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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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为人，当然不必定是什么“经国之大业”。在我们现存的体制之下，“经国之大业”不是人人得而议之的，即便偏要去议，也常常只是无人理睬的“独语”。我同丁聪先生能够做的，不过是凭着我们的视力和识力，把那些窃以为有害于前行的社会的、文化的现象，用文字、用漫画凸显出来，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大抵一种不好的现象，只有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才有及早控制的可能。如果谁也不去关注那些应当消除的现象，侈谈只要忘情世事或者安贫乐道，就可以守住内心的平静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过是利益既得者虚伪的说教。这种说教——或借洋人之名，或借古人之名——今天颇为行时。
丁聪先生长我二十多岁，什么险恶的风波都经历过了。我自然尚少历练，但起首时毕竟也已过了不惑之年，于世情虽未参透，也可以大致不脱其形。唱赞歌的人已经太多，社会缺少的倒是愿意关注并揭示社会缺陷的人。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选择。我们清楚，这选择很难讨好。拥权者嫌烦，对号者愠怒，利己者讥嘲，闲逸者以为多事。唯热望社会进步改良者，时时传递一丝温暖——就是这点温暖鞭
夸耀社会的美妙不宜于专断，一人说美妙未必美妙，“精英人士”皆曰美妙也未必美妙，必须多数社会成员都肯认同才是真正的美妙。同样，揭示社会的缺陷，也不宜于专断，一人说是缺陷未必就是缺陷，“精英人士”皆曰缺陷也未必就是缺陷，必须社会多数人都认同，才真正是缺陷。所以，对于所揭示的世相，我们只是提请读者思考，而不急于断下结论。思考的人多了，认同的人多了，才有可能纠正社会或文化的阙失。这看来不够激烈，却似乎是较为切实的办法。因为我们看到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猛人虽有过不俗的表现，但最终的结果并不美妙。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写作上也就不愿掇取实事，痛下针砭，而宁愿只是从同类事例中抽取类型、给予勾描。《百喻图》《世相图》《竹枝图》《唐诗图》同样体现着这样的意图。我们希望这些勾描不是煽起读者的激情，而是引起冷静的思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这个民族是过于激情澎湃了，但兴奋得快，消沉得也快，那原因就是思考的欠缺。回顾多少烈烈轰轰的运动，其实不过是为政者“民可使由之”的老例。这情形始终不曾有多少改变，好像一个民族无须思考而只要听从煽惑而随声起舞就可以强盛似的。回首“文革”“满街红绿走旌旗”之世，有几个看得清那些疯狂的行为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为了适应不同报刊的不同要求，我们的合作虽然都是图文相配，但也不断变换着配合的形式。
《百喻图》是文言体的寓言故事。借了古人的躯壳，揭示的仍是当代的灵魂。其中似乎并没有“隔”，因为现代人的灵魂中本来就有古老的遗传。就物质的进展而言，今古可称悬绝，但就精神而言，实在去古未远。许多过去习称是外来的“苍蝇蚊子”，其实正是古老的家法。我们对外来思想的拒斥可谓根深蒂固，即便近代以来喊得山响的自由、民主之类，一到国人手中也早已成为“中学为体”的老方儿了。
《唐诗图》是借题发挥，借助于唐人诗句，联想当前社会游荡着的幽灵。这倒并非生拉硬扯。艺术的研究者尽力追寻作者当时的灵感，但他永远不能达到，而欣赏则无须借助研究的结果也可借自己的经验作出个性化的诠释，或许这同作者原初的意思全无关系，但一样从中得到欣赏的愉悦。
《世相图》恐怕是我们作品中与现实勾连最紧的一组文字了，写作的时间也拉得最长。在十余年间，我们笔墨所涉及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的稍有收敛或改进，有的则愈演愈烈、大有不可收拾之态。这又证明了文字、图画本身的软弱。以为几篇文章就可以创造或颠覆一个政府或一个制度，实在过于夸张。夸张的目的并非抬高了文字的功能，倒好像是为了借文字转移对事实的注意和责任的追究。但是，就像一本流水账有时也会成为经济史的重要资料，这些对于社会、文化的观察与思考，除却希望引起当代人追根寻源的探求，也希望为今后有兴趣于这一时代研究的人提供一些比当今大量程式化叙事更具有个性化的材料。靠那些程式化的叙述，有如靠官修二十四史一样，很难弄清一个特定时代的真相。
《竹枝图》是文体最杂的一本，原是为了适应不同传媒因报刊性质、阅读对象、版面控制而提出的不同要求，结果终结意图虽同前面几种并无不同，倒促成了某种意义的文体实验。
对于文字的婉而多讽，多数读者能够理解，他们从字里行间，常常能读出作者的寓旨，报以会心一笑。但也有读者“不谅人只”，以为大声疾呼何等痛快，何必含而不露费人疑猜？诚然，可以有直截了当指陈时事的文章，也应当有怒发冲冠、血脉贲张的议论，但那是另一类文字。这个世界上总要多一些不同样式的文章，才不致过于单调寂寞，又何必强求一律呢！
“陈文丁画”到了谢幕时分。在此，向一直关心我们创作的朋友、编者、读者深深鞠躬致谢了。
（“陈文丁画”系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9月版，《百喻图》45。00元，《唐诗图》35。00元，《世相图》（上下册）88。00元，《竹枝图》39。00元）
抵抗通吃
郑也夫
《抵抗通吃》是我最新的杂文集，文章大多写于2004～2005年，大致相当于甲申乙酉两年中，所以开始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猴舞鸡鸣——申酉杂文集》
我少年时代深受鲁迅的影响。老实说，这要托毛泽东的福。别的书都烧了、禁了（虽然我等不逞之徒劫后费尽心机，寻找、传借，乃至从四旧收藏处偷盗），几乎只给我们剩下鲁迅的东西。那是有圣旨保驾的：“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过后，在一次聚会中回答罗稷南先生问“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惊人答复：“要么是继续在监狱里写作，要么是识大体不作声。”周海婴的钩沉因黄宗英的文章，而不再是孤证。因鲁迅走得早，便登上了圣坛。而这位叛逆者的文字是否孕育新的叛逆者，领袖似乎没有虑及。于是有了五四思想与“文革”少年的单线隔代遗传。领袖诱发了我们读鲁迅，而我们最终被鲁迅吸引当然是因为他锋利的言辞，决绝的性格。在那个文化沙漠里，遮天蔽日的谀词中，鲁迅是稀罕的、怪异的、唯一的。少年的饥渴与稀缺的食粮遭遇，点点滴滴到心头。
因领袖的倡导，我们少年时便投到鲁迅门下，叛逆精神沛然而生，对奴颜和媚骨有着特殊的厌恶和敏感，对嘲讽和奚落有变态般的快感和激情，何况可堪嘲笑的东西触目皆是。如是，我为自己的文集起一个快感十足的名字《猴舞鸡鸣》。
还记得甲申猴年和乙酉鸡年的春节，媒体时代的节日，吉利话铺天盖地，重复万遍。从猴子身上本来是难找吉利话的，但中国人何等智慧。说的稀松平淡的是：金猴献瑞。说得富丽堂皇的是：马上封侯。说得凶神恶煞的当数：杀鸡儆猴——且不说偷换了该成语中的“儆”字，讨猴高兴，就该杀鸡？真乃“当惊世界殊”——又用到领袖的诗句了。鸡年的吉利话则有：金鸡报晓，闻鸡起舞，一唱雄鸡天下白——这是领袖巧用唐人李贺的诗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今日知晓这句毛诗者要胜过知道李诗者万倍。
其实，猴鸡与委琐人格的联姻要远胜于搜肠刮肚方才得到的几句吉利话。小肚鸡肠，鸡毛蒜皮，鸡吵鹅斗，鸡零狗碎；猴头巴脑，沐猴而冠。我以为，万般不幸的是，这些才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特征。
我曾经“鸡血喷头”（鸡年别骚扰人家狗）地大骂中国足球界，但是我不止一次说：不是他们最糟糕，是他们最曝光，中国学界一点不比中国足球强。老友丁学良说：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他在那里供职）要比北大清华都强。这和香港足球打败中国似乎一样，其实大不一样。因足球有偶然因素，而大学的气候非十年之功。且足球输了算什么，大学落后不得了。香港弹丸之地，商贾之城，大陆十三亿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陆的顶尖大学不如区区香港？任凭心中怎样不平，我也只好同意。事情就是这样，我是学界中人，我知道双方的情况。从师资、敬业精神，到学生用功程度（其实是老师造成的），我们统统不行。
评价一个社会，关键不是它的GDP，不是它的高楼大厦、宝马雕车，而是其人物，他们的才具、理想、气象、境界。我们的情况如何？说谁谁也不干，说自己最无妨。我觉得自己就是“猴头巴脑”——所谓小人得志。我因何可以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呢？我古文洋文都不大通的。外语的听力从来就没有过关，更不要说十余年不再说外语后的今天。去年在深圳讲学一个月，才算下决心读了一遍《史记》，半部《汉书》。此前竟然是一本“正史”也没读过。如此连中国文化人都称不上，也能做教授一一完全可以说“沐猴而冠”。但你如果说我不够教授，我也会攀比的，且振振有辞。因为我确实以为，还有好大一批教授不如鄙人。我五十岁才当教授，之前已经放弃申报了，同辈学者不论好孬，大部分在职称上比我捷足。由我推论，可信中国学术界沐猴而冠者甚多。堕落的就是中国足球和学术界吗？学术界毕竟不是权力场。“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败”。可信，权势者中亦不乏沐猴而冠者。
鸡零狗碎、鸡吵鹅斗，正是我们社会之风貌——到处是冲突，是争吵。笔者自知火气大，是好斗之徒。怎么可能不是呢？少年时代沐浴了鲁迅的道德文章，一点不平之事就会刀笔相助，开口咒骂，何况我们现在就置身在是非之地和争吵之中。别的不说，本书所反映和参与的争吵就蛮热闹了，且听我说。我们的长假制度已经搞了七年了，七年来，每年长假最多有三千多万人外出旅游住店，为了这三千万人要全国人陪绑休长假，问过全国人民愿意休长假吗？这能没有矛盾和争吵吗？全国的高考，一个学校对各地考生的录取分数相差达一百分，这能没有争吵？只怕会越吵越大。都市中过去的自行车道上如今轿车已经随意进出了，我们的管理部门干预过吗？打算怎么干预？而这时候一些地方政府准备出台行人进入轿车专行线“撞了白撞”的法规，怎么可能没有争吵呢？道理在哪里呢？难道双方都有道理，大家都可以随意乱闯对方的专行道？笔者撰文说：北京轿车缴纳的养路费太少，遭到一位读者的奚落，争吵在所难免。吵架他不行，我一张嘴他就息声了，但影响主管部门我不行，您说这利益双方的争吵能休止吗？玉渊潭公园有着五十年不止的野泳传统，忽然一日不让游了，于是游泳者和公园管理人员在湖岸边连续吵闹几十天。对此我接连有文章发表在报纸上，游泳者便拿着我的文章与管理者争吵，我倒作了壁上观。某日一大早我来到西城法庭，想领票参加一次开庭，告知票发没了，我没来晚啊。最后才搞清只发出两张票给了被告父母，连记者都不准入内，这叫公开吗？对此法庭外围绕发票的一场争吵势所难免。更有足球俱乐部的商人们和中国足协围绕罢赛的唇枪舌剑，让有观看吵架癖好的人过足了瘾。树欲静而风不止。笔者本非清静之人，况每日鸡吵鹅斗，声声入耳。于是写了这些有火气的文章，汇集成这本有火气的文集。
本书由于出版蹭蹬，问世时已到“肥猪拱门”了，这期间又写出了一些东西，还叫《猴舞鸡鸣》，名实不符，因为掺进了狗年的声音。说狗的声音也无妨。我常说：社会上应该什么狗都叫起来，自然我也当在其列。常常对年龄相仿的同仁说：我们都是老狗了。自觉已经学不来新招，除了自嘲的本事还在与时俱进。时下正在提倡和谐社会。何谓“和”，就是口中有粮；何谓“谐”，就是都可讲话，即所有的狗都叫起来。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变换之一是叫的狗确实多了，但沉默的仍是大多数，开放之路任重道远。
需重新起名。细检篇什，品察味道后，冠之《抵抗通吃》。这怪异之名意味何如？您还没看到我们周围权势者的行径吗？他们要囊括权力、财富、名分，一个都不能少；要操纵商品、长假、路权、高校配额、城市面貌、公共空间，统统掌控。本书只是一个超龄愤青，一个不自量力的犬儒抗拒强人的微弱声音。
（《抵抗通吃》，郑也夫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版，28。00元）
《丽姬娅——经典哥特小说集》序
杨慧林
十八世纪的英国，有一位多少被人忽略的作家华尔浦尔（Horace Walpole），但是许多读者都听说过他的名言：“对于感受的人来说，生活是一出悲剧；对于思考的人来说，生活是一出喜剧。”（Life is a tragedy to those who feel，a edyto those who think．）
正是此人，在1764年创作了一部充满罪恶、暴力和凶杀的小说。小说的背景是中世纪、是所谓的“哥特式”城堡，即《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小说的副标题则是“一个哥特故事”（A Gothic Story）。由此，便有了“哥特小说”之谓，便有了我们关于中世纪城堡和修道院的一切联想。与之相伴，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也被逐渐定型于恐怖、怪诞、神秘的文学叙述。
甚至在当代的“学者小说”中，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艾柯（Emberto Eco）的《玫瑰的名字》《福科摆》《昨日之岛》，托尔金（John Ronald Tolkien）的《指环王》等等，读到“哥特式”场景与某种特定氛围的天然联结。“哥特”本来与文学无涉，而何以标志了文学的风格、又铸就了文学的想象呢？
以外部环境解释文学的内在风格，其实并非华尔浦尔、或者任何一位英国人之所长，最著名的例子倒是法国批评家斯塔尔夫人（Staěl）和泰纳（Taine）。有趣的是，这两位法国人都注意到欧洲“南方”与“北方”的深刻差异。其中“北方”所代表的精神气质，恰好带有某些本然的“哥特”意味。
在他们看来，欧洲的南方人“住在可爱的风景区，站在光明愉快的海岸上，向往于航海或商业，并没有强大的胃欲”；北方人“住在寒冷潮湿的地带，深入崎岖卑湿的森林、或濒临惊涛骇浪的海岸，为忧郁或过激的感觉所缠绕，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因此，“南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拉丁传统，“倾向于……情感和气质方面的发展”，法国就是典型；“北方”则关联于基督教的骑士制度和日耳曼民族的激烈情绪，“喜欢战斗流血的生活”，英国和德国都属于此类。
在这样的基础上，“南方”与“北方”（地域）、“希腊罗马传统”与“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时代及社会体制）、“多神教”与“一神教”（文化形态和宗教观念），都被纳入了文学性质的讨论，也都可能与我们面前的这部“哥特小说”隐约相关。但是在上述讨论中付之阙如的，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