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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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工作。

　　陈云曾这么说及自己当时的工作状况：“我那个时候身体还好，除上午、下午有事外，经常是晚上八点钟到周总理那里，十二点钟到毛主席那里，也忙啊。”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于若木在北京生下次子。这一回，轮到陈云取名了。由于陈云已给长子命名“元”，也就给次子相对应命名为“方”。

　　于若木说，也真巧，铜钱外圆内方，恰恰是经济工作的象征，而陈云正是主持中国的财经工作。曾有很多人问陈云，他给两个儿子取名时，是否有这层意思？其实，虽然陈云是在１９４４年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但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此就“定位”在财经领导工作上。长子是在１９４５年出生的。所以，陈云只是按电报韵日给长子命名而已，后来的事情纯属巧合罢了。

　　更巧的是，长子长大后，竟然也从事财经工作，以至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

　　有趣的是，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当时，“上面”

　　要陈云改名，陈云就临时取了个名字叫“陈元方”——用两个儿子的名字组成。他风趣地对别人说：“还好，我没有改姓！”　

　
　
　
第十四章　要求部下“一毛不拔”
　　陈云深知自己肩上挑着一担“炸药”，万万不可疏忽。他没有上过财经学校，他的最高学历是小学毕业。他非常注意学习和调查研究。

　　据曾在政务院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杨波回忆，在１９５０年，陈云忽然要他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抗战前的《大公报》、《益世报》。因为陈云记得，当时这些报纸上每天刊登棉布、棉纱、粮食、棉花的价格。陈云要杨波抄入这些价格，并对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作出统计。

　　杨波整理了１９３６年以及１９３７年上半年的商情。陈云看了，又要他继续查下去，查５年或者１０年。

　　陈云从杨波整理的历史资料中，得出现在应该如何确定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依据。陈云认为，把农村的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把城市的工业品销下去，两者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必须合理，既不损害农民利益，又能保证工人利益。陈云说，这涉及到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大事。

　　所以，陈云常说：“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经济中有政治，政治离不了经济。

　　陈云加强了税收。尽管有人俏皮地喊“共产党万‘税’”，陈云听了一笑了之。

　　他以为，要增加国家财经收入，不加强税收不行。

　　１９５２年８月，陈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周恩来团长的率领下，前往莫斯科。

　　陈云等人此行，主要是跟苏联商谈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问题。周恩来与陈云在莫斯科进行了初步谈判之后，由于政务繁忙，便先回国了。

　　留下李富春负责与苏方谈判。

　　陈云从苏联商谈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归来，急于要了解中国的农业生产情况。这年１０月，陈云请他在上海青浦的老战友陆铨帮忙，在青浦找两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来北京。陆铨曾在１９２７年和陈云一起在青浦从事农民运动，跟陈云交厚，他马上挑选了农民曹象波和曹兴达，送他们上北京。

　　陈云很仔细地跟这两位同乡交谈，从他们那里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写出关于青浦县小蒸乡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陈云的报告，在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５日致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震林同志：陈云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

　　据薄一波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根据。

　　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望将你的意见告我。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　

　
　
　
第十五章　把粮食纳入“统购统销”轨道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庆祝日。那天晚上，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无心于观赏焰火，而是在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粮食问题……

　　陈云在平稳了物价、平稳了粮价之后，稍稍喘了一口气。他很快就发现，他肩上的一担“炸药”，那物价已不会爆炸，但是粮食仍是个大问题，弄不好就会来个大爆炸。

　　在着手解决粮食问题的时候，陈云很成功地解决了棉花问题。

　　棉花的问题解决了，粮食却是一道大难题。

　　那时候的中国，已有着四亿多人口。这么多张嘴，吃饭是个大问题。中国古语道：“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倘若没有饭吃。这天下非乱不可。

　　１９５２年，国家收购的粮食为６６０多亿斤，扣除返销粮之后，只有５６０多亿斤，差额达１００亿斤上下！

　　１９５３年，东北又遭水灾，粮食减产。粮食贩子开始活跃。全国的粮贩子，一下子猛增到几十万人。这些粮贩子开始囤积粮食。有些地方已经出现抢购粮食，哄抬粮价。

　　陈云研究了中国市场粮食的流通规律：粮食要从农民那里收购，然后由国家或商人售给消费者。

　　这样，陈云以为，处理好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

　　为了处理好这些关系，陈云提出八种解决方案：一、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二、只配不征——可能买不到粮食；三、只征不配——结果会边征边漏；四、原封不动——自由买卖，结果必乱无疑；五、临渴掘井——到最困难时才想办法，还不如现在下手好；六、动员认购——政策有明令，比强征好，没有把握；七、合同预购——有一个数量问题，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今年来不及了；八、各行其是——办法可以试，要考虑影响，考虑结果。

　　陈云曾生动地说明了“征购”的必要性。他说：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陈云又对“配给”作了这样的说明：“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起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是填不饱肚子的，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就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

　　所谓粮食的“计划收购”，被称之为“统购”，粮食的“计划供应”，被称之为“统销”。陈云的这一方案，被称之为粮食“统购统销”。　

　
　
　
第十六章　“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０日，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一番颇为尖锐的话。

　　陈云说：“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

　　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陈云居然说“毛主席不能万岁”，其目的在于说不仅毛泽东不能“万岁”，他和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们，也都不能“万岁”。由此，陈云言入正题，即在他们这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死去之后，如何防止领导权落在野心家手中。

　　陈云说：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四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也有七十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都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那时的陈云，不过４９岁。他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其原因在于如他所说，从“一九四五年七大到现在”，有“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跌了大筋斗”。

　　这“跌了大筋斗”的，就是高岗和饶漱石。

　　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１０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胜利地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自１９４９年之后第一次党内的尖锐斗争。毛泽东当时在休假，没有出席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从１９５２年底、１９５３年初，高岗和饶漱石分别从东北和华东调往中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称中共中央存在“圈圈”和“摊摊”，欲取代刘少奇和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担任政务院总理。

　　高岗联合了饶漱石，又在暗中联络了林彪。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当毛泽东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高岗便私下活动由他代替刘少奇。

　　毛泽东发觉后，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指出：

　　“同志们！我以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火……”

　　毛泽东所说的“别人”，正是指高岗。

　　作为“五大书记”之一的陈云，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意见一致。

　　毛泽东以为，要拉林彪一把，便派出陈云，专程赴杭州，跟因病在那里休养的林彪面谈，传达中央的意见。

　　林彪立即“急转弯”，从高岗那里滑脚。　

　
　
　
第十七章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陈云早在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来历……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１９５６年６月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这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０日至１０月９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１９５６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１９５６年初，毛泽东提出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也正因为这样，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第十八章　“反反冒进”主要针对陈云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