737 年）以前，先生觉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了。试
看他宁可作自由解珮的汉皋神女，不愿作那红氍毹上的吴宫舞腰：这便是大觉悟的表示了。
我们可以推测他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于乾隆五年（1740 年）。①
胡适的中心观点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不可能早于1737 年；大概
是1740 年。理由有三条：（1）《闲斋老人序》的年月靠不住；（2）杜少卿
辞试故事不可能写在1736 年以前；（3）吴敬梓写出了《美女篇》，才标志
他“见解成熟”，有了“大觉悟”。
对于胡适的中心观点，也有些论著虽然提出了异议，力主“1736”说和
“1739”说，但因未能充分驳斥胡适的论据，所以不同的看法有着共同的逻
辑：吴敬梓36 岁“辞试”以前，受思想的局限，还不可能创作《儒林外史》。
其实，《儒林外史》的创作，早在吴敬梓36 岁以前就已开始了。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对《闲斋老人序》的著作权问题作出明确
判断：它是吴敬梓所作。吴敬梓为什么要用“闲斋老人”自名呢？这得从“闲”
字说起。所谓“闲”，传统理解是“闲业”和“闲居”。闲业对做官的“正
业”而言，指礼、乐、射、御、书、数或是《诗》、《书》等“六经”；闲
居的意思是绝意功名和“闲静居坐”。②因为优游六艺、弃绝功名的“闲”，
恰恰符合吴敬梓的经历和思想，所以他在《移家赋》和《买陂塘》中，秉承
了潘岳《闲居赋》“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退而闲居”的说法，特别强
调“笙簧六艺，渔猎百家”，“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和“身将隐
矣，召阮籍稽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①也因此把自己的情怀称作“闲
情”②，以南京的寓所为“闲庭”③熟悉他的朋友则进而概括其寓居秦淮的生
活为“闲居”④。由“身将隐”、“闲居”、“闲庭”到“闲斋”，寓意相同、
① 引自胡适《吴敬梓年谱》。
② 丁福保笺注陶渊明《和郭主簿》“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句时指出：“闲业者，正业之对文。。。
闲业为六艺。”李善注潘仁安《闲居赋》时明言：闲居者，“不知世事，闲静居坐之意”。
① 参见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② 《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五曰：“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
③ 《文木山房集》卷二《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有“闲庭两三间”之句。
④ 如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中说：“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见《丁
辛老屋集》卷十二。
一脉相承。“闲斋”必属吴敬梓自名，毋容置疑。至于“老人”之谓，似乎
不可思议，因为吴敬梓当时年未四十。但从科名的角度看，他早有迟暮之感：
33 岁那年，就深感“长安”路难，叹息“新例入资须少壮”⑤；34 岁那年，
又以“岂知盛年去，空闺自长嗟”⑥的美女自况。在《移家赋》中则再次发出
了“叹老嗟卑，思来述往”的悲叹。应该说，这里的“老人”，是功名迟暮
的一个特殊概念。
闲斋老人就是吴敬梓。这一点，胡适似乎未敢否定。按理说，既有序言，
就必有作品；既有作品，就决不能作出尚未动笔的判断。正因为如此，胡适
避开了闲斋老人是谁的问题，一味在“序言”的写作时间上做文章；通过对
“序言”的否定，为他的“1740”说服务。
为了弄清“序言”和作品的写作时间，我们有必要解剖胡适的所谓论据。
36 岁的吴敬梓依旧“热心科名”吗？诚然，以“家声科第从来美”自诩
的吴敬梓，早先确实醉心举业。29 岁那年参加科考，他甚至表演了一出向试
官“匍匐乞收”的丑剧①但是，希望越是迫切，失望后的打击就愈益沉重。正
是在这次乞求收录遭到斥逐和稍后的乡试再次落第以后，吴敬梓终于发出了
“狂来自笑，模索曹刘谁信道”②的叛逆呼喊，产生了远离毷氉声喧的全椒，
移家“秦淮十里”的强烈愿望③。应该说，公然反对科举世家的传统，乃至离
乡背井，抛弃祖宗的家业，这是对礼教和科名改变看法的明显标志，也是思
想急转直下、出现变迁的有力证据。正因为思想有了变化，所以吴敬梓蔑视
八股制义和利禄功名的情绪日益强烈。30 岁那年，他明确表态：“不婚不宦，
嗜欲人生应减半”④；31 岁那年，又用“捉鼻低头知不足，且把棋秤共赌”⑤
来自我解嘲；33 岁那年，他再一次述志抒怀：“身将隐矣，召阮籍稽康，披
襟箕踞把酒共沉醉”⑥。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嘲讽“摸索”和移家秦淮是吴敬
梓思想转变的一座分水岭；33 岁以后，他鄙薄科举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既
然如此，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吴敬梓思想的“成熟”和看破科名的“觉悟”任
意推迟到1737、1739 或1740 年。当然，吴敬梓毕竟出生在科举世家，束身
于名教之内，所以他跟科名的决裂，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难免会出现
反复。但从总体上看，打从移家南京以后，日益叛逆是其思想的主流，徘徊
顾盼只是支流。胡适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所以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按照胡
适的逻辑，吴敬梓对“征辟”有所眷恋和“悔恨”，就是“不脱热心科名的
念头”，那岂不可以进而推论：因为吴敬梓直到去世前的一年，还在《金陵
景物图诗》首页自诩为“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
所以他对科名至死不悟，也就根本不可能撰写《儒林外史》！这是荒唐的逻
辑！问题还在于：《丙辰除夕述怀》不仅不能作为吴敬梓没有“大觉悟”的
依据，也不能单纯地看成思想反复的“铁证”。具体地说。诗中“相如封禅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七。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古意》。
①
参见《泰然斋诗集》第二附金两铭《和（吴檠）作》。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四。
③ 参见上书之七、八。
④ 引自上书之一。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贺新凉·青然兄生日》。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等四句，实际上有着双重的涵
义：一是胡适所讲的“悔”。当然这种“悔”的原因并不是“因病辞试”，
而是“托病辞试”。二是“瞒”。唯其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托病”，
所以在悔恨之际，也不忘用“采薪”来加以掩饰。这里，有必要重提胡适的
另一个明显错误：他仅仅根据江宁教授唐时琳的《文木山房集序》，就断言
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真病”。对于这一说法，很多学者已经撰文驳斥，
这里不再赘言。当然，无风不能起浪，联系上述引自《孟子》的“采薪”二
字来看，吴敬梓当时很可能确有小病。但是，把小病装成大病，借“大病”
辞去廷试，决不等于“因病辞试”，因为小病是不允许辞试的。由此可见，
吴敬梓1736 年辞试的行动，恰恰是他1729 年叛逆呼喊的延伸和发展。否定
“托病辞试”是错误的，认为“托病辞试”才算思想飞跃的标志也是不全面
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吴敬梓真为“因病辞试”而悔恨，充其量也只是一次
思想的大反复。用后来的反复去否定早先的飞跃，依然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总之，从对待科名的态度看，吴敬梓早在辞试和吟咏《美女篇》以前，就已
具备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了。
理清了吴敬梓思想转变的脉络，是不是有“余暇”撰写《闲斋老人序》
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如前所述，吴敬梓既已鄙薄科名，热衷“笙簧六艺”，
自名闲斋老人，也就投诸闲散，有的是时间。何况《闲斋老人序》只有短短
五百零一字。
那么，吴敬梓为什么要选择1736 年2 月写“序”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把他在“征辟”前后的情况罗列一下：1733 年，雍正诏令保荐“博
学鸿儒”者。两年以后，雍正再下诏令。这时候，35 岁的吴敬梓已经风闻有
可能被保荐①，所以赶忙“追”写“美人之赋”（即《移家赋》），用以表明
自己“不工封禅之书”②的心迹。同年秋天，被荐的风声紧了，他又写下了《秋
病》八首，再次流露了“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的心声。由于
吴敬梓蔑视科名，对保举又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乾隆元年正式被保荐时，并
没有受宠若惊，手足无措。相反，他胸有成竹，“凿坏而遁”；酗酒秦淮，
乔装“狂疾”③。朋友们责以固执已甚，他机敏地诉说了自己的衷肠：“吾既
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
足贵耶？”④这一切，充分说明当时的吴敬梓，镇定自若，未雨绸缪。进一步
看，他既能用《移家赋》去反衬《子虚》、《上林》，以装病来辞去廷试，
也就必定会自矜俚俗粗村的小说家身份，嘲讽借词赋博取富贵的枚乘和司马
相如之流；用鄙夷功名富贵的《闲斋老人序》去否定“博学鸿词”的终南捷
径。“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吴敬梓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
图》⑤中的这两句诗，不就表现了他对征辟荐举妨碍小说创作的强烈不满吗！
既然如此，自称闲斋老人，借“序言”述怀明志，声言“以辞却功名富贵，
①
顾云《钵山志》卷四《吴敬梓传》：“乾隆间，再以博学鸿词，荐（吴敬梓）”。顾云既用“再”字，
则很可能吴敬梓1736 年前就曾被当作保荐对象。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一《移家赋》。
③ 金兆燕《棕亭诗抄》集三《寄吴文木先生》曰：“昔岁鹤板下纶扉，严徐车马纷猋驰。蒲轮觅径过蓬户，
凿坏而遁人不知。有时倒白著接。。，秦淮酒家杯独特。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
④ 参见顾云《钵山志》卷四。
⑤ 白参《文木山房集》卷二。
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不都是合情合理的吗！
早在乾隆元年以前，吴敬梓已经走上了背叛科名的道路，1736 年2 月，
他又写下了《闲斋老人序》。根据这两点，就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吴敬梓
着手创作《儒林外史》，决不会迟于1736 年。可是胡适又认为：“书中写杜
少卿、庄绍光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也就“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
怎样看待胡适的这一论点呢？笔者以为，它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错误的方
面。诚然，作品中杜少卿、庄绍光等形象，无疑是以作者自身及其朋友程廷
祚作为模特儿的，因此有关的章节确实不可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前。问题在
于：第一，胡适仅仅考虑了《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几段故事的原型。
三十四回以前的取材情况怎样，一系列生活素材是否发生在1736 年以后呢？
大家知道，《儒林外史》的结构具有“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特点，所以
作者完全可以写写停停，零写整编，决不会弹指之间，一挥而就。就是说，
《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以后的内容固然只能写在1736 年2 月以后，但决不
能就此作出结论：三十四回以前的故事也必定写在同一时期；更不能把吴敬
梓开卷伊始的时间随意拉到1736 年以后的某一年。这一点，后文将作详细论
述。第二，胡适顾此失彼，无视吴敬梓借助某些诗词对小说创作的时间和情
况所作的曲折说明。例如，上述“著书仰屋差自娱，无端拟献金门赋”等两
句，就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这里所说的“著书”，当然指撰写《儒林
外史》。所谓“仰屋”，分明援引和活用了《宋史·富弼传》中的典故，意
思是“计无所出”，奈何不得。正因为吴敬梓处境艰难、心情抑郁，所以才
用“著书”来排遣愤世疾俗的怒火，寻找聊以自慰的欢乐。但正当他笔墨酣
畅的得意时刻，传来了被安徽巡抚赵国麟保荐的消息。他毫无理由拒绝预试，
只得“春光抛掷”，“孤负秦淮”①风尘仆仆地“涉险”到安庆，言不由衷地
写下了“金门赋”，也即《正声感人赋》等六篇“试帖”②。这真是强人所难
的“无端”啊！由此，我们不就看清了这样一种事实：1736 年2 月，吴敬梓
正在撰写《儒林外史》，而且早已进入了欲舍不能的境地。
通过上述辨析，我们可以论定：《闲斋老人序》确实写在1736 年2 月，
吴敬梓在此以前已经开始创作《儒林外史》。那么，究竟哪一年动手的呢？
笔者以为，当是1736 年。理由是：（1）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与亲友们频
频交往，把酒沉醉，诗词唱和，还被“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推为盟
主”③。他自己又洋洋自得地认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④。就
经济生活而言，虽然祖传的“三万金”，在移家前已经基本花去，但还没有
陷入“乞食近年诗”⑤的绝境。另外，在移家后的第二年，他的糖尿病开始发
作⑥。在这样的情况下，吴敬梓似乎还不可能潜心创作《儒林外史》。当然，
没有动手不等于没有想法。从写在33 岁七月五日的《金缕曲》来看，吴敬梓
可能早有“著书”的潜在动机⑦。但想法毕竟不是行动，何况他一提到“著书”，
①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虐美人》、《西子妆》。
② 参见《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③ 引自《儒林外史》金和跋。
④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四。
⑥ 《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五有“消渴病难除”之句。
⑦ 《金缕曲》中有这样的话语：“苟卿正遇游齐日，叹胸中著书千卷，沉埋弃掷。尚有及时一杯酒，身后
旋即援引晋代张季鹰的话语作出了否决。（2）《移家赋》与《儒林外史》的
创作，都跟“辞试”相反相成，互为因果。从吴敬梓的征辟问题上的态度转
变情况来看，《儒林外史》的创作当在《移家赋》以后。关于《移家赋》的
撰述年代，过去大都沿用胡适的观点，认为它写在1733 年。这是错误的，因
为作者明白宣称“追为此赋”。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1734 年说，这也靠不
住。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得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吴敬梓移家南京，既是
叛逆的表现，也有着冀求知遇的因素；一方面说明他已经绝意乡试、会试之
类，一方面证实他对包括征辟在内的荐举存有幻想。正是出于后一种原因，
所以在他的诗文中，无数次提到冯谖、董仲舒、枚乘、司马相如等凭借学术
而被荐举的文人，不厌其烦地罗列“天人策”、“封禅书”、“子虚赋”、
“上林赋”等敲门砖式的作品。依循这种特殊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吴敬梓
33 岁移家之初，曾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