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言论批判-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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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侵略历史的全面美化（1）

　　　　抱着这样的民族自恋情结，必然走向鼓吹对外侵略的民族扩张主义，因而，也就难怪西尾在谈到日本对外军事侵略与扩张行为时，都一律给予无条件地高度肯定了。例如，在论述到日本幕府时代的历史时，西尾干二对16世纪末派兵侵略朝鲜的丰臣秀吉给予高度评价，称“以武力统一天下的丰臣秀吉，开始以极大的自尊和自信来处理对外关系。这使他成为立于当时世界最前沿的政治家”；丰臣秀吉希望“通过朝鲜抑制中国，将天皇宫殿迁到北京，自己镇守在宁波，建立一个帝国，使天皇得以居高临下，统治整个东亚。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的理想而出兵朝鲜，此外岂有他哉。没有比这更能体现日本人最早萌发的近代意识了”。（同上，第376页）他还写道：“日本的崛起未必只靠明治维新和日俄战争。早在很久以前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始活动了。为什么所谓的倭寇在海上很活跃？为什么秀吉出兵朝鲜？为什么支仓常长支仓常长（1571～1622），仙台藩士，曾奉命出使欧洲搜集情报。敢于到西欧去进行侦察外交。假如把倭寇看成海盗的话，那么，葡萄牙、西班牙不也是海盗吗？”（同上，第374页）　　　　
　　　　在有关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问题上，西尾干二自然是完全赞同林房雄、中村粲、田中正明等日本右翼学者的“大东亚战争史观”，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予以粉饰与美化。关于日本侵略朝鲜问题，西尾提出，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三个关键问题不能越过。“第一，在近代日本的出发点上，面临着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美国、德国等列强强加的具体的武力威胁……明治的日本人是多么惶惶不安呢！这种不安应该是叙述历史的基本依据。”“在这种惶惶不安中，本来可以依靠的中国（清）成了连自国的领土保全都做不到的官僚老废国，而朝鲜不过是他的附属国。这是第二个关键问题。”“中国和韩国尽管无能，却对日本没来理由地抱有优越感，成了日本的一种难以处理的、麻烦的、棘手的存在。两国都禁闭在陈腐的东夷思想、中华思想中，从一开始就怀有‘可恨的东夷小日本’的侮日感情，这也是他们今天对日感情的原点。两国对欧美的进出比较宽大，而对我国的进出，则视为‘暴发户、小日本’而百般刁难。”（同上，第508～509页）西尾干二强调，以上三个关键问题也是叙述近现代日本史的前提。“不把它作为前提的话，就不能叙述日本的近现代史”。可以说，所谓“三个前提”是西尾的日本近现代史的理论基础。　　　　
　　　　西尾干二为什么如此强调这“三个前提”呢？原因很清楚，第一个“前提”，可以帮助西尾说明日本的近代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而做出的必要的回应，是“自卫”的行为；第二个“前提”可以帮助西尾说明，日本“进出”（侵略）中国和朝鲜，是为了朝鲜的独立和改革，也就是帮助朝鲜从腐败的清国独立出来，促其改革并实行近代化；“如果任由清国控制朝鲜半岛，半岛就会成为俄国或欧美的势力范围，日本就要丧失独立，或者被瓜分和统治。”第三个“前提”，是要帮助西尾进一步强调所谓“日清战争”的合法合理性。对此西尾自己写得很清楚：“日清战争是日本挑战固守中华中心思想的华夷秩序，并把它摧毁的东亚特有的战争。是日本对中国的干涉战争，也是日本从中国圈的独立战争”（同上，第529页）。这些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百多年前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竹越三叉等军国主义御用文人早就鼓噪过的陈腐不堪的侵略有理论，并非新鲜货色。但西尾在讲授日本近现代史之前，首先强调“三个前提”，在理论的逻辑上自然是“青出于蓝”了。但无论“侵略理论”怎样精致，总是不能将谬误变成真理，总是难以自圆其说，仍然是不值一驳。请问西尾先生：日本凭什么侵入到中国和朝鲜领土来“自卫”呢？把本来“从属于清国”（实际上并非从属，而是一种密切的国际关系）的朝鲜变为从属于日本，这就叫做“朝鲜独立”吗？西尾在讲述日本古代史的时候就反复强调日本不属于中华文化圈，为什么在讲到“日清战争”的时候，又说是“日本从中国圈的独立战争”呢？既然本来就不属于中国圈，那又谈何“从中国圈独立”出去呢？　　　　
　　　　从这三个“前提”出发，西尾干二对历史上日本对中国等亚洲邻国所进行的一切侵略行径都予以肯定。他用了两章的篇幅强调近代以来“美国首先将日本作为假想敌国”，说美国人在贸易、移民等多方面欺负日本，因而“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对于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及全面侵华，也完全重弹中村粲等人的老调，把责任推给中国，说中国的排日运动、抵制日货、杀害日本士兵等才是“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而七七事变的爆发则是偶然的，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尾干二在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上，较之其他右翼学者，是别出机杼，另有一番新说。他在《大屠杀与战争犯罪》一章中，论述了“大屠杀”与“战争犯罪”的区别。在《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所收他在右翼组织“历史研究会”上的演讲题目，就是《日本与纳粹的罪行能相提并论吗？》，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提出十分自负。他极力说明日本的“战争犯罪”与纳粹的“屠杀”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他根据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希特勒注释》一书，将德国纳粹的犯罪归纳为五种情形：第一是有计划地杀害德国国内的病人和残疾人，包括医院中的犹太人；第二是在占领东欧后，将吉卜赛人集中起来加以杀害；第三就是在占领波兰后，对该国的知识分子进行有组织的屠杀；第四，在俄罗斯占领区，对俄国人进行屠杀；第五是消灭犹太人。根据这五点特征，西尾认为，纳粹德国的这些犯罪与日本的战争犯罪性质不同，因为纳粹的行动并非出于军事目的，而是政治意志的表现。“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在中国还有其他前线的犯罪——在战争进行中对俘虏及非战斗人员中所进行的非人性的行为等——这些事实肯定存在，但是，它与波及整个欧洲的对犹太人及其他人的‘最终处理’是决不可混为一谈的犯罪”（同上，第731页）。在西尾看来，战争犯罪是无论哪个国家在战争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比起真正的非战争的“大屠杀”来，也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所犯的充其量是“战争犯罪”，而不是“屠杀罪”。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侵略历史的全面美化（2）

　　　　显然，西尾干二是在玩弄有关战争与犯罪的概念游戏。他把日本的犯罪定位于“战争犯罪”，并将一切在战争中的杀戮行为都称为“战争犯罪”。这样一来，交战双方当然互有伤亡，因此双方都是“战争犯罪”；双方都是犯罪，那就谁也别追究谁，也就等于没罪——这是西尾干二的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比起非战争状态下的因政治、种族等原因发生的“大屠杀”来，日本的“战争犯罪”简直就算不上什么，所以西尾在这里敢于使用“战争犯罪”这个词，表面上承认是“犯罪”，实际是说明“战争犯罪”不算真正的“犯罪”。在这里，西尾干二完全将战争中性化了，他完全不区别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界线，不区别侵略战争和抵抗侵略的战争的界线。而且在他此前的论述中，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却也是为了“自卫”，那时候他跟所谓“西方列强”区分了“挑战”与“自卫”的界线，而在日本和中国等被侵略国之间，却又完全抹平了侵略与被侵略的界线，这就是西尾所持的双重标准，也表明了他在逻辑上的混乱不堪。另一方面，将某些国家因为种族、政治意识形态原因所发生的乱杀无辜的政治迫害或国内战争，拿出来与日本的侵略做比较，也完全是缺乏可比性的牵强附会。要说种族，日本侵略中国难道不是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种族侵犯吗？国际战争常常就是民族（种族）之间的战争；要说政治意识形态，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不也常常搬出“防共”、“反共”的借口吗？“防共”、“反共”岂不就是意识形态吗？况且，西尾提出的有关国家发生的国内“屠杀”材料的可信性首先就有问题。即使属实，德国纳粹的大屠杀是纳粹的罪，丝毫不能说明日本军队的旅顺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日军使用的毒气战、济南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就不是屠杀。西尾的这种处心积虑的对比，丝毫都不能帮助日本免罪或减轻罪责。因为“侵略战争犯罪”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是一种历史上最严重的犯罪。“侵略”本身就是对别国国家主权、国民尊严的践踏，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而侵略战争中的“屠杀”更是“侵略加屠杀”，亦即罪上加罪。而且，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约七十年间，死于日本枪炮刺刀之下的中国人有三千多万，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有数字统计。据说希特勒在二战时期屠杀的犹太人是六百万。相比之下，日军在屠杀方面，与纳粹德国不只是在伯仲之间，而是独占鳌头、遥遥领先了。　　　　
　　　　五、惟我独尊的“皇国史观”的复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尾干二《国民的历史》在许多问题上无视历史事实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战后日本史学界公认的有关研究成果及结论，提出挑战、并彻底否定，似乎有不少新见。但是，骨子里，西尾干二在《国民的历史》中所体现的历史观是陈腐不堪、在世界上早已臭名昭著的唯我独尊的“皇国史观”。这种“皇国史观”从江户时代后期的本居宣长，到近现代的德富苏峰、平泉澄、大川周明之流，几乎没有变化，那就是“日本主义”、大和民族主义、日本民族优越的种族主义狂热，是对中国、朝鲜及亚洲邻国的轻蔑与敌视。正如日本著名学者、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岩井忠雄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国民的历史》是“再版的皇国史观”，是“排外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岩井忠雄《戰後ナシナリズムと皇国史觀》，《彻底批判〈国民の歷史〉》，第50、61页，大月书店2000年版。。可以说，《国民的历史》的出笼是日本右翼极端势力“日本自恋症”大发作的显著症候。　　　　
　　　　《国民的历史》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书，不如说是一部右翼文人的思想表白，是“日本自恋症”生出的一个毒瘤，根本算不上是历史著作，其学术价值接近于零。西尾干二在《国民的历史》中所表明的错误的史学观念，已经证明《国民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反历史的、反常识的。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就是日本右翼的“皇国史观”的核心，是战后被民主思潮推向边缘、暂时有所收敛的“皇国史观”的沉渣泛起。作为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皇国史观”对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为神化天皇的神话抱有类似宗教般的狂信，因此“皇国史观”又集中体现为“神话史观”。用西尾的话说就是：“历史与神话等价”（同上，第116页）；“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同上，第118页）。而“神话史观”又往往意味着对中国史学、对中华文化的贬损与否定，其实质是一种反华史观。　　　　
　　　　在《国民的历史》中，西尾干二在彻底否定了中国史书对日本的文字记载的价值后，却对日本神话推崇备至。为了证明文字产生之前的神话更有价值，西尾发了一番宏论，他说：　　　　
　　　　历史并非开始于文字，文字以前也有历史。文字和言语不同，言语和行为不同。文字不及言语，言语又不及行为。与行为的一次性的深、多样性的广比较起来，言语是不完全的、表面的、浮游的；而和言语的一次性的重和多样性的复杂比较起来，文字更是不完全的、表面的。文字不具备正确传达言语世界的能力；至于行为世界，文字几乎力不能及。文字不过是记号、符号而已。西尾干二《国民の歷史》，第115页。


第一部分：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对侵略历史的全面美化（3）

　　　　这实在是一段奇文，相信稍有点语言学常识的人都会忍俊不禁。按西尾的说法，“行为”是文化的最高等级、“言语”次之，“文字”更次之。换言之，越是只有“行为”没有“言语”的人群，文化越高级，越是只有“言语”没有“文字”的人群，文化越先进。照这样的逻辑，猿猴等动物只有“行为”，没有“言语”，所以猿猴比人强；原始人只有“言语”没有“文字”，所以原始人比有“文字”的文明人更先进。西尾就是照着这个逻辑，认为当时没有“文字”的日本人，远比有了“文字”的中国人更高级，出于没有“文字”时代的日本神话，比中国史书的文字记载可靠——西尾干二教授的头脑混乱到如此程度而不自觉，还配做电器通信大学的教授吗？我在此不得不提醒西尾先生：在你看来神圣无比的记载着日本的“行为”和“言语”的神话集《古事记》，最初却是用“文字”——从中国学习过去的汉字记录和书写下来的日本语，你不会不知道吧？而《日本书纪》本来就是用汉语书写的！假如没有你瞧不起的“文字”与“汉字”，你的《古事记》还“记”得成吗？你相信《古事记》，殊不知实际上也等于相信了“文字”即汉字。除非你能证明那《古事记》不是拿文字记录下来的，而是你西尾在公元8世纪之前拿摄像机拍下来的日本人的“行为”、拿录音机录制下来的纯粹的日本人的“言语”！　　　　
　　　　西尾贬低文字（汉字）、贬低中国历史文献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其“神话史观”，以便从根本上使日本历史摆脱“中国文化圈”，满足其“皇国”优越的自恋心理。西尾明白，如果拘泥于中国史书上的“文字”的记载，日本古代“一万年文明”的论断就不能成立；只有彻底否定以记录史实为特征的中国史学，只有标榜“历史不是科学”，才能建立其“神话史观”，才能使日本跻身于“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行列。为此，西尾提出：　　　　
　　　　在广义上说，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　　　　
　　　　歌德说过：“过去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种象征。”正如艾伦斯坦·贝尔德拉姆关于历史与神话仪式的著名的命题所表述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对历史的纯粹事实加以完全的、客观的把握。关于过去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发生于过去的事件的象征和比喻。历史与过去事情的复原绝不是一回事。历史是活在现在的我们当中的新的构成物。依照这样的看法，把遥远的过去某地方的外国人所记录的东西，无原则地设定为绝对不可动摇的纯粹史实，是错误的。我们拥有从复数的诸事实中找出真实，并加以再创作的权利。西尾干二《国民の歷史》，第119页。　　　　
　　　　这段话已经把西尾的历史观表述得很清楚了。这是一种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的神秘主义史观，这也就是日本“皇国史观”的一种特色。在这种史观里，“一切的历史都是神话”，“历史与神话等价”；“历史不是科学……历史是言语的世界，是由言语支撑的不确定的人类智慧的集积，是与对未来的希望、不安、欲求紧密相