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路-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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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由于已经有了长达36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至12月22日便结束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曾被誉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确实,这次会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陈云从“待命”到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工作量猛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增多了,北长街的旧屋在唐山地震后成为危房,不能用了。经过有关部门力劝,陈云这才终于同意迁入中南海居住。
就在陈云重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时刻,在1979年,陈云得了结肠癌。所幸发现早,手术做得又很成功,所以使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能力。
进入80年代,陈云的体质好转。
据于若木告诉笔者,本来陈云很怕冷的,这时,冬天穿得少了。往年,屋里开着暖气,室温在26摄氏度左右,陈云还要穿厚厚的毛线背心,外面再穿呢中山装。
这时,他却只穿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内衣,再套一件外衫就行了。室温也降到23摄氏度左右。来了老朋友,有时他很得意地撩起外衣说:“你看,我里面只穿这么薄的衣服,也不冷。”
这种“开司米”内衣,是用单股本色开司米毛线织成的,薄而保暖,陈云很喜欢。穿得少了,行动也变得灵活。
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重点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二是严肃党风党纪。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批冤假错案亟待平反。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通告就明明白白指出:“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以陈云为首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的平反工作。
在1979年2月,陈云就着手对“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
一年之后——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这样,使这“‘文化大革命’第一冤案”终于得以平反。
陈云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冤案,陶铸冤案,彭德怀冤案,中共中央也逐一予以平反。
第三十七章 党风党纪不存在“松绑”问题
陈云所提出的关于康生的问题,经过审查,中共中央于1980年10月16日决定:由于康生以及谢富治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证据确凿,为此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并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
陈云在1935年和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然后去苏联莫斯科,他对潘汉年有了相当的了解。潘汉年一案,不是在“文化大革命”,而是在1955年经毛泽东同意定案的。即使是毛泽东所定的案子,陈云知道潘汉年一案有冤,也坚决提出进行复查。
当时,陈云得了结肠癌。在手术前,陈云为了预防不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地为潘汉年一案给胡耀邦写了信,说明了有关情况。
陈云还向廖承志、刘晓、胡立教、夏衍、史永等人就潘汉年一案作了调查了解。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和邓小平、李先念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否定了原定的潘汉年“内奸”的结论。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终于为潘汉年平反。
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所抓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严肃党风。
1980年11月,陈云鲜明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关于党风,陈云提出两个论点:一是党的领导机关要坚持和贯彻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陈云说:“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
二是“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陈云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吁请陈云出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呼声甚高。
在1977年6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曾成立了“财贸小组”,组长为姚依林,副组长为陈国栋、邓力群。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助手,调查研究财贸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改进意见;办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交办事项。它是国务院内部的办事机构,对下不行文。
这个“财贸小组”很快就不适合于形势。因为这个小组只是起“助手”作用,而当时更需要的是起领导作用。于是,酝酿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而且主任之职非陈云莫属:当年,陈云曾成功地收拾了内战所遗留下来的中国经济“烂摊子”;成功地通过调整使中国经济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
如今,“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几乎把中国经济推上了崩溃的边缘,这个“烂摊子”同样需要陈云来收拾。
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却表示他已不能再当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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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我要有自知之明
陈云说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我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陈云这位“调整大师”提出,中国经济要进行调整:“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
那时候,在华国锋的影响下,又出现在经济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又要求制定钢铁发展的高指标。
陈云又一次说要降低钢的年产量指标:“二○○○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二十一年,我说达到八千万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
陈云还说:“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今年钢不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提出三千二百万吨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千二百万吨钢编计划。”
陈云依然是“低调子”。
尽管陈云推辞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之职,但是那时中国经济刚从“四人帮”
的桎梏之下解救出来,急需调整,在大家一致的要求下,陈云最终还是答应了。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一起写信给中共中央。
在这封信中,陈云和李先念谈了对于经济工作的几点纲领性的意见: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建设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样,陈云又开始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以陈云为主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只建立了1年。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成员。
1979年7月1日,在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陈云重新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一起,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所以,在这段新旧交替的日子里,陈云担任了一年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担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国务院副总理。很快地,他卸任了,把担子交给了年轻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