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妃 作者:章恺-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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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溥仪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正是婉容把溥仪从这个水平线上，教到会吃、爱吃，直到特赦以后还很喜欢西餐的程度。
溥仪这样回忆了婉容向他传授西餐知识的情形：“结婚后，有一天我对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提议道：‘我们今天吃洋饭好不好？’当然她们都是极端赞成的了。于是就如法炮制，和上次一样，把多得惊人的西餐端来摆满一大桌子。正要举箸（因为我尚不惯于使用刀叉）来吃时，婉容见状似乎是吃了一惊，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这样吃法太老赶了，应当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盘子里吃！’于是就由分盛汤菜起一直到怎样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术上极其生动的说明，并做出了极富自信的实际示范动作。我固然觉得被这种技术问题束缚得很别扭，但从那次起就逐次体会到了其中的奥妙，而学会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领。”
储秀宫：喧哗与落寞
第四部分 储秀宫：喧哗与落寞（2） 作者 ： 章恺 像婉容这样一位讲英语、吃“洋饭”，在西方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贵族千金，怎么能够受的了宫墙的禁锢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她和溥仪是有共同语言的。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要从自己狭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仪回忆那段历史时说：“这时我已渐渐对于那种‘宫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厌倦，总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鲜景色。但由于‘陈规旧矩’处处拘束着我，有一次我的老师陈宝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问师病’为理由，尝到坐汽车走大街的‘快乐滋味’。于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试探着扩大访问的范围，如探望我的父亲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后则把范围扩大到游颐和园和玉泉山了。当然我的每次出门，都得编成一列几十辆的小汽车队，并且每一次的开支也是大得惊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开开眼界’么，达到了这种愿望，便心满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颐和园时，曾命司机把汽车加速开驶，在我屡次催促之下，竟达到每小时60至70公里的速度。这时可把随我出游的‘内务府大臣’绍英老先生给吓坏了，据说吓得他在车中紧闭双目，双手合十，高声大念‘南无阿弥陀佛’不止。”
溥仪的回忆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心境。溥仪大婚后，出宫日渐频繁，而且每次必携一后一妃，恐怕不能说这与婉容无关吧。关于溥仪与婉容双双出宫的消息，也在社会上时有流传。从当年的旧报纸上可以找到许多报道，也能够反映皇帝和皇后宫廷生活的一斑。
1923年6月3日《大公报》登载了《溥仪夫人省亲》的消息：“昨午，北京地安门大开，道旁围立多人，军警鹄立，带缨帽者幢幢往来。闻系溥仪夫人于是日午间赴西城帽儿胡同荣邸省亲。午后四时还宫。故提署、警察两方，派有军警多名，以资保护也。”
在紫禁城的两年中，溥仪对婉容还是比较信任的。这从建福宫失火后溥仪要婉容为他守夜一事可看出来。1923年夏初，溥仪为查明珍宝失盗缘由，下令清查库存珍宝。偷盗约太监们为销赃灭迹，便放火烧掉了建福宫和附近十几座楼台亭阁。此时宫中又出现了太监报复伤人事件，溥仪想到平时他对太监的残暴，怕他们对自己行凶报复，就想挑一个可靠的人来为他守夜，挑来挑去挑上了婉容，他让婉容整夜守护在养心殿内为他壮胆。这段时间，两人感情还是融洽的。
婉容是一位富有内情心的皇后．每当地看到报纸刊出穷人挨饿或无钱救医、无力安葬的消息时，自要派人送云几元几十元。据1923年2月12日《事实白话报》载：一群由穷苦无告者组成的“北京临时窝窝头会”，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来的600元大洋，婉容的行善乐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下少人为之感动。
表面看釆。这时期的婉容悠闲快乐，其实她内心里面有难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发现她时常愁眉不展，她的贴身太监孙耀庭曾回忆道：“起先皇后的脾气挺好，皇上常到她屋里来，可是很少在她屋里宿夜，只是说会儿话，玩玩就走；后来。皇上来的次数少了，她的脾气也变得下太好，有时候在屋里绣着花就停下来，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声；每当这时，我们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见，婉容虽在宫中有令人羡慕的高贵身份，却不能象平民百姓那样享受夫妻之爱和天伦之乐，在这种虚伪无聊的环境里生活，婉容内心感到郁闷，在某些人的引诱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每顿饭后都要吸上几口。
客居天津
第四部分 客居天津 作者 ： 章恺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乘直奉大战之机，率部从前线倒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琨。为了彻底清除民国以来复辟帝制的总祸根，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将宣统皇帝溥仪驱逐出宫。
被逐出紫禁城后，婉容随溥仪在醇王府生活了几天，又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度了数月，随后于1925年2月与溥仪同去天津，居住在日本租界的张园中。张园是一座占地约二十亩的园子。中间有一座被人称为八楼八底的楼号，这幢建筑物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所建的游艺场。婉容与溥仪在此住了5年，1929年7月由张园搬到了原民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公馆，名为乾园。在这里又生活了2年。溥仪将〃乾园〃改为〃静园〃，取〃清静安居，与世无争〃之意，而实际是〃静观其变，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在天津的7年是婉容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的时光，在这里，她不用再受种种封建家规的束缚，获得了较多的自由。而且，天津是婉容少女时代读书的地方。她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这里的生活比北京悠闲、丰富得多了。婉容每天读书、画画、弹琴，带着溥仪游览各处名胜，同溥仪接触的时间也多了、她拍了许多照片，经常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或外出闲逛、仅在1930年5月一个月内，婉容就在溥仪陪同下出门6次，其中有5次去马场游玩或逛闹市区。冬天，溥仪时常陪她出来溜冰，参加舞会等，她们还经常与英。美。日等外国朋友交往；皇后每到一处。人们纷纷投以惊异和羡慕的目光，婉容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婉容在天津年年都要庆祝生日，每次祝寿她都会发一笔财。如刚到天津那年庆贺她20岁生日时，人们进贡的“千秋”有金杯、银瓶、金寿星等昂贵物品。婉容这次生日收获之丰，奢侈之极，令人咋舌。
这一时期，婉容与文绣的关系日趋恶化，溥仪在后妃之争中偏向皇后。他曾回忆道：“当时文绣的处境确实很痛苦；有一天，因为某一件小事，婉容误会文绣是诟骂她，于是就要求找派遣手下的佣人，郑重其事地到文绣处当面进行‘奉命斥责’。文绣受此不自之冤，便要到我住的房间来，向找当面诉苦。而我却狠心地给她来了一个‘拒面不见’。”
这段时间，帝、后也曾有过一些令人留恋的情爱。一个春天的夜晚，两人坐在床上，溥仪抚摸着婉容的手关切地问道：“你可有什么不痛快的地方吗？是不是怕我们两人的爱情不会长久？你到底有什么事，难道说出来怕找不高兴吗？”他充满深情地劝婉容要保持心情愉快。
就在溥仪离开天津前夕，两人还有一段感人的对话，婉容告诉溥仪，说她想戒掉鸦片。溥仪回答说，你病情尚未痊愈，现在戒掉对身体不好，等身体强健一些再戒吧。婉容一时非常感动。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时的温情。深藏在婉容心底的仍是无边无际的苦闷。一次，溥仪晚饭后来到皇后住处闲聊到深夜，睡意到来时便抛下婉容，回到自己的“寝宫”去了，帝后两人从未有过夫妻生活。每当溥仪夜深离去时，婉容便独自漫步庭院。当她抬头观看那轮闪闪的圆月时，不禁为自己没有欢乐的青春而叹息。她想起出嫁前在父母跟前那些自由欢乐的时光。那时，她撒娇于父母膝下，人人称赞她的美貌、孝行和品德。而婚后一切都变了，皇帝女誊对她评头品足。名为皇妻，却得不到常人都能得到的性爱的欢愉，这个世界为何如此不公正啊！作为女人，婉容承担得太多了：丑恶的现实、病态的心理，再加上一个不健康的丈夫！但在虚荣心和传统礼教的重压下，却不敢有所表露。
婉容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啊！她是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状态之下，一方面是正当的愿望和需求，一方面又丢不开皇后的尊号，不敢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鸦片也因此愈吸愈重了。
“满洲国”皇后
第四部分 “满洲国”皇后 作者 ： 章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吞并了我东北三省。为了达到永远霸占东三省的目的，日本打算在此成立“满洲国”，让溥仪做“满洲国”的皇帝，充当日本帝国的傀儡。
东北沦陷不久，1931年11月10日夜晚，在日本当局的策划和威逼利诱下，溥仪化装后藏在一辆汽车的后备厢内，由日本人护送秘密离开静园，潜往东北，开始了他的傀儡生涯。
溥仪走后两个月，婉容在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甜言蜜语地劝说下，乔装打扮经由天津来到大连，不久又辗转来到旅顺，与居住在那里的溥仪相见。日本人只允许他们俩在住所内活动。实际上已将他们软禁起来。
1932年3月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建立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他们派出汉奸张燕卿、谢介等6人冒充东北人民代表到旅顺“请驾”。3月6日，溥仪携带婉容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由旅顺到达汤岗子。在日本人开设的对翠阁旅馆住了两天。3月8日晨。他们登上了通往长春的专列。下午3时。他们来到已改称“新京”的长春市，在车站上，溥仪夫妇受到了日本侵略者、前清旧臣、旗人等许多人的热烈欢迎，10余名当地前清遗臣手持黄龙旗，向溥仪、婉容行跪迎礼。溥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婉容的心情也极不平静。欢迎仪式结束后，溥仪夫妇被送往“执政府”。次日午后，在市政公署礼堂举行了“满洲国建国式及溥仪执政就任式”，从此，溥仪夫妇走上公开背叛祖国，充当汉奸走狗的道路。
溥仪上任一个多月后，伪执政府从长春市政公署搬到新修缮的前吉黑榷运局的房子，这里的8栋小楼在当时的长春是最好的建筑物。溥仪亲自为每幢房子命名，婉容和溥仪都住在缉熙搂内。溥仪住楼上西侧，婉容住楼上东侧，楼下是客厅和书斋。四壁用带有花纹图案的金黄色彩绸镶裱。墙上挂着名画，墙角摆着落地大花瓶，整幢楼房布置得富丽堂皇。
婉容开始了执政夫人的生活，她心情非常兴奋，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幻想。但她很快发现，这里迎接它的不是尊严和幸福，而是新的禁锢。那是在溥仪就任执政3个月之后的一天，溥仪带着婉容和他的二妹、三妹坐上自己的汽车到大同公园游玩，关东军得知后立即派兵将公园团团包围起来．硬将他们“接”回住处。并让他们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此事对婉容心情影响很大，她对执政府内的生活失去了兴趣，对再次身陷“牢笼”感到懊悔！
婉容开始留恋在天津时那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了，于是，她四处寻找逃出“牢笼”的办法。据《顾维钧回忆录》一书记载，1932年5月，为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来到东北，婉容乘机派人与代表团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接触，说她在此生活得很惨，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要求顾维钧帮她从长春逃走。顾维钧深为感动，但表示无能为力。婉容只好留了下来，从此开始了她在东北长达14年的被监禁的生活。 婉容在伪满宫中14年的生活中，当“执政夫人”的头两年还算是比较好的。这两年婉容偶尔还能出头露面，报纸上也常登出她的照片。她的物质生活也很舒适，溥仪每月分给她1500元，后随物价的上涨增加到3000元。她在执政府内有自己的膳房，虽然不能象在紫禁城中那样“吃一看二眼观三”，但仍然是荤素凉热五味俱全。伺候婉容的有两名太监和两名仆妇，还有一位名叫崔慧茹的小姐做她的闺房良伴，教她绘画、刺绣，陪她下棋、弹琴，以消磨无聊时光。
这两年中，溥仪与婉容的关系表面上也还可以，但实际上两人之间的裂痕已愈来愈大了。因为文绣的出走，溥仪对婉容愤恨不已，两人—般很少交谈，溥仪偶尔在睡觉前去她那儿坐一会儿。夜深时便若无其事地走了。婉容心中无限冷漠、空虚和寂寞，时间一长便得了精神病，不过开始还是轻度的，不易被人察觉。
1932年8月，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的妻子前往日本，婉容托她帮忙东渡，结果又没能成功。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操纵下，登上了“满洲国”皇帝的宝座，年号“康德”。溥仪举行即位大典，他披戴着从北京取回的龙袍龙冠，祭奠受贺，盛仪非凡。日本关东军大员、满洲国大臣及当地各界贵宾都来庆贺，唯独不见皇后露面，这是溥仪的决定。在溥仪担任伪满执政和皇帝期间，参加一切仪式和社会活动都不用皇后陪同。只有日本雍仁亲王“访满”是一次例外，因为雍仁来访前受天皇之命，要求同时会见皇帝和皇后。
婉容是有政治理想的女子，她—心想帮溥仪完成复辟帝制的大业。她在宫中订了近10份报纸，每天坚持阅读。她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溥仪对她的限制，使她非常难过和苦闷，而这一切她又不敢对别人讲，终日被无形的精神压抑和烦恼缠绕，帝后之间的感情日趋冷淡。 缺乏性爱是她们感情淡漠以至破裂的主因。腐朽的宫廷生活过早地伤害了溥仪的身体，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从生理到心理上厌恶女人。有一次他去大连游览，—群年轻貌美的姑娘跪在海滨旅馆门前静候着他的光临。溥仪见后立即将负责安排这次游览的官员召来痛斥了一顿，这些姑娘立即就被赶走了。以后凡是溥仪要去的地方，女人事先都得躲开。可想而知，婉容与溥仪的婚姻是毫无幸福可言的。但由于极强的虚荣心作祟，婉容宁可做一个“挂名妻子”，以保持皇后尊严的身份，也不想与溥仪离婚。况且，她那托婉容之福当上皇帝国戚的父亲和兄长，也绝不会容许她离开溥仪。
然而，婉容毕竟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年近30的少妇，在正当的生理要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她便与别人发生了私通。起初，婉容在别有用心的哥哥和佣妇牵线下，与溥仪的随侍祁继忠发生了关系。后来祁继忠作为伪满将校候补生，被溥仪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婉容又与溥仪的另一随侍发生了关系。婉容与人私通的事溥仪长期被蒙在鼓里。直到1935年，婉容怀孕即将临产时，溥仪才弄清了真相。
溥仪对此疾恨无比，为了泄愤，他首先将正在日本留学的祁继忠和仍在宫中的那名随侍开除，接着提出与婉容离婚，废掉皇后。作为太上皇的日本关东军司令菱刈隆经过慎重考虑，没有批准溥仪的要求。婚虽未离成，婉容从此却陷入了悲惨境地。临盆时，婉容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地哀求溥仪，希望他能承认即将出世的无辜婴儿，溥仪坚决不肯，最后允许孩子出世后可送到宫外由婉容之兄雇保姆抚养。
孩子出世了，是一个象妈妈一样美丽俊俏的女婴。婉容多么想把他留在身边相依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