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路-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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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是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
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秘使前往中国,寻觅中共中央。
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时他叫“李复之”,受命去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到了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湖北黄冈人,林彪本名林育蓉。
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
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之际,曾起过重大作用。
第五章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陈云回到延安不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便在1937年12月9-14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于陈云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
另外,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就在这时,陈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支持毛泽东呢,还是支持王明?
王明在回到延安之后,俨然以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颐指气使,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陈云虽然跟王明在莫斯科共事了一年多,他并不支持王明。
陈云在回到延安之后,是相当谨慎的。尽管陈云在莫斯科多次见到过斯大林,跟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也很熟悉,但是他绝无王明那种“钦差大臣”的派头。
当时,从四面八方,大批的青年,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这些人一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组织审查。所以,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担负着非常繁重却又异常重要的任务。
陈云于1938年9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
这一讲演,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陈云对于组织工作的见解。
陈云用十二个字、四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的讲话,反映出他能够很辩证地看待当时组织工作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1944年,已经当了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奉命向彭真移交工作。
彭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在刘少奇的房间里,陈云当着刘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中共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有多少张“党表”(亦即“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内中包括入党志愿书),多少小册子……陈云移交一清二楚。
陈云有过多次工作调动。这一回调动工作,对于他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调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当了七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成为组织工作的专家,可是,这一回却完全“改行”,去做经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调动了陈云的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处于空前的困难之中。毛泽东注意到陈云在领导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于是,便调他主管财经。
不料,这一次工作调动,却使陈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定位”。陈云细细钻研经济工作,竟然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以至博得“党的理财能手”名誉。
陈云找到了两本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细细钻研起来。陈云说,他对经济工作不太懂,找这些书来读,为的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
陈云上任不久,便于1944年12月3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在当时的《解放日报》发表,可以说是陈云对财经问题发表的最早的理论文章。
陈云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
第六章 邮市上买的三封信
收信人“YUDAWCHYUAN”,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1992年在北京去世。这三封信,显然在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30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30年代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
当然,在弄明白这三封是谁写的信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于若木的信,写于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陈云的信,写于1939年5月21日夜。
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
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
在信中,陈云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陈云写道:抗战的情况大概您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综起来说,敌国的困难日见增加,前线上的证明,日本兵中新兵的成份大大增加,军事技术(兵士个人的军事素养)比前差多了,战斗的情绪比前更低些了,但是由于民族的成见,战争中还相当顽强。我国的情况,虽然失掉许多大城市和铁路,但是军事上说我们的军队在抗战中锻炼了自己。即使地域上说失去的还实际上只是一些点和线,广大的乡村,仍是我军及我们政权统治之下。……
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三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卅五岁。
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在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第七章 陈云对于若木说:“你我都是老实人”
我问起于若木来到陈云那里从事护理工作,怎么会从“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关系”?
于若木说,陈云最初问她的历史,她作了回答。这样,他开始了解于若木。他也简单地向于若木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于若木还回忆,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那时,她唱了一支苏联流行歌曲《祖国进行曲》,开头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首歌在北平学生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后来,陈云向她问起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回答说:“我还不懂。”
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他如实地告诉于若木,他过去结过婚,后来分手了。
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说了这么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日渐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这在于若木的妹妹于璐琳写给大哥于道泉的信中曾提及:你大概还不晓得我也同我三姐来到西北了吧。我们来了不久之后,二哥也来了。不过,学习了一个时间以后他就出去了。现在在鲁西的游击队内工作。
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唯一能够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
二哥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人,对陈云和于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于若木说,她和陈云的婚礼特别简朴,因为陈云不喜欢铺张。结婚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
后来,消息传开来了,有些人要陈云请客。当时,陈云手里有点钱,论请客也请得起。可是,他没有请客,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摆场面。
于若木说,别以为当时在延安婚礼都这么朴素。也有人大操大办呢。延安一家报社的主编结婚,在延安的“合作社”办了几十桌宴席。当时,“合作社”是延安最高级的“宴会厅”。那位主编因为常写文章,有稿费收入。不过,婚宴几乎花尽了他的积蓄。不久,他死于肺结核。死时还未能还清婚宴的债!
笔者向于若木提出了一个细节问题:她和陈云之间如何称呼?
于若木笑了,因为还没有人向她问过这样的问题。她告诉笔者,陈云在家里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很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他“陈云同志”。
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敬,因为在她的眼中,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当然,两人有时分处异地,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1942年1月,于若木生下长女,由她取名“陈伟力”。她觉得这名字响亮,好叫,又有一定的含义,陈云也以为取得好。
我问,怎么会由她来给女儿取名呢?
于若木说,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由她取名。
到了1945年1月,于若木生下长子,便由陈云来取名。那时,发电报习惯于用韵目代日。陈云常拟电报,所以对电报韵目极为熟悉。长子是在13日出生的,13日的韵目是“元”,所以陈云就给长子取名“陈元”。这“元”字还有另外两层含义,即“元”月出生:“元”又是“第一”之意,也就是长子的意思。
第八章 在沈阳
1945年9月14日上午,一架漆着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苏联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往东北。
据彭真回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对外是指抗联组成的自卫军、原东北军将领组成的自治军和冀热辽的八路军)总部,并决定调两万干部、十万大军和一百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
内中,派伍修权去,还考虑到他精熟俄语,可以在与苏军进行高级会谈时兼任翻译。
这样,彭真、陈云和伍修权等一起,在9月17日上午搭乘那架苏联军用飞机,前往沈阳。
就在陈云、彭真到达沈阳之后,中共中央来电,任命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
司令员。这时,林彪尚未到达东北,就由彭真、陈云先主持。
那时,东北的三大城市,全在苏联红军手中。中共中央曾有过“独占东北”的设想。这是因为“东北还没有国民党军队”,一旦实行“拒蒋进东北”,“由我控制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和交通线”,便可以实现“独占东北”。
蒋介石当然明白东北的重要,从1945年11月起,便命令大批国民党部队乘船从秦皇岛登陆,日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扑来,迅速占领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急于北进,夺取东北三大城市,即沈阳、长春、哈尔滨。
这时,面对着蒋介石北进的大批部队,苏联红军竟要求东北民主联军撤离沈阳。
苏军驻沈阳的少将衔卫戍司令毫不客气地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
彭真反驳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
考虑到苏联红军的这种态度,考虑到蒋介石调遣了大批部队进入东北,陈云根据当时的形势以为,由中国共产党“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必须改变计划。
1945年11月初,陈云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
由陈云主持起草,以他和高岗、张闻天的名义,于1945年11月29日及30日,分两次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中共中央发去《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电报。
陈云在电报中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
中共中央考虑到与苏共的关系,避免冲突,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
这时,于若木历尽艰难,带着两个孩子,从延安来到哈尔滨。
第九章 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经过3个年头的艰苦奋战,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终于由劣势转为优势。东北决战的时机成熟了。
从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辽沈战役,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
随着胜利的到来,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陈云第一次意识到:打天下不易,坐天下、治天下更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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