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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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也都可能与我们面前的这部“哥特小说”隐约相关。但是在上述讨论中付之阙如的，却正是“哥特小说”。甚至英国人自己的批评家赫兹利特（W。Hazlitt），也认为华尔浦尔的“哥特小说”只不过“使人感到惊骇，但对想象力不起作用”。乃至二十世纪又有更加刻薄的“酷评”，指称“哥特小说”是“书商和书刊经营者”对于大众趣味的“迎合”。
以“经典”的阅读传统而论，“哥特小说”始终是不人流的。与之相对照，托尔金的《指环王》却在英国Waterstone和美国Amazon两家书店评选的“最伟大小说”中，两度获得桂冠。我们也许只能说：华尔浦尔所开启的那些“哥特小说”，实在是生不逢时。
但是无论如何，历来的读者其实并不特别在意批评家的口味。华尔浦尔似乎已经暗示过我们：阅读小说的人多半是在感受，却未必那么认真地思考。而这“感受”同样可以是认真的。习惯于思考的批评家，往往用过于严肃的标准框范一切对象，结果有时倒使自身成了一出“喜剧”。因为在任何严肃的思考之上，可能还有“上帝在发笑”。
总之，“哥特小说”读则读矣，不一定要去追究它们是否与基督教有关、是否真的被历史所“低估”。否则，岂不无趣？
（《丽姬娅——经典哥特小说集》，＇美＇爱伦坡等著，中国华侨出版社即将出版）
《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序
李汝伦
如果此书于五十多年前后出版，我虽然是个穷大学生，我是会设法购置一册的，只要不卖裤子就行。
我自少年始，便产生了恋诗情结。我读的是家中原有的普通读物以及《学诗百法》之类，实则还是靠自学自悟。在大学的整个过程，从未见有什么写作教程。那时高教部的教学大纲、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早已视教授学生吟诗作对如教唆学生寻花问柳一样，为左氏祠堂家法所不容。课堂上只听见什么人民性、进步性的教条锣鼓。那时整个文学和艺术，已定位为妻妾一流，只须学会“我与城北徐公孰美”的回答。诗词小道则已逐出文苑，想作奴隶而不得。像吴梅、汪辟疆、陈匪石、王力这些诗学大家、教授，皆已奉命闭嘴。这之前，爱好诗词已曾被讥为“骸骨迷恋”，此时，爱好者本人就形同了“骸骨”。只在宫廷之内、殿陛之下，才有些高贵的“骸骨”，啾啾然唱着“天阴雨湿”。
上世纪晚期，诗词镣铐解除，我曾多次在各种会上呼吁大学文学系恢复诗词写作教学，人微则言轻，话音落在死水水面。老教授们已从闭嘴到闭目，灵魂游荡于山阴道上。他们的弟子也大都鬓发飞霜，而且本身也曾是“不宜提倡”的对象。这些教授中除自学自悟者外，很多连旧时幼学读本也没见过，弄不清哪个汉字姓平，哪个汉字姓仄。堂堂大学，堂堂教授，真是煞透了风景，咄咄怪事。我的呼吁证明我无知，我不会审时度势。
呜呼，文化革命岂仅在1966哉，那些王杨卢骆们，仙圣豪佛们，一个个陈尸于摇篮。
如今诗词市场繁荣，刊物不但千帆竞发，诗集也万舸争流，接近泛滥。讲究格律的书，不断推出，当然其中也有较好的，但总脱不掉旧衣衫鞋帽。徐晋如此书别开生面，另树一帜，它告诉你诗之为物何如，什么才算好诗，好在何处？是在眉如黛间还是唇如丹上？诗的语言与散文语言是男女之别、阴阳之差，还是妍媸之分、肥瘦之异？它告诉你诗的通天河，诗美的轨迹，诗神缪斯的诞生，更谆嘱你如何作人。诗人需要感情，也需要器识，此书不仅说了作诗之法，更说了作人之度。过去的工具书交给你一应工具，最好能给你个木匠，而不过还是斧头、刨子、锯……此书给你的是位墨子。墨子能造野战攻城之具，还能达天人之理、熟事物之情。此书旁及史论、美学、哲学，此正诸多同类书之所轻乃至所无。
作者正读博士，口袋里还有学生证，但已登上大学讲台，布道说法，设帐授徒。这可是诗词界的一个新风景点？我想是的。
大学生的男女娃娃们，你们当然可以不写诗，甚至不爱诗，却不可不懂诗。诗能提高你的精神档次，美化你的生命，丰富你的智府，减小些气质上的俗，增几分风神上的雅。
当然，书中某些观点，提法，你有保留自己理念的自由，但你如能知道世上有这种观点，那也就是你的知识，因为那也是一种学问。
本书对医治诗界的流行病、多发病——平庸，对于挽救“站惯了”的贾桂之徒和假伪劣的制造商以及小贩子，也许会起到援嫂之溺的作用。
读竟此书，不忍掩卷。老夫老矣，蓦然想起夫子之言，曰“后生可畏！”
（《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徐晋如撰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弗雷格思想研究》再版序
王 路
奎因生前十分喜欢弗雷格。1942年他在巴西讲学期间，一位教师特地从一本书的卷首撕下一张弗雷格的照片送给他，令他高兴不已。后来这张照片丢失了，他按照一本逻辑书封面上一张一英寸大小的弗雷格画像，用钢笔画了一张很大的弗雷格的像。据说，他办公室里挂的唯一一幅照片就是弗雷格。像奎因这样喜欢弗雷格的哲学家大概不是少数。一位德国朋友告诉过我，帕兹希教授（G。Patzig，德国著名哲学家，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对弗雷格情有独钟，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弗雷格照片，谁要是批评弗雷格，他就跟谁急。按照我的理解，这里说的“批评”，意思是“贬低”。我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上弗雷格的像，除了喜欢，大概还表示尊敬或崇拜。
我似乎从来也没有想过我是不是尊敬或崇拜弗雷格，但是坦白地说，我喜欢弗雷格。这并不是因为我写了这本研究他的著作，也不是因为他重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近年来我也研究海德格尔，还写过关于海德格尔的文章，但是我不喜欢海德格尔；尽管我不喜欢海德格尔，我却绝不会认为他不重要。我喜欢弗雷格是因为我喜欢一类哲学家：他们始终执着于哲学基本问题，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并且给人以启示。而在这类哲学家中，弗雷格是最出色的一位。
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可以见仁见智。在我看来，讨论哲学问题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本体论的、认识论的、分析哲学的等等，形成的哲学流派也可能五花八门，比如欧陆哲学、英美哲学等等，但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一定是哲学史主线上的问题，是哲学史贯彻始终的问题。在弗雷格这里，就是“真”这个问题。弗雷格的语言哲学无疑是围绕着真这个概念展开的，比如句子的涵义（意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人们总是不满足于句子的思想，而总是努力从句子的思想进到句子的真。值得注意的是，他又明确地说，“真为逻辑指引方向”，由此似乎可以认为，真乃是逻辑研究的问题。这里显然就有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
传统上说，逻辑虽然是独立的学科，但是始终被看作是哲学的一部分。因此，逻辑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哲学的问题。今天，逻辑已经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因此逻辑所研究的问题似乎就应该是逻辑自身的问题，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分与不分，似乎确实存在着问题。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弗雷格总是只谈逻辑和数学，如此来看，逻辑和哲学在弗雷格那里似乎是无法分的。而根据达米特的看法，即使弗雷格在语言哲学领域没有做出任何成绩，仅凭弗雷格在逻辑领域的成就，就可以奠定他的历史地位。这样，逻辑和哲学在弗雷格这里似乎又是可以分的。作为不同的学科，逻辑和哲学当然会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方式，也会有各自的问题。但是在像弗雷格这样的人——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分析哲学之父——身上，能不能划出一条鲜明的界线，应该如何划出这样一条鲜明的界线，乃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思考的。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加以说明，也可以深入思考。简单地说，弗雷格的《概念文字》和《算术的基本规律》无疑是逻辑著作，而且前者是现代逻辑的奠基之作。其他论著则是哲学著作。如果深入思考，则会发现问题不是这样简单。比如，在《概念文字》中，弗雷格也有一些关于语言和思维的探讨，而在其他论著中，弗雷格也有以“逻辑”和“逻辑导论”为题的遗稿，其中的许多内容在我们看来肯定是哲学讨论。因此，很难说他的逻辑著作就没有哲学讨论。我认为，简单地说，这里有一个逻辑理论和逻辑理论的运用的问题。建立逻辑系统，试图从逻辑推出数学，这是弗雷格的逻辑研究，形成的也是逻辑的理论。而在哲学讨论中，弗雷格运用逻辑理论，从逻辑出发来进行哲学研究。因此，在弗雷格的著作中，逻辑与哲学密切结合，浑然一体。当然，如果深入思考，问题就复杂多了。比如真、思想与真的关系、对象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对象与真的关系、思想的结构、普遍性等等，这些问题究竟是哲学问题还是逻辑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究竟是逻辑的思考还是哲学的思考？引申一步，有一些基本问题无疑是逻辑与哲学都涉及的，比如真、必然、可能、存在等等，关于它们的研究究竟属于逻辑还是属于哲学？说明这样的问题，无疑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但是简单地说，逻辑的理论对哲学的讨论肯定是会有重大帮助的。
达米特认为，弗雷格使我们认识到语言的运作方式。戴维森说，是弗雷格使我们知道了探索意义理论的途径。这些无疑都是弗雷格给我们的启示。深入思考，这些启示牵涉到语言哲学的实质，以及语言哲学最核心的一些内容。但是简单地说，仍然有一个逻辑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对语言进行分析可以有多种途径，可以有语言学家的途径，比如进行语法和概念的分析，也可以有修辞学的途径，比如进行词义和词源的分析。但是，当人们明确主张“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时候，逻辑分析就成为关键所在。弗雷格本人与这个主张的形成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他的思想对直接导致形成这一主张的那些主要哲学家，比如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等，却有直接的影响。这主要就是现代逻辑。而在这一主张大行其道的过程中，他的思想直接参与进来，并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他关于意义与意谓（涵义与所指）的区别，他关于对象与概念的讨论，他所提出的语境原则等等，都成为分析哲学讨论中的基本内容。他的一些基本看法，比如真与意义的联系，也成为人们的常识看法。他所使用的一些术语成为哲学讨论的基本概念，他的一些分析方法也成为哲学分析的基本方法。他的一些讨论，比如关于从句的讨论，关于内涵语句的讨论等等，尽管没有形成完整而成熟的理论，却为后人的讨论提供了素材和基础，也提供了他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独特思路。所有这些，在我看来，若是简单地表述，则可以说是弗雷格把逻辑用于哲学研究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对于弗雷格的思想，也许有人会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但是大概不会是因为他的思想表达得不清晰。对于他的著作，也许有人会读不懂，但是这也不会是因为他的表述不清楚。清楚地表达思想，至少可以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常识的层次，比如一个人聪明，思维有逻辑性，文字能力强等等。这样他可以做到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有一个科学或者说超出常识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一个人借助科学的理论和手段来分析和处理日常的一些表述，从而能够发现一些本以为没有问题、甚至是自明的表述中的问题，揭示一些本以为清楚而实际上并不清楚的表述，指出其中一些本来没有被发现或被忽略了的问题，并且认识和解释语言表述的运作规律，最终使自己的表述符合这种运作规律并在自己的表述中排除那些问题，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第一个层次是许多人都可以做到的，而且不仅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可以做到，甚至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做到。弗雷格则做到了第二个层次。所以，当他看到在他同事的讣告上说这个人从未使用过一个不知其意思的词时，他为这种赞誉感到吃惊。我想，这种吃惊是直观的，但是其原因却一定是多方面的。
人们一般认为西方哲学富有逻辑分析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甚至也许更早。逻辑观不同，对于逻辑分析的理解大概也会不同。但是从弗雷格的著作出发，什么是逻辑分析则看得十分清楚。我认为，应该在学科的意义上理解逻辑，因而应该在学科的意义上理解逻辑分析。这样，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传统才会有更加清楚和深刻的认识。近年来我也明确提出了这一看法。我的这种看法，主要是来自我对弗雷格著作的学习和对他的思想的研究，因而得益于弗雷格。我认为，这一看法，对于我国学术界，应该是有益的。
本书完成于十几年以前。这次再版只是增加两篇有关文章作为附录。这些年来，曾有人请我再写一本关于弗雷格的书，也曾有人著书约我撰写有关弗雷格的章节，我都没有答应，主要是因为害怕重复。顺便说一下，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国外研究弗雷格的文献又出版了很多。国内弗雷格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但是专著似乎还不多见。因此这次商务印书馆再版我这本书，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对原书内容不做任何改动和修订，这并不因为我认为它没有问题，不需要修改，而是因为如果修改，我也不知道会改成什么样子，重写则肯定会有很大的重复劳动，这无疑是我最不愿意的。我想，“保持历史原样”大概是一个比较好的借口。如果说这是一种有些“偷懒”的态度，那么还要请读者多多原谅！
（《弗雷格思想研究》，王路著，商务印书馆即将再版）
关于《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增修本
王学泰
耗时半载，重装了两次windows，总算完成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修订。这个“增修本”比原书增加了17万字，如果加上修改的文字，“增修本”更动的文字大约在20万左右。原书近40万字，“增修本”近60万字，等于写了一本新书。这是在这个增修本出版以前先要向读者说明的。
在修改本书之前，又认真地读了一遍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最近台湾学者龚鹏程在《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对“乡土中国”的传统理念表示质疑，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居与游互动的社会”，它包含“居民”和“游民”这两种基本类型。游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势力之一。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土”对“水”的压迫和蔑视，这实际上是居民社会对流民社会的歧视，显示了居民社会的文化强权。导致这种霸权的建立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需要与土地联姻的固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皇帝、官僚阶层和乡村宗法制度的坚定支持。龚先生论述的确使人耳目一新，他关注到人们流动起来的时候必然产生与“居民”不同的思想性格，但他忽略了人们的“游”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目的给人们思想带来的改变也是不同的），因为费先生研究的是古代中国的主流社会，这是在研究从主流社会流离出的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