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联想的七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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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芮逦夭鞲髋晒鄣愕囊焱秃昧耍欢┦可墓丶且欢ㄒ葱拢匆欢ㄒ谇叭说难芯炕∩希岢鲎约旱男碌穆鄣悖⑶沂鞘钟懈莸摹Ｎ沂茄Р饣娉錾淼模诠飧鉍IS已经跨度很大了，现在做的题目是“大比例尺地图的自动概括”。地图概括的工作一直是由有经验的人来完成的，在从大比例尺地图到小比例尺地图的转换过程中，不是简单地缩小比例尺就行了，而是要做删除、简化、合并等处理，有些还要夸张处理。这些工作由有经验的人来处理是不难的，眼睛一看就能判断出如何处理。可是这个工作由计算机来处理，就变得无限困难。实际上，我研究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跨进了人工智能领域。一个有趣的事是，当时谭铁牛在计算机系做机器人项目，在图像处理方面要用到很多摄影测量的知识；而我在地理系做地图自动概括，要用到很多人工智能理论。正好都交叉到对方领域中，所以我们有时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在我们这个专业里，做同等课题研究的一般是同时具有地理（或地图）和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像我的导师盖瑞。罗宾森（GaryRobinson）就是地图和计算机的双料博士。而我的计算机知识基本上是自学的，在国内原单位搞科研时，搞过单板机的汇编语言和PC的BASIC语言。就凭这点基础，对计算机有些初步的认识。到了国外，我所在的里丁大学地理系是欧洲遥感研究中心之一，设备之先进令我咋舌。在国内只摆弄过PC的我，在这儿要使用DEC小型机、SUN工作站，编程要用C、Oracle、Prolog等各种高级语言和数据库语言。好在前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从头学，总能学会。另外要读大量的本领域的论文，掌握以往的研究进展和目前的最新学术前沿，思考自己的突破点。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我研究出一种特殊的算法，能解决大比例尺地图中规则图形的自动概括问题，这是以前没有人研究过的课题，论文发表后在本领域引起关注。
如果说学术水平的困难经过努力还能克服的话，语言的困难就是另一座山。我也不知为什么，语言能力不强，这我在大学时代就发现了。中学时我的英文基础还可以，一上大学经过考试就进入快班，可是几年下来，一些慢班的同学已经明显地超过了我。为准备出国，学外语也下了些功夫，经常听着英文磁带就睡着了。后来勉强通过英国使馆的考试，但是自己知道外语一直没怎么过关。在英国做论文，至少写得要像那么回事啊，这道坎可是费了大劲了。开始时写的论文，导师根本看不懂，打回来让我重写。我只好求太太（她是北外毕业的）帮我改，导师也帮我改，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改，后来论文总算像点样子了。
从1994年3月底回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主要就是充实和修改论文。那些日日夜夜真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每天从早到晚就扎在实验室里，早上面包，中午三明治，晚上自制便餐。这样干了近4个月，论文总算有了眉目，导师也认为差不多可以提交了，论文答辩日期也定下来了。
1994年7月1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将决定我在英国几年的留学生活的结果。英国的研究生以上学位有两种获得途径：一种是通过学习课程（ByCourse）、再通过考试获得的；另一种是通过研究课题（ByResearch）、再通过答辩获得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ByCourse毕业的可以做教学，ByResearch出来的只能做研究了，我是属于后者。按照规定，博士论文答辩要有两位考官，一位是本校的，另一位必须是外校的。我的外校考官是威尔士大学的一位GIS领域的著名教授，很多GIS领域的研究论文都出自他或者他弟子之手。那天答辩我尽管有充分准备，但还是很紧张，总算磕磕绊绊地阐明了我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接下来就是提问。好在两位考官并没有太难为我，问的问题基本在我预想的范围内。从考场出来，汗差不多把衣服都湿透了。最后一关是考官们要讨论，决定是否能够通过，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我导师也在里面，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大概过了有一个小时，各种思绪在脑子里乱飞，像过电影一样：刚来时利用假期打工，第一个月的收入先买了一部二手车；随后是到牛津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再后来是来到里丁大学先做学者，做出一些成绩后导师帮助争取到奖学金，才正式开始读学位；现在面临的是几年吃的苦是否有结果。最后在我等到几乎已经绝望的时候，他们叫我进去了。原来我的导师跟考官聊上天了，大概忘了我还在外面等结果呢，最后突然想起来了，才叫我进去，他们不知道我在外面已经快急疯了。随着考官祝贺的话，我知道我的论文通过了。说实在的，后面他们再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对我最有意义的是我的论文通过了，我拿到博士学位了。
后面的半个多月里做的都是些事务性工作，论文装订印刷成册，交割各种文档。此时我的心早已经飞回到国内，好像什么都拦不住了。
办公司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我在国外最后冲刺博士学位时，我太太已经在筹备建立公司的事宜了。起名字、工商注册、找办公地点、买家具和办公设备、资金到位、办合资手续，每件事都不容易。等我拿到学位时，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我回国后，很快就坐到总经理的位子上去了。总经理的位子好坐，要真把业务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我和太太都没有做企业的经验，全凭着一股“朴素的阶级感情”办事，像小孩学步一样起步了。
第1章初进联想第3节创业
20世纪90年代初，回国创业的“海归”的确很少。中国人从清朝末年利用庚子赔款开始有组织地出国，可以说是前赴后继，从未中断过，但总的说是出去的多，回来的少。对于回国，有人做过系统的总结：中国人回国潮分成五代。第一代是孙中山、严复、秋瑾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为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属第三代；20世纪50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宋健、李铁映、叶选平为第四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出去的为第五代。在第五代人中，开始基本都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像比较著名的有陈章良、谭铁牛等。回来直接做企业的还真是凤毛麟角。大规模的回国创业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特别是“互联网大潮”引发了海外中国人回国的高潮。但是回国潮随着“。”泡沫的破灭也有所减弱。
虽说我们没做过企业，可是起码的为人处世还是懂的，前期凭着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和良好的人际界面，居然很快打开了局面。记得第一个项目是给广东的一家大型国企做的，那位老总居然出机票、包食宿，把我们请过去谈。最后签约做项目不算，还开车拉到深圳吃喝玩乐了一大圈。我们的商业生涯就是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也做了几百万元的项目，公司很有些起色。谁知生意上的顺利潜伏着人脉上的危机。
外方的股东毕竟是多年海外闯荡的生意人，一方面是想扶持留学生回国创业，另一方面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总想有个他熟悉的人帮他看着点。他在青岛有个远房亲戚，一直帮他打理国内的一些事，第一次回国就见过面。公司成立后，他总想把此人安插进来，但那是个快退休的国企职工，没有什么特长，我们一直不愿意他进来。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本来拖下去也就没事了。可是后来的一件事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公司运作半年后，工商局开始验资审查，而外方承诺的第二笔资金迟迟不到位。在我们一再催促下仍不到位时，我了解了外方的真实意图。没什么可说的，立刻操办那个亲戚进公司的事宜。果然，他进来没两天，资金就到位了，真是立竿见影。人进来了，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我想大不了养着个闲人就完了。没想到此人可真不是省油的灯，自打进公司那天起就没有消停过。事后反思他的动机是件有意思的事：此人好像是中专学历，毕业后就进了青岛某国营企业，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没得到什么重用，“文化大革命”时好像折腾过一阵没有结果。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人启用过他，这次他认为是时来运转，上帝总算给他一次机会了，他要好好利用一下。在这种动机下，他是上蹿下跳，在员工面前一会说是外方代理人，一会说有特殊使命，找人挨个谈话，还把每天的事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每周几次地向外方报告，还到中方董事长那里去打小报告。一个小公司这么折腾下去肯定不成，几次跟他好好谈他都不听，还威胁我们说他掌握着我们违法的证据，依他的意思就是他要掌握实权，让我们给他打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断然采取了措施，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宣布免去他的行政职务，彻底跟他撕破脸了。从那以后，他也不上班了，专职整材料，到处上告。我事后多次向一些人说起那段经历，感触颇深。回国办企业，怎么搞企业的经历不多，几乎所有跟司法程序沾边的都经历过了。工商、税务、海关、劳保、检察院、法院，一个都不少。最难忘的经历当然是被检察院传讯了，那也是我此生首次跟司法部门打交道。前一天，检察院的人突然来到公司，说要查账，让会计拿出所有账本，翻了几下，就全部拿走了。第二天就通知我到检察院接受传讯，我非常奇怪回国创业还“创”出官司来了，好在心里没鬼，倒也坦然。到了检察院，先在一个房间里等了一小时，后来一位检察官进来审我。他先是让我交待问题，我说我没问题，他说没问题不可能把你请到这来。他甚至说，他所经手的、来过这个地方的还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可是我确实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啊！我也一咬牙说了句狠话：我是清白的，我怎么清白地进来，也会怎么清白地出去。检察官看我挺硬，就开始拿出“证据”，到此时我才明白那人是怎么诬告我的。原来我们在公司运作过程中，为了少交一些税，曾经把一些个人消费品的发票放进公司账上报销，报出来的钱用来发放员工的奖金。这些用来报账的发票就是检察院的“证据”。此时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证明这些钱确实是发了奖金，检察院一点点核实，又请了我们会计来询问，又找员工代表询问。好在会计当时的奖金清单都有记载，员工也证明有这回事。这样的调查折腾了一整天，到晚上10点多，调查总算结束了。到最后检察官说我可以走了的时候，他脸上有一种很怪的表情，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在想，经他手传讯的还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就没事走人的呢。而我心里有的只是愤怒和无奈，回国创业本来就很难，还要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其实让人心烦的事只是开始，那人并未就此罢手，还在检察院继续闹，直到检察院的人明确告诉他公司没问题，他还跟检察院的人吵，想告检察官，检察官们都说办案这么多年，也没见过这号的。除了检察院，他还以各种名义告到劳保部门、法院等等。官司一件跟着一件，一直延续了一年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这公司是没法干下去了，很大的精力被牵扯到无尽的官司中去，不但我们不能安心经营，员工们也很不安定，惟一的出路就是关掉公司，让他无法再闹下去。我把这种情况跟中、外董事长做了详细说明，特别是对外方，其实后期外方董事长已经很反感他这亲戚的做法，但是到这份上，他也控制不住局面了。我只好向他表示抱歉，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实在无法做下去了，他的投资只好被“打水漂”了。
回想起来，当时回国创办公司的确是比较幼稚，办企业的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财务报表不会看，进货和销售的平衡不会掌握，系统集成项目的进度不会控制，甚至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现金流控制的意识都很淡薄。如果没有那场人事纷争，也许这些能慢慢学会，能向一大批留学生创办的公司一样慢慢发展下去。但是回国的目的是想实现一定的自身价值，那样发展下去，好像离初始目标相去甚远。
第1章初进联想第4节初进联想
决定不干公司了，就要找新单位。我当时是希望能把公司的骨干整体端到一个新平台上，继续干这项事业。要找当然就找最有名的公司，一下就找到四通、方正、联想等。接触一圈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其实当时对这些企业也不甚了解，连企业老板是谁都不清楚。但是惟一有点特别的是，与联想的面谈让人感觉比较亲切，这点成了后来去联想的决定性因素。
当时代表联想跟我谈的是杨一兵，杨一兵在那时号称“联想三杨”之一，因与杨元庆、林杨同在联想CAD部工作而得名。杨一兵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温文尔雅，线条分明的面部轮廓，总带着一脸微笑。那时杨一兵刚刚授命成立联想北方系统集成公司，正在招兵买马，他也正想发展GIS方面的业务，所以对我的背景很感兴趣。
面谈在联想总部楼进行，杨一兵把他的主要副手都叫来了，坐了会议室的大半边。在比较轻松愉快的氛围下，我们各自介绍了情况，当然会问我一大堆问题，像公司业务情况、公司运作情况、为什么愿意加盟联想等问题。好像谈了很长时间才结束。
没过多久，这件事就定下来了。杨一兵任命我为联想北方系统集成公司的副总工程师，那时的总工程师是袁宝玑老师，也是联想早期一位著名的女将。
如果说，走进联想有一定的偶然性，那就是被联想的某种氛围所吸引。在当时，应该说四通、方正、联想表面上看是差不多的，但从外人初见的直觉下，似乎已分出了高下。联想人那种正规而不死板、严肃而不失活泼的作风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我之所以愿意到联想，还有一层意思。因为我知道，联想当年以20万元起家，发展到了后来的规模。而我们以100万起家，为什么发展得很一般呢？联想这些人到底有什么特异之处，使得它得以在千百个同样在中关村起步的小公司中脱颖而出，成长为大公司呢？为什么我们这种小公司就很难发展呢？也是想带着这些问题，到联想里面研究学习。到联想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我回国的主要目标是想用自己所学，为国家兴旺发达多做些事。如果进入联想这个中国IT企业的龙头真能发挥些作用的话，那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的运气似乎不太好，进联想北方后没多久，就传出联想要整合系统集成业务的消息。联想集团当时在系统集成业务上有三块：联想北方系统集成公司、联想南方系统集成公司、联想集成系统有限公司（LAS）。前两家都在北京，LAS的总部在香港。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成立这么多系统集成公司，但此时集团好像看清楚了，系统集成是大有前途的一块业务，希望通过整合，迅速把这块饼做大，最好能形成集团的另一个支柱业务。
要整合的另一个原因是避免竞争，当时三家为了各自的生存，已经在市场上形成了竞争。经常是为了一个项目，三家的人都出现在一个招标会上，弄得甲方单位也搞不清楚到底谁代表联想。像著名的北京地税项目，一期的硬件集成项目就是LAS拿到的，而后面的二期软件集成是北方集成承包的。
整合的目的很明确，方向也是对的。但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