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5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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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思想带来的改变也是不同的），因为费先生研究的是古代中国的主流社会，这是在研究从主流社会流离出的游民时必须先搞清楚的。古代的主流社会从组织形式上是宗法的，从生产方式上说是自然的小农经济。从其稳固性上来说，费先生称之为“乡土社会”。费先生很重视这个“土”字。他说：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这表明我们传统上就是农业社会，从黄河、长江到珠江一带的人们都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我们祖先就是主要依靠农业维持生存和发展，读周族的史诗如《生民》《皇矣》《笃公刘》《绵》等中所写的周族祖先如后稷、公刘、古公直父等都是精于耕作的农业专家、都是善于在“土里刨食”的行家里手。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
尽管后来我们有了城市，而且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但土地是命根，一切都仰仗于它，即使城里人也离不开它，因为土地——农业是人的基础。农业是人类第一产业，是最贴近生活和最富于人性的，特别是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业。这样连管理一方的“土地爷”也被人们塑造成最人性化，管理人们家长里短的小神。费先生强调“乡土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流动，安土重迁。对于乡土中人，固定不变是常态，迁移、流动是变态。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 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是什么引起的乡土社会的人们的迁移和流动？费孝通提出了人口的增长，土地不胜负担时，人口的流动发生了。因为即使无灾无害，每一块土地所能养育的人口都有一个饱和度，超过了这个“度”，“分群”迁徙就不可避免。然而，这有个度，即在他所能到达的范围内土地还有余裕。也就是说如果某宗族人口增长了，先是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农作物产量的办法以满足多余人口的需求，直到非得“宣泄”不可时，便产生了有目的和无目的的两种宣泄。由于历代统治者（在宋代以后特别明显）对民众流动的限制，也因为国人内陆居民的性格，这种“宣泄”很难流播到海外。这与欧洲人有很大区别。其实，更大量的是因为天灾人祸、被迫离开乡土社会的人们。另外，除了流播到其他土地上之外，还有大量的人们在城镇中以其他方式谋生。这些人大多是使本书研究的对象——游民。
因此，可以说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研究的是古代的中国人在乡土社会中生活状况、思想状况；而本书研究的乃是脱离了乡土社会的人们生活、思想状况。因此费先生的《乡土中国》是本书研究的出发点。古代的中国农民当他们有田可种，能够维持半饥半饱生活的时候，他们生活在“乡土中国”中，他们的思想性格正像费先生描写的一样，当他们被乡土中国抛弃、成为游民、堕入江湖，其思想性格必然发生变化，逐渐远离乡土中国，变成像本书所描绘的那样。虽然原书也意识到“乡土中国”是自己思考的出发点，这次修订时这个意识更加自觉了。
这次增修主要针对原书的缺憾做了大量补充，其中有以下几点提醒读者们关注：
一，游民历代皆有，但形成群体是在宋代。宋代有许多与前代不同的社会特征，这些特点与游民大量产生及群体的形成有极大的关系。如宋代初年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土地所有权变更速度加快，土地的所有权的流转过程中必然使许多人离开乡土社会，大量人口脱序，称为游民。另外，两宋大城市的繁荣、特别是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的工商业、服务业发达给读史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发达的工商业、服务业为流入城市的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使得游民能在城市生存下来，如何看待这个社会现象，历史学界也是有争论的。我以为宋代大城市的繁荣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游民大量流入城市、劳动力廉价；二是宋代中叶以后对于官员、士大夫特别优待，俸禄之高，超出历代。这两个因素遇到一起，即可形成高消费的热潮。这个现象是史学界关注不够的。这次“增修本”中对于这个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二，宋代是游民多与游民活动特别有影响力的时期，游民的江湖也于此时出现，但游民是旋生旋灭的，北宋末、南宋末、元末乃至明末都有大量的游民死于战乱。特别是明初的重建宗法、重建小农，游民基本上消失。后来虽然人口膨胀、兼并剧烈，游民逐渐增长，明中叶以后直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作为一个人数众多游民群体基本上没有消失过。宋代以后，游民增长与活动显示出阶段性，各个阶段的游民活动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在原书中缺少论述，“增修本”在上述这些方面做了补充。
三，一些通俗文艺作品中的游民意识是如何影响广大民众、甚至成为民众、特别是底层社会的人们认识世界、认识历史、判断是非的主要依据，从而成为游民社会化与社会游民化主要桥梁的呢？这与通俗文艺作品的传播是分不开的。原书虽然探讨了通俗文艺在民间的影响，但对于通俗文艺作品中的话语在民众头脑中扎根现象关注不够，本书在这些方面做了补充。书中还提到齐如山先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所写的《戏文警句》，那篇短文中罗列了一百多句当时流行于北平人口头的警句以为证据。
四，加强了对“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即“小说教”的论述。本书的目的在于阐述游民问题不单纯是个社会问题，更是个文化问题。我们讲传统文化目光都集中在儒释道三家上，对于在民间有广泛影响，甚至这种影响也波及到其他阶层的“小说教”却忽略了。虽然原书也谈到这个问题，但没有列为专节。“增修本”把这个问题作为专节来论述，并征引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探索。
五，从游民的社会化的角度探讨了江湖问题。原书只从游民奋斗的空间的角度分析了江湖的性质，其实江湖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处于隐性状态，与主流社会相背离的。投入江湖的不仅仅是游民，也包括了许多其他阶层的边缘人物。这些边缘人物想在江湖中觅求他们在主流社会得不到的东西。上层社会的边缘人物投入江湖后，往往会成为江湖的中坚或领袖。这种反主流社会的江湖出现于宋代。宋代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中聚集了大量的游民，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生，但是城市又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保障，出卖劳动力的人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权利，城市之中形不成市民社会，无论是商人、手工场主，还是出卖劳动力的人们不能形成保卫自己的力量。因此，一旦有社会动乱，原有的工商业、服务业破产，这些人就容易流落江湖，成为反社会的力量。
上述诸要点是本次增修时特别关注的问题，自以为在这些方面有些心得，写入书中，为读者思考提供方便。
自从1991年我的以第一本论述游民文化的专著《中国流民》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至今已经超过十五年了。1999年出版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后来发表了多篇与游民文化有关的论文、随笔及其他文字，抛砖引玉，使这个沉寂多时的社会文化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慎之先生的名文——《发现另一个中国》1999年发表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后经多家报刊转载，海内外学界反响强烈。有些学者开始致力游民文化问题（有人概括为“流氓学”——我以为不甚准确）的研究，并有一些可观的成果出现，不论是在网上和平面媒体中都可以看到，而且还有一些专著问世。这是令人兴奋的。
当这个增修本问世的时候，可能正当慎之先生逝世四周年忌日，本书的修订中考虑到先生一些意见。最重要的是摒弃“封建社会”这个模糊的概念，试用“皇权专制社会”以替代。但仍嫌不够准确，因为这只注意到秦始皇以后社会的政治特征、不能概括这个社会的经济特征，还有待于历史界、理论界进一步探索。
本书最后所附杜亚泉、黄远生等先辈对于游民问题的论述，其实当时关心游民问题的远不止他们二位。梁启超认为当时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不是“有产”“无产”的问题，而是“有业”“无业”的问题。这样社会的穷苦人中分成为“劳动者”和“游民”，而且还是游民多而劳动者少。在社会发展中“劳动阶级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他还说：“今之社会主义运动家，或以热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产阶级智识阶级之腐败不足与语也，又见乎劳动阶级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质亦带保守，不易鼓动也，于是‘为目的不择手段，转而思利用游民。夫天下之最便于利用者，诚莫游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结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试执共产主义以告任何阶级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见能奉行也。试以语半兵半匪之军队，则彼可以‘闻斯行诸不俟终日’。数月以来，高阳兵变，宜昌兵变皆籍市民之产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为实行共产主义来也。’试问社会主义之名义，若为彼辈所假借，则玷此名义为何如者，而国家元气之瘵丧又何如者。故吾愿真爱国真爱主义之人慎勿出此也。”（《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1921，1，19）可见当时人们对游民所构成的社会问题的思考，梁启超对于游民所构成的文化问题多有论述，在此次增修中有所涉及，故在后记稍提梁氏对游民在社会运动中负面作用忧虑，我想不是毫无意义的。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本，王学泰著，即将由同心出版社再版）
家璧伯
章洁思
我站在柜台前开始等待，等待借取的书传递过来。眼前是最先进的传送带，它在不停地运转，传送。在轻微的沙沙声中，我的面前忽然映现出一个慈祥的面容，他微笑着，在对我说着话……
呵，我第一次去上海图书馆，是家璧伯指点的，距今有二十多年了吧！那时，我刚刚开始整理父亲靳以的著作。经历了浩劫，家里的书早已不全，于是，家璧伯对我说，到上图去，我给你介绍个人，她会给你找到所有的书。于是，我也像今天一样，站到借书台的前面。那时的上图还在南京路，没有现代化的设施。我爬上三楼已经气喘吁吁，腋下的拐杖更令人注目；无怪乎多年以后，当我在新馆邂逅肖斌如女士时，一眼就被她认出。因为，她就是当年家璧伯介绍给我，说能为我找书的人。
时光匆匆，年轮流转。在前辈的鼓励下，我终于开始拿起笔来，一段段撰写对于父亲的回忆。记得那是一个初春的夜晚，我刚刚写完三十年代家璧伯与父亲，还有巴金，他们三人齐心合力创办《文季月刊》的那一段，犹沉浸在他们对于文学事业倾心的氛围之中，忽然听到家璧伯去世的噩耗……悲痛之余，惊愕造物主给予自己怎样的心灵感应！
因为在那一刻，我的手中还捏着家璧伯与父亲的合影。这是家璧伯特地拿来送给我的。他对我说，他有一位翻拍老照片技术很高的朋友，照片果真非常清晰。望着照片上的两位青年，他俩并肩站着，风华正茂，意气风发。那是北京的四合院落：三座门大街14号，是两个杂志《文学季刊》和《水星》月刊的编辑部，也是父亲的家。那时家璧伯初次与父亲相识。
家璧伯回忆说：“我初次与靳以相识是在1935年的5月（笔者按：此为笔误，应为6月，见以下日记），地点在北平火车站，介绍者是我们共同的朋友郑振铎。”他还在自己的“北上组稿日记”中，把他与父亲的初次相处，作了详尽记载：“6月6日……十时半车到终点站北平。郑振铎和章靳以联袂来接。同去振铎家午饭，朱自清在座。饭后同游古物成立所和中山公园。夜宿章靳以所租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大街十四号一座北方小院子的北屋。6月7日靳以陪我去附近北海公园进早点。……五时靳以陪我去见沈从文，后三人同去北海，沈从文邀靳以和我在北海共进晚餐，交谈京沪文坛近况。6月8日今天中午靳以正式设宴于撷英番菜馆，把我介绍给北平的文学界朋友，到梁宗岱、沉樱、李健吾、萨空了、沈从文、郑振铎等十余人……6月10日靳以伴我同去北平图书馆参观，在沙锅居共进午饭。……在靳以家晚饭后，同去吉祥戏院观《茶花女》演出。6月19日晨起整理行装。午刻假同和居菜馆设宴答谢在平部分文艺界友人，出席者章靳以、沈从文、李健吾、林庚、萧乾等，郑振铎已于数日前离平南下。午后搭车返沪，靳以送我至车站，五时起行，扬巾而别。”
短短十几日的朝夕相处，已在家璧伯与父亲之间确认了志同道合，由此延伸了他们的友谊。这友谊延续了整整二十四年，直至父亲于1959年去世。
父亲是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的。我只记得，在人来人往的慰问者之中，母亲忽然看见了家璧伯，她伸出双手，像看见自己的兄长一样，终于哭出声来。而在这之前，母亲的眼泪一直被压抑着。
后来我才知道，当母亲还是个天真烂漫的高中学生时，她就认识了家璧伯。那时，母亲正与父亲交往，有时，会随着父亲去他的住处，即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的华邮一号。母亲一去，家璧伯就会特意让自己的夫人，烧几样可口的菜肴，送上楼去招待母亲。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