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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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北部森林和草原的交界处，属于森林蒙古人，文明程度不及草原蒙古人，每到猎物匮乏的年份他们就会越出草原抢劫异族，这种以劫掠为生的生活方式一直被视为野蛮的行径。作者认为这倒不是野蛮，而是狩猎民族的天性使然；森林蒙古人对异族发起战斗并不是真正的战争，也不是出于世仇，目标是货物而不是杀人。他们因此有更迅捷的行动，更精明的思维和更勇猛的斗志。这“是一种抢劫的循环生活方式，遵循的是源自北部地理模式。”（第18页）在森林部落中，“抢劫”等同于狩猎，具有正当性。进化论中的文化的优劣问题被威泽弗德解释成人类学中的文化适应问题。
成吉思汗在征服中的杀戮和毁灭城市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这不是种族仇恨产物，与现代社会出现的种族屠杀不能相提并论。成吉思汗在征服过程中从来都是和平手段无效后才采取武力。格鲁塞虽认为蒙古人把屠杀作为制度，但也不是生性残忍，他们只是出于困惑，“不知道更好的处置方式。”（《草原帝国》，第294页）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令人惊讶的是蒙古人没有采取那个时代的惯例对敌人实施酷刑。反之，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为实行专制都采用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手段恐吓民众。比如1228年，花剌子模人俘虏了四百名蒙古士兵，他们在游街示众遭到公开的羞辱之后被喂了狗；波斯的胜利者则用钉子钉入蒙古战俘的头颅。同时期其他文明国家的统治者也好不到哪里去，拜占庭黄金时代的君主巴塞尔二世（Bulgaroktonus，958～1025）在1014年吞并保加利亚的战争中，下令弄瞎一万五千名保加利亚战俘的眼睛，每一百人留下一人保留一只眼睛，由他带领九十九个瞎子回家。恐怖随瞎子一起来到保加利亚，四年之后，保加利亚即为所灭。神圣罗马帝国的伟大君主、绰号为“红胡子”（Barbarossa）的腓特烈一世（Friedrich，1122～1190）在1160年征服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底城时，其部下砍掉战俘的头颅当球踢；其后守军也把德国战俘带到城墙上当众肢解，双方的军队最后竟然不是直接交战，而是看谁对待战俘的手段更恐怖。威泽弗德写到，几乎可以肯定蒙古人是把死亡当作一种政策，但是它与同时代的文明军队相比，蒙古人并不是靠残忍的行为制造恐怖，而是靠快速而又有效的征服，以及他们似乎完全不在乎当地精英和富人的生命而引起恐怖。（第125页）在历史上所有的征服中，只有成吉思汗不在乎富人性命这一点才真正让人印象深刻。
成吉思汗不在乎富人的性命有内、外两个原因，威泽弗德提到了外在的原因，即成吉思汗起初善待那些投降的城市，结果引起那些城市的富人和精英们怀疑蒙古人的能力，经常出现随降随叛的情况，使蒙古军队要花更多的精力重复占领这些城市。对于军队人数不多、以效率取胜的蒙古人来说，消灭他们就是消灭了一切反叛的萌芽。在成吉思汗征服的无数城市中，文献提到他唯一进入的城市是当时伊斯兰教的圣地、花剌子模的布哈拉（Bukhara，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成吉思汗一进入布哈拉的大清真寺就命令学者和神职人员给他喂马，并在清真寺召集城内280名最富有的人痛斥精英们的罪行：花剌子模的战败是因为你们的重要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没有犯下这些罪行，上帝就不会像我一样惩罚你们。”（第8页）内在的原因则是异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草原民族对农耕文化的认同程度很低，他们起初就没有以被征服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对异文化中的富人和精英就没有什么依赖。窝阔台时的大臣别迭就建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五七），这是蒙古人对军事征服和本身文化自信的典型反映，他们只有在逐渐同质化之后才会像中原王朝那样笼络富人和前朝的精英。虽然蒙古人对异文化的精英分子不屑一顾，但他们在宗教宽容上却比任何统治者都做得好。威氏指出，对蒙古人所征服的城市毁灭的情况进行校验后显示，很少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伤亡。成吉思汗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城市的毁灭者，而非屠杀者（第125页），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成吉思汗毁灭城市的战略受到草原文化本身的制约，而非民族的野蛮和残忍。
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 ed…Din，1247～1318）对成吉思汗的性格有很经典的刻画：成吉思汗曾问不儿古赤（《元史》称博尔术），人生何者最乐？不儿古赤以春日走马飞鹰出猎为最乐作答。成吉思汗则说，不然，战胜敌人，夺其所有，见其亲人流泪，纳其妻女才是人生之最乐。（《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62页）威泽弗德指出，成吉思汗并不认为这种夸张的描写就是对他的贬损，这是他通过文人之笔传播恐惧的有效方法，蒙古人是在利用恐怖宣传来加速征服。（第120页）作为把战争当作生产的游牧民族来说，成吉思汗把抢劫和毁灭作为国策，出于森林游猎民族视天下财物如同猎物的天性。农田、沟渠、城镇不仅延缓了骑兵的速度，也妨碍了野生动物的自由迁徙，因此蒙古人与金人作战后的退田还草，在文化功能上可以满足骑兵的军事需要，同时也使他们赖以为生的野生牧群重返退耕的草原上。（第105页）作者感到仅从文化功能上还不足以说明拉施特对成吉思汗形象描写的片面，他强调了在长期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的目标也由早先的抢劫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建立世界统一帝国的使命感。成吉思汗告诉其子孙，他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战胜一支军队不等于征服一个国家，你只能通过赢得民心的方式来征服。（第131页）换言之，在威氏的笔下，成吉思汗最终认可了文明世界的价值体系，忽必烈在元朝建立了一套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的刑法体系就是其结果。
二、蒙元帝国的现代性
蒙古部落兴起时的人数不过百余万人，成吉思汗去世时，遗留的全部兵力也
只有十二万余人。（《多桑蒙古史》上卷，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79页）而成吉思汗和其子孙建立的蒙元帝国包括中国本土的元朝、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境外的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其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巴尔干地区，北起西伯利亚，南到中南半岛，总面积约三千万平方公里，征服的版图涵盖了今天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和三十多亿人口，包括中华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世界诸多古国，在蒙元帝国的征服面前都不堪一击。蒙古帝国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影响，视角不同，结论则异。少数史家能够从草原文化的角度看问题，比如格鲁塞说，尽管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农田荒芜，定居国家的正常发展停滞不前，但对游牧民族来说，这为畜群造成最大的便利。（《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6页）又如，元朝划分国人为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制度是一种民族压迫制度，但也有人认为，这个制度在以掠夺为目的的游牧文化中明确地划分了社会不同集团的义务和权利是一种进步。（傅海波：《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1页）威泽弗德和史学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讨论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对当时世界的影响，而是以全球化的眼光审视蒙元帝国对今天世界的积极意义，这就比较罕见。
今日世界有很复杂的面貌，“现代性”则是一个用以描述它而争议较少的概念。尽管“现代性”这个概念在不同学科中的内涵不能取得一致，但“技术”、“商业”、“世俗性”和“全球化”都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威氏认为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的形成有关，恐怕就是出于这些考虑。从技术上看，在蒙古兴起之时，成吉思汗的部落没有掌握任何生产技术，其首领的财富不过是拥有马镫。蒙古征服开始之后，却能够吸收每一个文明的所有技术，并在各文明之间传播。最突出的是把我国的火器技术带到了西方。
如果没有全球性的商业扩张恐怕也就没有今天的世界体系，在促进全球商业方面没有哪个民族能与蒙古人相比。威泽弗德认为，近代的世界体系是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形成的，而在十三世纪已经出现过由蒙元帝国维持了一世纪之久的“世界体系”，十三世纪之初是军事征服，到了后期，寻找新商品成为蒙古扩张的动力之一。在欧洲，自蒙古人入侵五十年以来，众多被孤立分隔在各自的小圈子里的文明融为了一体，有了统一的洲际交通、商业、技术和政治体系；在亚洲，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被蒙古人彻底打破，中国的工场不仅要为世界市场生产传统的中国瓷器、丝织品，还要为专门市场增加全新的品种，出口欧洲。（第238页）作者的这些看法就好像是在评论今天的欧盟和中国的制造业。
重商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之一，它把货币当成财富的唯一形态；而资本主义的特征按照黄仁宇的简明概括，就是“数目化的管理”，这两项重要的特征在蒙元帝国都有清晰的表现：蒙古人在疆域范围内使用纸币（交子）和阿拉伯数字，并使之传播到世界。威氏本人在书中并没有这样强调，但他也指出了蒙古人对数字信息非常重视的客观原因，即帝国的庞大需要更方便的计算方法来管理越来越大的数额和处理越来越复杂的数列，蒙古人采用阿拉伯和印度数学许多实用新方法进行“数目化管理”自然顺理成章。在当时花剌子模帝国的城市都有一个数学知识中心，英文中的“algorithm”（运算法则）一词就源自于“alKhwarizm”（阿拉伯语“来自花剌子模”）。蒙古人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管理的结果就是把阿拉伯数字、零、负数和代数学介绍到了中国。（第243页）不过，建立在商业基础上的“数目化管理”在中国水土不服，这是后话了。
今天的世界是随着血缘、家族、种族、地域、国家等共同体一个个逐渐弱化而形成的。长期被视为野蛮民族的蒙古人恰恰最不受血缘、地域和国家这些概念的束缚，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草原统治者之前发生的“巴泐渚纳誓约”事件是一个很好的证明。1203年，成吉思汗和汪罕争权，亲戚都背弃了他，他逃避到巴泐渚纳湖，身边只剩十九人。此时出现了一匹野马，精疲力竭的人们得以杀之果腹。成吉思汗此时对部下发誓永不相忘。这十九个人来自九个不同的部落，既有基督徒（聂斯脱里派）和萨满教徒，也有穆斯林和佛教徒。这一事件对蒙古人极具象征意义，表明对蒙古人来说，忠诚超越了血缘、种族和宗教信仰。威泽弗德认为“它接近于形成一种建立在个人选择和互相承诺基础之上的、现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关系在铁木真部众中成为一种新型共同体的象征，这最终将作为蒙古帝国内部统一的基础，处于支配地位。”（第64页）蒙元帝国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不树立意识形态偶像、不定思想罪、不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所有的臣民等行为都可以溯源于此。威泽弗德指出，蒙古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不在乎意识形态问题，天文学是否符合《圣经》、书写是否符合文言规则、绘画是否需阿訇赞同都没有关系，他们只强制实行技术、农业知识和国际新规范，打破当地精英对思想观念的垄断。（第245页）蒙古人何以能够如此呢？显然这与蒙古帝国兴起之初技术落后、没有文化优越感的包袱相关。当时的中国、波斯和阿拉伯国家都是文化和技术发达的地区，尽管彼此之间有商贸往来，但各自文化的传统藩篱也有阻碍新技术和新观念传播的作用，比如蒙元时代之前，印刷术、纸币、火器、自由贸易、外交豁免权等只在个别区域存在，是蒙古帝国予以推广使之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蒙元时代出现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前所未有的，这和现代美国的兴起颇有些类似，值得思考。
三、作者重估蒙元时代的文化背景
1127年，成吉思汗在征西夏时去世，遗命秘不发丧。诸将奉柩返回蒙古，途中尽杀所遇之人以封锁消息。其陵寝不封不树，下葬地区由兀良哈部严格守卫数百年已无法辨识陵寝所在。成吉思汗生前建立了不世出的业绩，身后不搞有形的崇拜，只有一面在战时指挥的黑色旗帜被作为灵魂信物保存了下来，成为蒙古人的精神象征。它历经风雨和战乱，在蒙古保存了数百年，却在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下消失。为确保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与安葬地不成为民族精神的圣地，该区域为苏军驻防，外人概莫能人。在蒙古成为苏联附庸的时期，有关成吉思汗的研究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可以说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在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多呈负面形象，而亚洲国家也往往把成吉思汗作为反抗西方霸权的象征，这就使得成吉思汗和蒙元帝国的研究，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威泽弗德的这本书的出版，多少扭转了人们对蒙元时代的认识。
威泽弗德原本是做丝绸之路的商业史研究，当这项研究1998年告一段落时，他在蒙古接触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资料使他的研究发生了转向。同时二十世纪出现的两大进展给威泽弗德带来了机遇：一是于十九世纪我国发现的《蒙古秘史》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列为禁书，刺激了《蒙古秘史》的地下研究和释读，有关成吉思汗的新材料在七十年代后逐渐被西方学术界认识；二是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学者能够深入禁地。威泽弗德是唯一获准进入成吉思汗出生地与埋葬处的西方学者。他在蒙古一呆就是五年，他和他的研究小组把十二种语言的一手和二手材料对照《蒙古秘史》实地进行研究，寻找成吉思汗的成长史迹，该书正是这项研究的成果。
在我看来，此书的有趣除了威泽弗德具有人类学家的眼光之外，还另有两个重要的机缘。首先是他写作该书的时机恰逢全球化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的淡化，使他很自然地把蒙元帝国的一系列的成就与现实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也很容易看出蒙元时代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全球化时代，蒙古帝国所实行的世俗政治、法律面前无论贵贱、贸易自由、知识共享、宗教宽容、外交豁免权、国际法、国际邮政体系等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基础。在作者眼中，成吉思汗是用帝国的形式创造了和平的世纪，欧洲的近代文明实际上受益于蒙古的征服，且不用说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些经蒙古人传播到欧洲的技术，“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导言）一句话，按照全球化的标准衡量，成吉思汗和蒙元时代的成就都被历史低估了。
其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文化思潮，批判“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观。在多元视角下，开创第一个“全球化体系”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蒙古帝国。威泽弗德强调指出，在塑造现代世界中的几个重要方面（专业化战争、全球商业、国际法准则），“成吉思汗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人。”（第282页）其实，他的这个见解在西方主流文化中早有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