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路-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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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报既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在1959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
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到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期望陈云收拾乱局
毛泽东曾于1959年岁末之际,修书一封,问候陈云:
陈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尽管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反了“右倾”,要继续“大跃进”,但是中国经济又一次陷入困境,亦即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样一“调整”,实际上就是中止了“大跃进”。
为了对乱糟糟的中国经济实行“调整”,总结工作中的教训,毛泽东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一会议参加者达7113人,习惯地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陈云虽说仍在养病之中,但是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他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鼓励大家“出气”。毛泽东说:“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毛泽东还“推荐”了一个省的办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在会上,毛泽东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还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刘少奇则说:“我们所以发生了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
刘少奇借用湖南农民的话来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经济上的困境,毛泽东又有“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感触,曾点名请陈云讲话。毛泽东显然期望陈云出马来收拾“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恶果。
呼唤陈云出来主持经济工作,这不光是毛泽东的期望,也是中央领导众望所归。
面对毛泽东的热切的目光,陈云却摇摇手,只说了一句:“我对问题还摸得不清,以后再说。”
陈云向来稳健,凡事要三思。当时,陈云确实还要看一看,想一想。所以尽管上上下下在“出气”,在呼唤他重新主持经济工作,他却只听不说。
面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乱得像一锅粥的中国经济,陈云在深思着如何加以调整,挽回败局。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16天,陈云终于开口了。陈云这一开口,不是说一句两句,而是一套一套,作了长篇报告。
那是从1962年2月21日起,由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开了3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
“西楼会议”实际上是“七千人会议”的继续。
第二十四章 “调整大师”说话了
当时,形势是严峻的。因为财政部门在“七千人大会”后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反映,1962年的财政赤字高达二三十亿元人民币!
刘少奇用这样的话,形容形势的严峻:“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1962年2月26日,陈云打破近年来的沉默,作了长篇讲话,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陈云把经济的严重困难归结为五个方面: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八百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十亿元左右的物资,却换去了三十亿元左右的钞票。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指出,前两个困难是主要的。后三项困难是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就像面对一位危重的病人,陈云开出了处方。他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条措施:
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引者注:指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从一九六○年起,大体上要五年。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更加被动。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引者注:后来由此出笼了一系列高价商品,如高价烟、酒、糖果、点心以及高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皆为陈云之主意)。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除增加粮食外,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第二十五章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陈云提出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战略思想。
陈云以上海一位医生的话为例:“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陈云主张“网开一面”,实行“两条腿走路”,即对商品实行双轨制:一是平价的,凭证供应;二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
比如,平价的糕点是六角四分钱一斤,高价的是四元五角一斤。由于“网开一面”,使有钱人能买到高价商品,而国家又借助于高价商品回笼大量货币。
陈云还总结了经济工作的基点,即“争取快,准备慢”。
陈云强调:“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在“西楼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在武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1962年2月24日随即一起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的情况,着重汇报了陈云的讲话。
毛泽东对陈云的讲话十分满意。毛泽东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其实,在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
1958年6月10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副组长则为李富春、李先念。
可是,由于毛泽东亲自领导“大跃进”,也就使中央财经小组形同虚设。
在庐山会议初期,曾有人提议再请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毛泽东也说“国乱思良将”,有意请陈云出来。可是,随着开始“反右倾”,毛泽东不仅没有把“良将”
请出来,甚至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
这时,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碰了壁,陷入困境,知道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这才不能不又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又请陈云主持财经工作。
因此,毛泽东可谓授命陈云于危难之际,企望这位“调整大师”来收拾因“大跃进”
而逼近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
陈云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乱糟糟的局面:三年“大跃进”,再加上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
重新恢复的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于1962年3月7-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
据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秘书的薛暮桥回忆,周恩来在3月8日出席了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又谈了七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长期计划问题。陈云以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因为“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
二,“今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陈云说,“现在调整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三、综合平衡。陈云说,“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
四,物资管理制度。
五,“要研究农业的基本情况。”
六,“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
七,“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
陈云这次谈话中,最重要的是提出对1962年的计划来个“伤筋动骨”。
周恩来听了,补充道:“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第二十六章 “左”派们攻击陈云
由于毛泽东很赞赏陈云的谈话,于是,在省军级(即地方为省级,军队为军级)
传达陈云的报告。
紧接着,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的意见,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
4月16日,刘少奇致函毛泽东:“最近,我要邓力群(引者注:邓力群当时任刘少奇秘书)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
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批示同意。于是,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传达和讨论陈云同志讲话的范围,由原来的省军级扩大到地市级。
这时的陈云,却到他最喜爱的杭州养病去了。据薛暮桥回忆,当时他是去杭州向陈云汇报工作。
1962年5月7-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了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在全国开始贯彻。这样,陈云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得以实行。
自从“调整大师”出马之后,中国经济渐渐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