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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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你觉得我对犹太教事务关心得多些了，而我得到了对你的犹太教观念的一定的补充证明，由于你先入为主地对我的一切活动，特别是对我的发生兴趣的方式怀有厌恶感，所以在此也不例外。可是除了这点以外，你在这里有一点小小的例外表现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在这里活动着的毕竟是与你的犹太教同出一源的犹太教，因而也有可能使我们之间产生新的关系。我不否认，你对之表现出兴趣的事情往往反倒会使我产生怀疑。我并不是想断言我在这方面有什么胜于你的地方。但是根本就没有对之加以验证的可能。我所介绍的犹太教使你感到讨厌，犹太文字你觉得无法阅读，它们‘使你恶心”’。——这可能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只有你有我童年时期告诉我的那种犹太教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以外不存在别的。可是要说你坚持这种看法，似乎又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你的‘恶心’（撇开它首先并非为犹太教所引起，而是针对我个人的这点不谈）只能意味着，你无意识地承认了你那种犹太教以及给我的犹太教教育的弱点你绝不愿意回顾，并以不加掩饰的痛恨来回答一切回顾。此外，你对我的新犹太教教义的反面评价是非常夸张的；首先，这里面掺含着你的诅咒；其次，对于犹太教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而就我的情况而言，它是有致命伤的。”
父亲是如此，而母亲“在杂乱的童年生活中被认为是理智的典范”。儿子虽然埋怨她在父亲面前不能自主，然而对此表示完全理解，知道她一方面是出于对丈夫的爱，一方面是面对一个不容任何反对意见的男人的讲求实际的让步。但是父母以这种方式联合为一体，组成了对儿子的共同战线，母亲只是偷偷地脱离这条战线，以便给儿子一点爱的表示—一这在卡夫卡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随处可见，比如在很短的小说《夫妻》（载《一场战斗记实》）中便可见到相似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篇小说，它堪称卡夫卡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有自我表述性质的作品之一。正确地阅读它，那么每一句话都富有启发性，从开头的生意上的抱怨直到尾声处N．先生的夫人向来访者或捷言之不速之客提到他自己的母亲时说的这几句话：“尽可以说，她（母亲）能够创造奇迹。已为我们所毁了的可由她来修复。我童年时便失去了她。”还有那结束语：“噢，竟有这样的失败的经商之路，而人们不得不带着负担继续走下去。”
奇怪之处不在于，弗兰茨感到父亲的性格是某种陌生的东西，却由于其活力和力量而对他钦佩不已。奇怪的是，他在此后的生活道路上也极其希望得到父亲的首肯，尽管这往往是根本办不到的。“你也有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同的微笑方式，这种方式特别美，却非常难得一睹，可是这种微笑会使对方非常愉快，”《信》中这么写道。他算了一下与父亲接近的时刻：“这自然很少，但却十分美妙。比如当我以前炎夏午饭后在店里看见你疲倦地用胳膊肘支着柜台打一会儿瞌睡时；或者当你急匆匆地跑到我们这儿来消夏时；或者当母亲病重，你颤抖地哭着紧抓书橱时；或者当我上次生病时，你轻轻地走到我住的奥特拉的房间，停在门口，只探进头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出于好心的考虑只向我拍了招手。在这种时刻，我便躺倒在床上，幸福地哭起来，现在，当重新写下这些的时候，止不住又哭起来了。”——他的书中的一本——《乡村医生》——是献给父亲的。父亲接受这本书时说的话（显然并无恶意）经常为卡夫卡所引用。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放在桌上吧。”
日记中弗兰茨描写一个晚上，在写到他难得真正完全感到满意一个行动的那句结束语（《日记》252页），听起来是那么的忧伤：他以极大的努力，审慎周到，确实成功地在犹太区政府中组织了一场一个贫穷的东方犹太话剧演员的朗诵会，自己讲了颇有意义的开场白（这是他作过的唯一的演讲——可记录在案的仅仅还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托因贝大厅朗诵克莱斯特的《米歇尔…科尔哈斯》）。他这番报道却是以写在括弧中的、仿佛从深深的背景中道出来的话结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里。”
卡夫卡父母家中的情况与普鲁斯特家里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见列昂…彼埃尔一昆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亲每天一大早离开家，几乎与儿子不打照面。”而他母亲则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对他很关心，总是原谅他的任性，原谅他习以为常的草率马虎态度。”——倘若探讨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点，也许会找到两位作家世界观相近与文风相近的共同根源，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互相间却从未听说过——这将使那些喜欢分门别类的观察家们重新陷入世界之杂乱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别细密准确，即对细节的爱好（我欲称之为“填密写作”），还有被卷入家庭的魔法漩涡中，自然还有种族（普鲁斯特的母亲是犹太人）甚至际遇的某些相似之处，所有这些都诱惑人对他俩加以对比，当然，普鲁斯特所处的世界都市环境与卡夫卡所处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导致他们的发展道路出现根本性的分岔。
对于诸如普鲁斯特、克莱斯特、卡夫卡这样的情况，终其一生不能脱离童年的印象，不能脱离家庭和家庭传统的控制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学关于无意识的恋母情结与无意识的恨父的模式来笼套。然而对天真幼稚行为的依附则完全可以（我无意否认精神分析学解释有关重要主题的同样有效性）作简单一些的解释：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人投入了与生活和世界的决斗。第一场战斗：与父母。然后生活带来其他斗士：同学、老师、其他公民、观众、不可解释的反对男人的妇女世界。尽是敌人——至少可以说尽是对手，很难从他们中间找出善意来（这种“找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战斗，一种迫使人采取的行动，一个任务，一场生活考核）。人和战士是怎样通过第一场战斗的，已经指点着未来，可以视为未来的象征，倘在回顾者眼里那生活的开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后来阶段以至生活整体的雏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第一个指出这点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试着指出的这么说：通过在年龄成熟一些后与面对面而来、面对面斗争的世界整体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时的可爱的路该有多好啊，”克劳斯…格罗特一布拉姆斯这样歌吟。这种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仅仅是一闪即逝的插曲，也许作为一个劳动后的疲劳现象出现，——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难道说疲倦的人比为虚荣或为生活之必需劳碌不息的人要诚实一些吗？除了这种插曲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还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制约着毕生命运的思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其制约。
孩子信赖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赖他。这一点正是最早的影响人的心灵的重大冲突之一的导火线。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间的信赖，而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斗争、战斗。——这第一次冲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么认真、多么火热地感觉着，可以在一个典型童稚的作家—一克莱斯特——的经历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家里（扩展了的父母结构）对我的所为所求会怎么说？他们会信赖我吗？一方面是认为荣誉只存在于战时壮举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鲁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温顺的、感情丰富的、情绪不稳定而又偏偏为最高尚的伦理原则所奴役的作家，克莱斯特与他家庭的差异大得惊人。他知道，他的诗和剧作在家里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纲伦的邪门歪道，毫无价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别的投入阅读克莱斯特的书信，将那些证明克莱斯特家庭将那位作家视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毫无用处的、不值得再给予任何同情的一员”片断抄录下来，并以意在言外的嘲讽口气写道，那个家庭在克莱斯特一百周年忌日将一个花圈献在墓旁挽联上写着：“献给家族中最优秀的人”。
这位坚强的人一般总是耸耸肩膀，带着那么点轻蔑，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们如何强烈地期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们自身、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实质能得到家庭的承认，换来家庭的信赖和坦诚相待，然而却由于家里无人理解他们而精神崩溃。坚强的人在发展道路上很快就会到达某一点，在那里他们对自己说（或许有理，或许无理）：真是的，这个家庭是无可教诲、无可救药的了。可是世界是广阔的。还有其他单位团体，我将向它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家里那伙人怎么看我关我屁事……
这么一解释，自然就可窥见生活的悲喜剧了。事实上那放弃了争取家庭信赖的坚强汉子与多愁善感的人相比并未赢得过多的优越之处。以后“广阔的世界（哦，它马上就变得那么狭小）所提供的冲突，与那人生第一次为求得信赖而又不能获得的冲突相比差别总是微乎其微。不管是朋友抑或上司，是高于一切的情人抑或仅仅是同你偶尔打一个小小交道的不相干的人，你总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你的存在，你的本质，你的内心所向，然而人们关心的却总是你的成绩，从道理上说，人们也只能通过你思想的体现来检验你的思想，别无良方。你希望的却不是得到检验，你只希望人们相信你。每个人（同每个神祗一样）都希望周围全是信仰。只有当灵魂感受到来自他方的信任时，才有可能发挥其极细微的、不同寻常的能力。
一位哲学家（菲利克斯…威尔奇）将“信任决定”原则称为一切伦理学的基础，由此可见信任问题的中心地位。人们无法证明，世界就其整体而言是否有意义，是一个善的神灵的杰作，还是无意义的、凶恶的东西。这个问题只能由人们随意地（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相信或否认。究其根本，每个人的本质、道德也同样只能无证据地为人相信或否认。因为在这个领域内无法提供准确的证据：实际成绩低于评价，最有利可图的往往源于最恶的心灵。
在第一次冲突中（无所畏惧地争取家庭的信赖）所有后来的生活冲突均已具雏形，似乎均已包含在其中。对在第一次冲突中，可以说在生活斗争的准备阶段，已经存在的童稚者的耸肩，乍看之下不是那么十分公平的。这些“不实际的人”也许会删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无物的环节；最终人们会发现，他们不仅比别人感觉更温柔敏锐，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处的认识。因此一个“童稚”作家的世界观能够握住我们的心，克莱斯特便是这样；童稚在此并非弱点；它只是对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状的一种比较诚实、比较认真的理解。我们大家身处这情状之中，面对着面，互不信任，每个人心中都在秘密地恳求人们相信自己，即使自己的品行无法得到证明也罢。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在《失踪者》中）写下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以图表现一个永恒的场面——一个人蒙受了可耻的名声，一切外在因素都于他不利，他聚集最后一点良心，希望人们不要谴责他。不错，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克莱斯特所有的作品都是围绕着这一点的。他的偶像是：凯特兴…封…海尔布隆。可是正如凯特兴信任她的骑上一样，潘台西利娅也希望阿奇勒斯在所有战斗性的仇恨表象下始终感觉到她的爱。托妮捆起了她的情人，把他交给了敌人，——表面上看作者是批判了她，但实际上她心底是希望他能相信她，相信她的感情。“你不曾对我不信任该多好啊，”这是她最后的话。还有阿尔克梅娜在她那发火的丈夫面前，爱菲（《碎罐记》中）在她的未婚夫面前，那看上去十分残忍的选帝候在那洪堡人面前——所有这些人都是难以理喻的、忧郁的、有罪的，或至少有不良行为的形象，却全都非常诚实，他们最强烈渴望的莫过于叫爱人认识他们深厚的爱。这是人类的基本情况，就克莱斯特来说，这是从他亲身感受的生活状况中扩展开来的。他有一个坏毛病：不爱写公文爱写诗——然而通过这个坏毛病，这伤风败俗的行为，他的家庭却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所创造的最激动人心的象征是：玛尔基斯…封…O．进入了新的境况（正如天赋将一个作品变幻推入作者的心灵一样），她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事情发生了，医生的诊断再明确不过地给她判了死刑，然而她是无罪的。克莱斯特最大的创造性表现在：他用最强有力的论据将犯罪的表象堆在女主角四周，如同在一个殉教者周围堆柴垛一样。越是这样，划破云空的闪电就越亮，照耀着令人眩目的、雪白的无辜。所以，父亲认识到玛尔基斯…封…O．心灵的纯净，并向她道歉这个场面才会具有如此震摄魂魄的感情力量。是什么样的勇气引导作家提笔写下（早在弗洛伊德前很久）这些话的啊，任何人读到这里内心都会受到极大的震动：女儿脖子后仰，两眼紧闭，静静地躺在父亲的胳膊上……他坐有椅子上，长时间、热烈地、没完没了地对着她的嘴吻着，眼里闪着晶莹的泪珠，简直像个热恋者！女儿不说话；他不说话；他坐着，脸俯在她的脸上，如同俯在他初恋的姑娘上面，拨正她的嘴，吻……这样一种充满最后的魔力的渴望之场面多么经常地晃动在克莱斯特眼前！这个场面或任何“童稚”的相似场面多么经常地与他同床共梦！
至于弗兰茨…卡夫卡的作品与克莱斯特的著作有一些实质上的、完全不可仅仅以回味相似来解释的特征，尤其在散文风格上，已经为人们反复提及。可是关于他们基本立场的心灵上的接近，据我所知还不曾有人指出过。这两个人的基本立场的的确确是惟妙惟肖，甚至他们的肖像也相似，至少他们的童稚和纯洁是相似的。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居于中心地位的竟然也是对家庭的责任！这是打开诸如小说《变形记》、《判决》、《司炉》和其他作品中一些细节的钥匙。赋予象征以现实的生命的方式，两位作家也是一致的。那位女士在高尚的家庭眼前痛苦地变成一个羞耻地怀了孕的人的幻景，与那另一个家庭的儿子在谜一般的命运驱使下变成令人鄙视的昆虫的故事亦甚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